干部问责＋公众参与：应对中国环境危机
在粗放式生产方式下，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不断加大，主要污染物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民众健康状况堪忧。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院赵章元，他说：改变之道，需打破传统的惟GDP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为此需改变现有政绩考核模式，加大环保责任制，并推动公众的环保参与。以下为专访内容，见《绿叶》杂志2008年第三期。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近20年人类活动使地球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比资源再生速度快25%，照此下去，到21世纪中叶，地球的生态环境很可能面临崩溃境地。目前，生物多样性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消减：1970年以来，脊椎动物生物总量减少30%；热带物种（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衰减速度最快，大约已减少55%；地球上的物种已有半数灭绝。这是当代世界发生的最大的生态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集中出现了发达国家数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发展正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为了集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国家于2002年年底推出了33211环保工程，重点解决3河(淮河、辽河、海河)、3湖(太湖、滇池、巢湖)、2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1个城市（北京）和1个海洋（渤海）的环境保护问题。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问题，上述地区的环境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一、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
1．地表水污染态势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表明，目前全球有10多亿人在饮用“脏水”，而我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有不同程度超标，约3.6亿农村人口在饮用不合格的水。据我国多年统计，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近500亿吨/年，但199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高达1356亿吨，已超过环境容量的80％。有90%以上城市河段均受到严重污染，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大部分江河湖海出现富营养化，水华和赤潮发生频次在增加，每年给沿岸地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中，有毒赤潮产生的生物毒素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可导致人类的中毒死亡。相当多的江河湖泊污染已经不堪重负，辽河、海河出现重度污染，生态系统急剧恶化。一些地区竟出现“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可怕现象。
2．地下水的环境恶化
调查检测表明，当前我国城市地下水中的污水渗漏物已广泛存在。据1996年至2000年水质资料，大多数城市地下水预报组分呈增长趋势。增长的组分除了常规无机物外，还存在有机污染，而且局部地区还很严重，地下水中出现大量有毒物，其中不少是众所周知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物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36个大中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水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
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加速了地面污水向地下水的倒灌，浅层污染向深层发展，且不断加重。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80多个，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上海、天津、太原等城市累计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
3．大气环境在快速污染
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年，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超过60%。二氧化硫排放量至今仍在快速上升，酸雨影响面积已占1/3。酸雨控制区内酸雨污染进一步加重，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目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长期生活在可吸入颗粒物超标的环境空气中。
4．土壤环境在污染着食品
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环境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污染面积共有1.5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且每年还在以大约15%的速度递增，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主要的污染物有石油类、化肥农药类有机物、放射性元素以及重金属类等。其中有些难降解的污染物在土壤中积累，已转化为毒性更大的化合物，许多地方出现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汞、镉、铬、铅等重金属超标，一些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段土壤中发现的有害物质多达近百种。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
