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刘伟 单伟
[摘要]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研究它的形成不仅在学术上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借鉴价值。本文利用新的中文资料和俄文资料，试图分析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共之所以丧权，苏联之所以瓦解，其根源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时间，国内外史学界看法各异，笔者认为它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初步阶段和强化阶段。
一、“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初步阶段
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初步阶段从1923年到1929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官僚等级名录制的创立和党内政治对手的消灭。
首先，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官僚等级名录制使拥有职位的领导干部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
其次，消灭党内政治对手，是斯大林强化“官僚特权阶层”的必要前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个人集权的发展趋势非常关注，出于不同目的和动机，先后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上世纪20年代的联共(布)党内，斯大林论影响不如托洛茨基，论资格不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理论水平更不如布哈林，为何能在党内斗争中仅以六七年的时间连续战胜各“反对派”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理论上，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较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教条主义有更多的正确成分。事实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不仅有客观可能性，而且在苏联人民因欧洲革命迟缓而对革命前景感到迷惘的时候，能给他们以希望和心理上的安慰。而反对派在理论上要软弱得多。从实践角度看，斯大林的“稳妥”的农民政策和“适度”的工业化速度主张比左翼反对派提出向农民进攻的建议和“超工业化”的主张明显正确；又比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计划更多的照顾了人民高昂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1]
政治上，斯大林处于有利地位：有列宁忠实学生的形象，又掌握着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党员严格的集中制使党内不同政见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他们只有放弃观点。由于斯大林操纵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利用党的组织纪律和十大的决议使反对派就范。
在上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排除了党内的纷争和国内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保证了这一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同时党内斗争的结局导致党中央和斯大林进一步的集权。“斯大林在2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助手的圈子，他们支持斯大林在任何领域中的任何事情，包括国际事务。他们帮助斯大林制定政治路线，彼此之间是官僚机构中相互联系的‘环’。”[2]党内民主范围越来越小，延缓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妨碍了政治体制中制衡体系的建立。这时的高度集中在党中央和斯大林个人手中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
1929年，斯大林扫除了所有权力竞争对手，确定了党内独尊的地位。这一年，被称为“大转折”的一年。
二、“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强化阶段
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强化阶段从1929年到1953年，这一阶段也是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阶段。
第一，削减监督职能，为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打开方便之门。
列宁晚年提醒全党要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必须加大权力的监督力度。他建议召开的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改组工农检察院，把工农检察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让合并后的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应享有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这次大会其权限较之11大少了很多。“1934年联共(布)召开第17次代表大会，大会公然违背列宁的遗愿，决定把党政监督机关重新分开，撤销工农检察院，其机关转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指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兼任。至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完全成为中央委员会一个下属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监督下级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执行情况，监督职能用于保护上级领导，制约下属。这时的监督委员会彻底失去了列宁所赋予的工作性质和独立性，成了维护独裁专政的工具。”[3]“20年代工农检查院接受了考察外省基层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情况的任务后很快发现，这些工作人员对本机关的情况及如何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都一无所知。工农检察院新任领导人雅·阿·雅柯夫列夫承认自己没有经验，不理解为什么在没有得到顶头上司的直接指示之前，中央的任何部署都无法在地方上落实。”[4]
监察制度遭到严重削弱，破坏了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的代表大会在斯大林那里变得可有可无。“列宁时期俄共(布)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自1925年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后，苏共的党代表大会就不能如期召开，相隔的时间逐次增加。1927年第15大(相隔2年)，1930年第16大(相隔3年)，1934年第17大(相隔4年)，1939年第18大(相隔5年)，此后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一年，即1952年才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相隔13年)。”[5]
