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底是谁的长江,谁的三峡?


  蓝藻逼近、泥沙淤积,正一步步威胁着三峡水库。在各类专家乃至参加两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们都将目光紧锁于三峡生态危机之上,众多议案、提案以及研究报告直指三峡问题之时,这样一个死结却始终没有被解开———到底是谁的长江,谁的三峡?

  是重庆的?湖北的?还是四川、贵州或者青海的?

  是水利部的?环保总局的?还是农业部、国土部的?

  信报特派记者 周季钢 彭光灿

  北京报道

  两会期间的北京暖阳高照,但这却让在京参加两会的全国政协委员、西南大学环境学院博导谢德体眉头紧蹙。他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时而抬头看看窗外,喃喃自语道:“不知道重庆的天气咋样了?”

  谢德体是重庆代表团中为数不多的“三朝元老”,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已有11个年头。他之所以如此为天气而紧张,是因为已严重富营养化的三峡水库,可能因为近来充足的阳光和上升的水温而发生“水华”现象,

  “‘水华’一般在3月到5月期间开始出现”。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水中浮游生物大量滋生,让水面呈红色、棕色或其他“华彩”。其中,包括蓝藻形成的蓝色。

  太湖蓝藻事件,成为2007年度中国人心中最沉痛的教训之一。而在谢德体看来,若三峡库区不及时治理,“太湖、滇池的今天,就会成为三峡的明天。”

  悄然盛开的恶之花

  当举世闻名的三峡工程竣工,让中国再一次震诧世界时,危险其实也在悄然跟进。

  2007年6月27日,重庆市环保局对外界表示:三峡蓄水后,库区个别支流出现蓝藻,为此重庆决定2008年新建污水处理厂29座,对库区13条一级支流进行集中整治。

  而湖北《楚天都市报》更是进一步披露: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07年4月,在三峡水库135米蓄水过程中和蓄水后局部时段,库区的香溪河等12条支流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水华现象。监测表明,2004年库区支流累计发生水华6起;2005年累计发生水华19起;2006年仅2-3月,就累计发生水华10余次———支流库湾水华呈现加重、扩大的趋势。

  究其原因,不外乎三峡库区水质污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加之蓄水后江水流速降低,致使大量氮、磷等有机物质滞留库区,促成藻类猛长。

  从公开的数据来看,三峡蓄水后,回水区水流减缓,严重的只有1.2厘米/秒,几乎不再流动;而近年来三峡库区年废水排放总量已超过10亿吨,其中绝大部分未经处理,污染问题更加突出。

  这一切信息,在2007年10月25日前,还只是零星散见于各大媒体的新闻报道之中。而在25日这天出版的某中央级报纸中,则首次披露了中国政府高级官员———国务院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汪啸风对整个三峡生态环境的担忧。汪啸风警告,如果政府不迅速采取行动,三峡大坝可能导致环境灾难,“决不能以损失生态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繁荣。”

  实际上,这些信息对于长期奔走在三峡库区的谢德体而言,并不是“新闻”———最新的进展是,他决定在这几天提交委员提案,吁请中央就三峡库区支流回水区的富营养化问题,采取切实的行动。“水华被人们形象地称为‘生态癌’!”

  谢德体向记者表示,一般来说在三峡流域的主干道不容易出现水华现象,但是在两条河流(如长江及其支流)交汇、容易出现“回水”的区域,出现的几率就相当高;而两条河流交汇处则往往就是城市所在地。譬如,重庆主城位于嘉陵江和长江汇流区域、涪陵在乌江和长江交汇处,等等。

  代表委员纷纷聚焦

  从记者目前掌握的材料来看,除了谢德体对三峡生态问题表示关注外,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副市长谭栖伟也不约而同的将议案重点,着眼于此。谭栖伟将在两会上提交以下3份议案:《关于加快实施<三峡库区及其上游水污染防治修编规划(2006—2010年)>的建议》、《关于三峡水库175米蓄水必须解决库区有关地质安全问题的建议》以及《关于建立三峡库区地质灾害投入长效机制的建议》。

  “三峡生态恶化让人揪心。”全国政协委员李钺锋称,他决定向两会提交《建立以三峡库区为重点的长江流域生态体系,切实维护长江生态安全的提案》。而重庆籍全国政协委员陈景秋甚至还算了一笔账:按照现状,三峡工程将在179年后被泥沙填满!