二、健康形势空前严峻
1．工业化国家成癌症高发区
目前，在这场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消减（热带物种衰减速度最快）、地球物种已有半数灭绝的当代世界最大的生态灾难面前，人类接受着重大的生死考验。据当今全球综合性最强的调查——《世界癌症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全球癌症发病率正在急剧上升，到2020年全球癌症发病率将上升50%,发病人数达到1500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每年新发病例数排列在最前部，生育能力普遍急剧下降。而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国家癌症发生率或死亡率最高。
2．我国民众健康状况堪忧
我国有不少地区民众已出现了多种发病率快速递增的局面，民众健康发展态势十分严峻。
一是癌症。据权威部门调查统计，我国是世界上新发癌症患者最多的国家。近30年来癌症发病率在持续上升，每年新发肿瘤病人约250万。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与五年前比上升超过三倍。城市脑癌发病率近30年来男性增加100%，女性增加50%，恶性肿瘤是我国城市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134.5/10万）。北京等城市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各种恶性肿瘤之首。
二是糖尿病。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我国2型糖尿病正处于爆发期，患者多达5000万，而且在以每天3000余人的速度递增。
三是血管病。我国即将面临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第二次高潮，心肌梗死发病率在迅速上升。北京近10年间的脑梗塞、脑出血等急性脑血管病，在35岁年龄组中男女发病率分别增长了136%和220%，全国共有高血压和高血脂类慢性病人各达1.6亿人。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心血管病死亡比例在大幅度增加，目前正处于心血管病爆发的“窗口期”，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行动，心血管病将在我国未来10年内大流行。
四是发病趋势迅速年轻化、婴儿化，上述病症逐渐扩展到中青年人身上。据北京市卫生部门统计，2005年出现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平均年龄仅为45.6岁，而只经过一年时间，2006年便下降为35.8岁。再进而令人深思的是，病魔还在向幼儿、新生儿，直至胎体进攻。沈阳市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仅七个月大的婴儿患上脑溢血。出生缺陷已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已成为出生缺陷的高发国。
3．人类生育能力面临挑战
钟南山院士说，现在广州的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再过50年很多人将不能生育，如此下去，我国人口就会迅速减少，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生物学家科尔伯恩也预言，至21世纪中叶，男性有可能基本丧失生育能力，人类也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灭绝。
科学家的话也许太悲观，人类的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一部摆脱病魔、自我救疗、对抗死神的历史，对于目前严峻的健康形势，惧怕是懦夫的表现，但无知的消极待毙更是愚蠢的表现。环境在不断改变，要想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
三、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
1．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
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新政”，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又亮出了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三把“利剑”：绿色证券。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环保总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联手，加紧研究“绿色贸易”、“绿色税收”、区域流域环境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政策，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些“环保新政”对遏制环境污染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此以外，我认为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以往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结果自然会使资源日趋枯竭，污染物日趋泛滥成灾，最后发生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应重新规划产业发展，彻底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走一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在这一模式下，环境中就没有废弃物存在，而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将会使环境保护产业创造新产值，这种生产方式将脱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型经济社会模式，促进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过程中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限制资源的浪费、降低环境的负担，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标的新型产业结构。