第二，总书记集权为“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增设中央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来担任。同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成员，个人的权力越来越大。“书记处逐渐不再是从属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而是听命于另有一套人马的斯大林办公室。全党的重大决策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6]
到了30年代，总书记一职从书记处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政治局、组织局的最高领导，进而也成了全党的领袖。不仅如此，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是党的化身，而且成了国家的代表。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这部宪法因而也被称为“斯大林宪法”。
1952年，苏共19大决定把政治局改组为党中央“主席团”，同时撤销组织局，把党中央的日常组织工作集中交给书记处处理。斯大林虽然在名义上不再担任总书记，只是在几个书记中名列第一，但斯大林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早已固定下来，并无变化。
总书记领导体制形成后，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不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了。在斯大林后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斯大林采取“私下聚餐的方式。往往是政治局委员接到邀请后，改到斯大林的郊外别墅孔策沃，在席间闲谈聊天，觥筹交错之后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7]
第三，斯大林家族和官僚的“特权”使官僚化现象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说，“1948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上任之后，就着手对空军拨给军区司令部办公用的中央机构大楼进行重新装修，为此花了几百万卢布，确切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根据我的指示，这些钱大部分是用于大楼过分豪华的装修以及在德国定做价格昂贵的办公家具上面。1951年11月，我计划在中央机场建造一个长度为50米的游泳池，并且已经开始施工了。这项工程已经耗费了资金4百万卢布。”[8]
而且瓦西里把莫斯科军区空军军官战斗和体能训练的经费用于“狩猎场”的开销。他去打猎乘坐的是“道格拉斯”飞机。同时还有专机用于同莫斯科进行联络和往猎场运送食品、白酒和红酒。
在1952年期间，瓦西里占用水运部的汽艇长达一年之久，为此，莫斯科军区空军花费了约7万卢布使用费。他还挪用了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自动电话站。不仅在别墅的各个房间，而且在走廊、浴室、卫生间、牲口棚、甚至别墅的更衣室里安装了电话。
在新地点办公以后，瓦西里把那栋建筑物装修得有如艺术馆一般。为此感到非常骄傲的不仅是瓦西里本人，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军官和将军们。对此，作家B·波利扬斯基是这样描述的：“从德国运来一车皮一车皮的建筑材料、大理石等贵重装饰材料、卫生技术设备、办公室用的家具、地毯等等把司令部建成了一座华丽的宫殿：一系列巍峨的廊柱托住它的圆顶，空军的旗帜在其上高高飘扬。在这座宫殿里有无数的办公室、接待室、礼堂等，处处都有华贵的家具、地毯、挂毯……”[9]
斯大林的女儿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同样的享受着“特殊待遇”。“我在11年的时间里一直享用着茹科夫卡别墅村的别墅，以及从苏联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的权力。这些都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总务局管辖。”[10]
“官僚特权阶层”与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大。“领导干部背着广大群众享受特权，如高薪金、高奖金、‘第13个月的工资’、特供和其他福利，他们的职权同样也扩大了。官员还高明地利用了其他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并增加收入，同时巧妙地避开一切可能的检查和监督。”[11]战后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差距进一步扩大。“革命刚刚胜利时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同高级官员每月薪金的比例是1：5。二次大战后，如果不只计算正式的直接货币薪金，而是计算整个收入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就达到1：40，1：50，少数甚至达到1：100”。[12]至于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本人，他们的生活费用根本无从计算。无数的别墅和私宅，大量的服务和警卫人员，每处每年的开销都达数百万卢布之多。“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资料的记载，30年代末(1937-1939年)的情况使党的领导人感到非常不安。国民经济中总就业率提高了10.3%，而工资基金总额提高了41%。同时各种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官员数量从1937年3月到1939年9月增加了26.6%，其中，在苏联和各共和国的中央机构以至区级的下级机构的官员数量增加了50%多，他们的工资基金也增加了66.5%。”[13]党机关的工资不断的增长，这引起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党机关的权威急剧地下降。
“官僚特权阶层”得到工资以外的“红包”。斯大林经常给“官僚特权阶层”发放工资以外的“红包”，有的数额惊人。莫洛托夫在同苏联作家邱耶夫的谈话中说到：“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4]钱袋里的附加款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送，不上税。
第四，个人崇拜把“官僚特权阶层”的官僚化推到顶点。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削弱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以及消灭“反对派”加强专政机构和扩大专政对象等做法，除了他在理论上犯有错误等原因外，就是他追求个人权力和荣誉。容不得反对意见，容不得妨碍他运用权力的各种制度，崇奉并实行个人集权的制度。