  据有关专家测算,三峡大坝蓄水后,坝前水流速率由每秒2.66米降至每秒0.38米,降低了7倍。而随着水的流速大幅减缓,三峡库区流水挟带泥沙能力明显下降。据悉,三峡工程建设之初,每年有5.33亿吨泥沙进入库区,如果这些泥沙全部滞留库区,后果难以想象。

  若不切实做好保护,“损失之大,波及范围之广,影响之恶劣均无法想象,那将是整个库区甚至整个国家都不能承受之重……”谢德体在提案中写道。

  解决方式五花八门

  在议案提案中,从不同角度纷纷对三峡生态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个代表委员也提出了自己的解决之道。但从总的来看,都要求中央在三峡生态问题的治理上,提供资金的倾斜和智力的支撑。

  李钺锋提出,解决三峡问题有三大法宝:一是加强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二是加强环境污染监测与治理;三是发展绿色生态产业链。他提议在三峡库区建设循环型生态农业示范园区,并实施规模化养殖畜禽。

  谢德体则认为,控制三峡库区水的富营养化,最为重要的是加强对上游来水的监控,建立预警体系。“三峡问题不仅仅是重庆的问题,需要长江上游流域各个省市之间的联动,包括四川、贵州乃至青海。”谢德体说:“即使重庆把污水排放控制住了,但如果上游排污的状况得不到改变,那又有什么用呢?”

  然而,要加强对长江上游来水的监控,并非想象中的那么简单。除了涉及到的省市颇多之外,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名誉所长吴敬琏还曾列举出三峡水库管理的多个部门———水利、农业、国土、环保、交通、市政乃至工业等多个部门———而它们又分属不同的中央部委。

  “这一繁杂且臃肿的管理体制,正是中国江河危机频现的根本原因!”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胡星斗列举了太湖水污染危机、淮河水污染危机等案例后,得出了以上结论。

  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北京办事处淡水项目主任、中科院地理所博士李利锋更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九龙治水”的机制表面上“集中了众多部门的力量”,但事实上并不能达到“团结治水”的目的,客观上反而鼓励了各地区、各职能部门从局部利益、单一目标出发,对水资源的某些功能进行“分而治之”。

  “这就像天上有9个太阳,谁来充当这个后羿呢?”胡星斗问道。

  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大学校长李晓红更是直陈三峡水库管理体制之弊:一是部门分割和条块分割明显,库区环境保护的有效性大打折扣;二是水域功能界定不清。三峡水库究竟界定为湖泊还是河流?一直没有定论,必然导致管理的混乱;三是水资源开发政策不明确。不同地区、不同的行业部门盲目、无序的开发;四是环保监测资料不能共享。研究资料“数出多门”、指标混乱,没有可比性,起不到决策参考作用。

  特设机构呼之欲出?

  李利锋说,河流治理与防污是一项系统工程,单靠某一部门不能解决问题,靠多头管理也不能解决问题。针对我国河流的特点,应加强跨部门、跨地区的协调,加快实施流域综合管理措施。

  事实上,国家有关部门已经意识到这一问题,也在积极探求新的解决思路。2007年5月15日,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务院三峡办的专家组成的三峡水库管理体制调研组一行来到重庆,为三峡水库管理“把脉”。第二天上午,调研组一行,听取了重庆市政府关于三峡水库管理的情况汇报。

  谭栖伟代表重庆市政府建议:国家应建立权威的三峡水库管理机构,在国务院三峡办的基础上实现职能的整体转换,承担三峡水库的综合管理。

  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事实是,2007年8月,《中国水务行政管理体制研究》课题组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了我国水务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几个方案:其一为成立国家水务管理委员会。在中央层面,由主管水资源与水环境的副总理牵头,以水利部为主体,合并环保总局、建设部、农业部等部委水务行政管理的相关职能部门,成立国家水务监督委员会;其二,成立具有相当权力的流域管理委员会。流域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授权成立,与水利部、建设部等部平级;其三,则是成立垂直管理的水环境管理体制,将环保部门实行垂直管理。

  就三峡库区而言,“做好其正式运行期间的常规管理,必须考虑建立一个与工程安全运行相协调,并兼顾上下游平衡发展的水库管理新体制。”李晓红说。

  就此,李晓红建议:“可以考虑建立国家三峡水库行政管理机构,同时建立一个有国家部门、地方政府和枢纽运行等相关单位参加的水库管理委员会,实现对三峡水库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