2．实施绿色GDP
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相当部分增长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在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下，我国必须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放弃数十年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那些悲伤的“经济目标”，改变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
应对环境资源危机应按绿色GDP进行核算，即在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加入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尽管“绿色GDP”核算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环境污染损失以及污染事故等经济损失的数据的价值量在核算上还没有统一模式，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但我们必须坚持限制政府权力，不允许透支性地使用公共资源，改变政绩考核模式，这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兼容的根本出路。
3．坚持公众参与
20多年来，我国很难看到有官员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错误而受到法律制裁。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官员要靠单纯的GDP增长来反映业绩，他们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环保。应当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多年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造成当前生态环境、民众健康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同样，如果不做好公众参与，中国的环保事业是没有出路的。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对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认真向公众做好公示、召开论证座谈会、发放问卷等，必须向公众讲明该项目的利弊。我认为，公众参与做的好坏，是检验有关部门和民众环境意识高低的重要标志，政府相关部门在转变思想观念、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等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4．建议对癌症高发区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近年来媒体连连报道，我国癌症类怪病高发区成群出现。很多居民点的癌症类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有的超过百人，有些石化工业地区，癌症发病率高出周围十几倍。山西省的一次抽查检测显示，处于亚健康或患病状态的人约占到70%，而完全健康者却成了稀罕的“奇人”。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经济发展了，病患却增多了。而且随着高发病人群的增多，病毒变异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非典、禽流感类怪病乃至灾难性事件将随时可能降临，民众健康状况可能出现更为严峻的威胁。
最令人担忧的是，在环境问题上，有关部门至今依然执迷不悟或麻木不仁，或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无实际行动。治理污染往往由于难度较大而出现搁置、推拖或回避的情况，或办事无回音，或办事效率过低，“不作为”现象较为普遍。
癌症高发区的土壤、大气、水的污染肯定相当严重，责任究竟该由谁负？若责任不明确，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应以保护广大民众的健康为准则，有必要建立一套对癌症高发病区政府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制度。
结语
对于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治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些污染是不可逆的。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为指导，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动员广大民众自己动手，开展污染防范工作。发动群众，对当地生活环境中被污染的空气、饮用水源、土壤和有毒食品采取必要的净化和防范措施，以控制环境的继续恶化。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在粗放式生产方式下，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和排放强度不断加大，主要污染物远远超过环境容量，环境不断恶化，生态系统功能退化，民众健康状况堪忧。如何改变这一现状？记者采访了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院赵章元，他说：改变之道，需打破传统的惟GDP主义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为此需改变现有政绩考核模式，加大环保责任制，并推动公众的环保参与。以下为专访内容，见《绿叶》杂志2008年第三期。