斯大林建立的“斯大林秘书处”，是他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不公开的机构。“斯大林秘书处的职责：一是预先讨论和拟定党和国家的政策，然后提交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二是提供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预选名单；三是负责斯大林的安全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改组中央委员会保密局，规定它归斯大林一人直接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应比其他机构发给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额高出30%-40%。”[15]由此看出这些领导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当然斯大林也未曾使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他却驾驭了这个机构并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斯大林不仅动用了鞭子，也端出了蜜糕(如高工资、票证、官衔、勋章、制服等等)”。[16]“效果更好，成效更大的不是‘皮鞭’政策，而是‘蜜糖饼干’政策。与政权初期不同的是，官员的处境较之工人有了改善。官员在住房、社会福利、子女入学及入党方面都与工人‘平等’。然而这种倾向实际上并未导致什么‘平等’，却导致了特权阶层的出现并使意识形态适应高中级官员统揽政权的局面。”[17]
1929年揭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1934年的联共(布)17大，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便热烈颂扬斯大林，称他为“天才的领袖”。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党史科学开始传播个人崇拜。1929年l2月21日出版的《真理报》共有八版，其中大部分版面是奉献给斯大林的。而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尤其引人注意。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与党》一文中认为斯大林起到了党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作用，‘奠定了党的最初的基石，创建了党的最初的小组’，把《真理报》组织者的作用归于斯大林名下等等”。无疑，卡冈诺维奇知道斯大林在某些时期的严重错误和动摇，但他不顾历史的真实写道：“从地下活动起直到夺取政权后的整个期间，斯大林在自己全部的党政活动中没有离开过列宁，从没有左右或人为动摇，是坚决和一贯地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彻底的政策，这正是他的最优秀的和最突出的特征。”[18]“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一文不顾事实，过分夸大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作者写道：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大概是中央委员会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的唯一的一个人，哪里最危险，哪里对革命最紧急，就派他到哪里去。”[19]
“斯大林个人崇拜在党史科学中的影响是整个个人崇拜形成的组成部分。随着大量书籍和口头宣传把党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同一个人物——斯大林联系在一起，随着斯大林被视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而同列宁并驾齐驱，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党史科学的影响逐渐强化。党的所有历史时期都突出斯大林的功绩，特别是突出他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进程中的功绩。正是由此而降低了列宁作为理论家、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有关列宁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的许多次非常紧张的活动的实情被隐瞒不提了。广为散布‘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这一公式。其结果是，斯大林进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行列。”[20]
联共(布)17大后，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1935年7月，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竭力颂扬斯大林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随后，该报告编印成书，公开出版。书中第一次用大量材料详细论述斯大林的政治斗争经历，颂扬斯大林在党的创建和巩固时期的伟大功绩。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的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斯大林被说成“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最后均由斯大林个人来做决定。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苏联为此举办了极其奢华的盛大庆典。后来，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老态龙钟的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而全体代表起立欢呼竟达15次。[21]
从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中，可以看出“官僚特权阶层”具有以下特征：排他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没有任何与整个阶级不同的特殊原则，而“官僚特权阶层”维护了官僚统治集团的特权。官官相护，拉帮结伙，勾心斗角；虚伪性，“官僚特权阶层”言行不一。对党的宗旨阳奉阴违。使党和社会主义的威望丧失。保守性，这些人保守僵化，只求稳定，没有提出“改革”，只是“改良”；垄断性，这个阶层垄断党、政、军、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力，扼杀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贪婪性，“官僚特权阶层”利用权力掠夺和侵吞国家和社会财富，这张“大口”没有“吃饱”的时候，欲望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他们成为苏联政权的颠覆者。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了，这个阶层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乃至特殊的文化和心态。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名曰“人民公仆”，实则“地道的老爷”。
参考文献：
[1]李宗舆.斯大林模式研究[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Емельянов，Сталинпутьквласть(1879-1929)историяличность，М.，Вече，2002.
[3]李春隆.苏联文化革命与苏联解体[J].东北亚论坛，2002，(4).
[4][11][13][17]М.Левин，БюрократияиСталинизм，Вопросыистория，1995.No.3.