世界自然基金会发布，近20年人类活动使地球自然资源消耗的速度比资源再生速度快25%，照此下去，到21世纪中叶，地球的生态环境很可能面临崩溃境地。目前，生物多样性正以史无前例的速度消减：1970年以来，脊椎动物生物总量减少30%；热带物种（包括哺乳动物、爬行动物和鸟类）衰减速度最快，大约已减少55%；地球上的物种已有半数灭绝。这是当代世界发生的最大的生态灾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集中出现了发达国家数百年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中国的发展正愈来愈面临资源瓶颈和环境容量的严重制约。为了集中解决环境污染问题，国家于2002年年底推出了33211环保工程，重点解决3河(淮河、辽河、海河)、3湖(太湖、滇池、巢湖)、2控区(二氧化硫控制区和酸雨控制区)、1个城市（北京）和1个海洋（渤海）的环境保护问题。但由于体制和制度等问题，上述地区的环境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
一、我国的环境污染状况
1．地表水污染态势
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报告表明，目前全球有10多亿人在饮用“脏水”，而我国城镇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有不同程度超标，约3.6亿农村人口在饮用不合格的水。据我国多年统计，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近500亿吨/年，但1996年全国废水排放总量高达1356亿吨，已超过环境容量的80％。有90%以上城市河段均受到严重污染，并呈逐年加重趋势。大部分江河湖海出现富营养化，水华和赤潮发生频次在增加，每年给沿岸地区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其中，有毒赤潮产生的生物毒素通过食物链的传递作用，可导致人类的中毒死亡。相当多的江河湖泊污染已经不堪重负，辽河、海河出现重度污染，生态系统急剧恶化。一些地区竟出现“有河皆枯、有水皆污”的可怕现象。
2．地下水的环境恶化
调查检测表明，当前我国城市地下水中的污水渗漏物已广泛存在。据1996年至2000年水质资料，大多数城市地下水预报组分呈增长趋势。增长的组分除了常规无机物外，还存在有机污染，而且局部地区还很严重，地下水中出现大量有毒物，其中不少是众所周知的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物质。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有136个大中城市地下水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地下水面临十分严峻的局面。
大面积地下水漏斗，加速了地面污水向地下水的倒灌，浅层污染向深层发展，且不断加重。全国已形成区域地下水降落漏斗180多个，面积达19万平方公里，上海、天津、太原等城市累计最大沉降量超过2米。
3．大气环境在快速污染
我国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为1927万吨/年，烟尘排放量为1013万吨，工业粉尘排放量为941万吨。城市空气质量达不到二级标准的超过60%。二氧化硫排放量至今仍在快速上升，酸雨影响面积已占1/3。酸雨控制区内酸雨污染进一步加重，已发展成为世界三大酸雨区之一。目前大多数城市人口长期生活在可吸入颗粒物超标的环境空气中。
4．土壤环境在污染着食品
我国大多数城市近郊土壤环境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全国污染面积共有1.5亿亩，约占耕地总面积的1/10以上，且每年还在以大约15%的速度递增，多数集中在经济较发达地区。其主要的污染物有石油类、化肥农药类有机物、放射性元素以及重金属类等。其中有些难降解的污染物在土壤中积累，已转化为毒性更大的化合物，许多地方出现粮食、蔬菜、水果等食物中汞、镉、铬、铅等重金属超标，一些受污染较为严重的地段土壤中发现的有害物质多达近百种。全国每年因重金属污染的粮食达1200万吨，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引发各种疾病。
二、健康形势空前严峻
1．工业化国家成癌症高发区
目前，在这场生物多样性以空前速度消减（热带物种衰减速度最快）、地球物种已有半数灭绝的当代世界最大的生态灾难面前，人类接受着重大的生死考验。据当今全球综合性最强的调查——《世界癌症报告》提供的证据表明，全球癌症发病率正在急剧上升，到2020年全球癌症发病率将上升50%,发病人数达到1500万。其中肺癌和乳腺癌每年新发病例数排列在最前部，生育能力普遍急剧下降。而美国、意大利、澳大利亚等工业化国家癌症发生率或死亡率最高。
2．我国民众健康状况堪忧
我国有不少地区民众已出现了多种发病率快速递增的局面，民众健康发展态势十分严峻。
一是癌症。据权威部门调查统计，我国是世界上新发癌症患者最多的国家。近30年来癌症发病率在持续上升，每年新发肿瘤病人约250万。女性乳腺癌发病率与五年前比上升超过三倍。城市脑癌发病率近30年来男性增加100%，女性增加50%，恶性肿瘤是我国城市居民主要的死亡原因（134.5/10万）。北京等城市肺癌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已居各种恶性肿瘤之首。
二是糖尿病。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糖尿病患者最多的国家，我国2型糖尿病正处于爆发期，患者多达5000万，而且在以每天3000余人的速度递增。
三是血管病。我国即将面临心脑血管病发病的第二次高潮，心肌梗死发病率在迅速上升。北京近10年间的脑梗塞、脑出血等急性脑血管病，在35岁年龄组中男女发病率分别增长了136%和220%，全国共有高血压和高血脂类慢性病人各达1.6亿人。据流行病学调查，我国心血管病死亡比例在大幅度增加，目前正处于心血管病爆发的“窗口期”，如不采取及时有效的干预行动，心血管病将在我国未来10年内大流行。
四是发病趋势迅速年轻化、婴儿化，上述病症逐渐扩展到中青年人身上。据北京市卫生部门统计，2005年出现血管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平均年龄仅为45.6岁，而只经过一年时间，2006年便下降为35.8岁。再进而令人深思的是，病魔还在向幼儿、新生儿，直至胎体进攻。沈阳市儿童医院接诊了一名仅七个月大的婴儿患上脑溢血。出生缺陷已成为我国婴儿死亡、儿童和成人残疾的主要原因之一，我国已成为出生缺陷的高发国。
3．人类生育能力面临挑战
钟南山院士说，现在广州的肠癌、妇女宫颈癌、卵巢癌的发病率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如果不采取措施，再过50年很多人将不能生育，如此下去，我国人口就会迅速减少，后果不堪设想。美国生物学家科尔伯恩也预言，至21世纪中叶，男性有可能基本丧失生育能力，人类也可能会在一代人的时间里灭绝。
科学家的话也许太悲观，人类的历史事实上也就是一部摆脱病魔、自我救疗、对抗死神的历史，对于目前严峻的健康形势，惧怕是懦夫的表现，但无知的消极待毙更是愚蠢的表现。环境在不断改变，要想捍卫自己的生存权利，就必须保护好生态环境！
三、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刻不容缓
1．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
为了治理环境污染，国家环保总局和有关部门联合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新政”，继“绿色信贷”、“绿色保险”之后，又亮出了环境经济政策方面的第三把“利剑”：绿色证券。据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透露，环保总局将继续与相关部门联手，加紧研究“绿色贸易”、“绿色税收”、区域流域环境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政策，最终形成完整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这些“环保新政”对遏制环境污染必将起到积极的作用。
除此以外，我认为改变经济发展模式已是刻不容缓，必须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按照以往的物质单向流动的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污染物排放”——结果自然会使资源日趋枯竭，污染物日趋泛滥成灾，最后发生资源与环境的危机。为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而以生态理念为基础，应重新规划产业发展，彻底改变这种经济发展模式，走一种按照自然生态系统物质反复循环流动的循环经济发展模式——“资源→产品→再生资源→再生产品”——在这一模式下，环境中就没有废弃物存在，而只有放错位置的资源。
发展循环经济将会使环境保护产业创造新产值，这种生产方式将脱离“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传统型经济社会模式，促进在生产、流通、消费、废弃整个过程中对物资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限制资源的浪费、降低环境的负担，逐步实现以清洁生产和资源节约为目标的新型产业结构。
2．实施绿色GDP
近30年来，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由于资源的浪费、生态的退化和环境污染的严重，相当部分增长是通过自然资本损失和生态赤字所换来的：在中国经济增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在这种严峻的环境形势下，我国必须改革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放弃数十年计划经济留下来的那些悲伤的“经济目标”，改变以破坏环境为代价换取GDP增长的经济增长方式。
应对环境资源危机应按绿色GDP进行核算，即在传统国民生产总值的基础上，考虑加入环境成本和资源成本，体现国民经济增长的净正效应。尽管“绿色GDP”核算需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困难很大，环境污染损失以及污染事故等经济损失的数据的价值量在核算上还没有统一模式，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但我们必须坚持限制政府权力，不允许透支性地使用公共资源，改变政绩考核模式，这是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兼容的根本出路。
3．坚持公众参与
20多年来，我国很难看到有官员因污染环境、破坏生态的错误而受到法律制裁。在传统的发展思路引导下，政府要财政收入，企业要短期利润，官员要靠单纯的GDP增长来反映业绩，他们不会将主要精力放在环保。应当看到，我国环境保护多年来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公众参与的民主法制机制不足是造成当前生态环境、民众健康严重恶化的重要原因。世界环保事业的最初推动力量来自于公众，没有公众参与就没有环境运动。同样，如果不做好公众参与，中国的环保事业是没有出路的。为此，国家环保总局对于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要认真向公众做好公示、召开论证座谈会、发放问卷等，必须向公众讲明该项目的利弊。我认为，公众参与做的好坏，是检验有关部门和民众环境意识高低的重要标志，政府相关部门在转变思想观念、环境信息公开化、环境决策民主化等方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4．建议对癌症高发区干部进行责任追究
近年来媒体连连报道，我国癌症类怪病高发区成群出现。很多居民点的癌症类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有的超过百人，有些石化工业地区，癌症发病率高出周围十几倍。山西省的一次抽查检测显示，处于亚健康或患病状态的人约占到70%，而完全健康者却成了稀罕的“奇人”。这是我们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实：经济发展了，病患却增多了。而且随着高发病人群的增多，病毒变异随时随地可能发生，非典、禽流感类怪病乃至灾难性事件将随时可能降临，民众健康状况可能出现更为严峻的威胁。
最令人担忧的是，在环境问题上，有关部门至今依然执迷不悟或麻木不仁，或只停留在口头上，并无实际行动。治理污染往往由于难度较大而出现搁置、推拖或回避的情况，或办事无回音，或办事效率过低，“不作为”现象较为普遍。
癌症高发区的土壤、大气、水的污染肯定相当严重，责任究竟该由谁负？若责任不明确，问题将长期得不到解决。执政为民，以人为本，政府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应以保护广大民众的健康为准则，有必要建立一套对癌症高发病区政府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制度。
结语
对于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治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甚至有些污染是不可逆的。要想改变这一现状，我们就必须以科学发展观和建设生态文明为指导，打破传统的发展模式，走循环经济的发展道路。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动员广大民众自己动手，开展污染防范工作。发动群众，对当地生活环境中被污染的空气、饮用水源、土壤和有毒食品采取必要的净化和防范措施，以控制环境的继续恶化。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