[5]陈之骅、吴恩远、马龙闪.苏联兴亡史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6]孔寒冰.当代各国政治体制—俄罗斯[M].兰州大学出版社，1998.
[7][12]丁笃本.苏联政体与官制史[M].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8][10][21]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9][俄]苏霍姆利诺夫著，李惠生、黄志渊译.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M].2002.
[12]徐景学.斯大林政治制度建设的经验和教训[J].北方论丛，1994，(6).
[14]刘克明.论苏联共产党的官僚特权阶层[J].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3).
[15]沈志华.苏联历史档案选编(11)[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
[16][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贾连义、王器等译.政治日记(选编)[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18][19]原载1929年12月21日真理报.
[20]林利、姜长斌译.在改革的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择[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李秀华
■刘伟 单伟
[摘要]苏联的“官僚特权阶层”形成于斯大林时期，研究它的形成不仅在学术上具有意义，而且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也具有借鉴价值。本文利用新的中文资料和俄文资料，试图分析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
苏共之所以丧权，苏联之所以瓦解，其根源很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党内出现了一个“官僚特权阶层”。苏联“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时间，国内外史学界看法各异，笔者认为它形成于斯大林时期，分为两个阶段：初步阶段和强化阶段。
一、“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初步阶段
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初步阶段从1923年到1929年，这一阶段的标志是官僚等级名录制的创立和党内政治对手的消灭。
首先，在列宁尚未去世但已不能主持工作的情况下，斯大林运用手中掌握的“无限权力”，特别是分配干部的权力，创立了官僚等级名录制。官僚等级名录制使拥有职位的领导干部逐渐转化为拥有自己利益、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等特殊的社会集团。
其次，消灭党内政治对手，是斯大林强化“官僚特权阶层”的必要前提。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等当时的政治局委员对斯大林的个人集权的发展趋势非常关注，出于不同目的和动机，先后进行了不同形式的斗争，最终都以失败告终。
在上世纪20年代的联共(布)党内，斯大林论影响不如托洛茨基，论资格不如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论理论水平更不如布哈林，为何能在党内斗争中仅以六七年的时间连续战胜各“反对派”呢?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理论上，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是列宁思想的继续和发展，较之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和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的教条主义有更多的正确成分。事实上“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当时不仅有客观可能性，而且在苏联人民因欧洲革命迟缓而对革命前景感到迷惘的时候，能给他们以希望和心理上的安慰。而反对派在理论上要软弱得多。从实践角度看，斯大林的“稳妥”的农民政策和“适度”的工业化速度主张比左翼反对派提出向农民进攻的建议和“超工业化”的主张明显正确；又比布哈林的“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的计划更多的照顾了人民高昂的革命和建设的热情。[1]
政治上，斯大林处于有利地位：有列宁忠实学生的形象，又掌握着党的组织。除此之外，党员严格的集中制使党内不同政见缺乏正常的表达渠道。任何公开的，合法的反对派都不再可能存在，他们只有放弃观点。由于斯大林操纵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利用党的组织纪律和十大的决议使反对派就范。
在上世纪20年代的党内斗争排除了党内的纷争和国内政治中的不稳定因素，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在党中央周围，保证了这一时期苏联政治体制的主要任务的完成。同时党内斗争的结局导致党中央和斯大林进一步的集权。“斯大林在20年代就建立了自己助手的圈子，他们支持斯大林在任何领域中的任何事情，包括国际事务。他们帮助斯大林制定政治路线，彼此之间是官僚机构中相互联系的‘环’。”[2]党内民主范围越来越小，延缓了社会民主化的进程，妨碍了政治体制中制衡体系的建立。这时的高度集中在党中央和斯大林个人手中成了不受任何约束的权力。
1929年，斯大林扫除了所有权力竞争对手，确定了党内独尊的地位。这一年，被称为“大转折”的一年。
二、“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强化阶段
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强化阶段从1929年到1953年，这一阶段也是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形成的重要阶段。
第一，削减监督职能，为党政机关的官僚化打开方便之门。
列宁晚年提醒全党要防止国家机关官僚化，必须加大权力的监督力度。他建议召开的党的第12次代表大会改组工农检察院，把工农检察院与中央监察委员会合并起来，让合并后的新的监察机构拥有与党中央平行的权力，其成员“应享有中央委员会的一切权力”，这次大会其权限较之11大少了很多。“1934年联共(布)召开第17次代表大会，大会公然违背列宁的遗愿，决定把党政监督机关重新分开，撤销工农检察院，其机关转给苏联人民委员会苏维埃监察委员会，并由该委员会领导；中央监察委员会改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该委员会主席不是经选举产生，而是指派一名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书记兼任。至此，中央监察委员会完全成为中央委员会一个下属部门，其主要任务是监督下级对中央委员会的决议执行情况，监督职能用于保护上级领导，制约下属。这时的监督委员会彻底失去了列宁所赋予的工作性质和独立性，成了维护独裁专政的工具。”[3]“20年代工农检查院接受了考察外省基层机关工作人员工作情况的任务后很快发现，这些工作人员对本机关的情况及如何完成上级交办的任务都一无所知。工农检察院新任领导人雅·阿·雅柯夫列夫承认自己没有经验，不理解为什么在没有得到顶头上司的直接指示之前，中央的任何部署都无法在地方上落实。”[4]
监察制度遭到严重削弱，破坏了党的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党的代表大会在斯大林那里变得可有可无。“列宁时期俄共(布)实行党代表大会年会制，即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而自1925年党的第14次代表大会后，苏共的党代表大会就不能如期召开，相隔的时间逐次增加。1927年第15大(相隔2年)，1930年第16大(相隔3年)，1934年第17大(相隔4年)，1939年第18大(相隔5年)，此后一直到斯大林去世前一年，即1952年才召开第19次代表大会(相隔13年)。”[5]
第二，总书记集权为“官僚特权阶层”的“特权”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1922年4月，俄共(布)中央全会决定增设中央总书记一职，由斯大林来担任。同时他还是中央政治局、组织局的成员，个人的权力越来越大。“书记处逐渐不再是从属于中央政治局和组织局，而是听命于另有一套人马的斯大林办公室。全党的重大决策权集中到少数人手中。”[6]
到了30年代，总书记一职从书记处的最高领导变成了政治局、组织局的最高领导，进而也成了全党的领袖。不仅如此，总书记斯大林不仅是党的化身，而且成了国家的代表。1936年苏联通过新宪法时，党的总书记斯大林担任宪法修改委员会主席并在大会上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这部宪法因而也被称为“斯大林宪法”。
1952年，苏共19大决定把政治局改组为党中央“主席团”，同时撤销组织局，把党中央的日常组织工作集中交给书记处处理。斯大林虽然在名义上不再担任总书记，只是在几个书记中名列第一，但斯大林个人集权的领导体制早已固定下来，并无变化。
总书记领导体制形成后，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也不按照党章规定定期召开了。在斯大林后期，甚至政治局也很少正式开会。斯大林采取“私下聚餐的方式。往往是政治局委员接到邀请后，改到斯大林的郊外别墅孔策沃，在席间闲谈聊天，觥筹交错之后决定国家的大政方针。”[7]
第三，斯大林家族和官僚的“特权”使官僚化现象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约瑟夫维奇说，“1948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军区空军司令员，上任之后，就着手对空军拨给军区司令部办公用的中央机构大楼进行重新装修，为此花了几百万卢布，确切的数字我已经记不清楚了。根据我的指示，这些钱大部分是用于大楼过分豪华的装修以及在德国定做价格昂贵的办公家具上面。1951年11月，我计划在中央机场建造一个长度为50米的游泳池，并且已经开始施工了。这项工程已经耗费了资金4百万卢布。”[8]
而且瓦西里把莫斯科军区空军军官战斗和体能训练的经费用于“狩猎场”的开销。他去打猎乘坐的是“道格拉斯”飞机。同时还有专机用于同莫斯科进行联络和往猎场运送食品、白酒和红酒。
在1952年期间，瓦西里占用水运部的汽艇长达一年之久，为此，莫斯科军区空军花费了约7万卢布使用费。他还挪用了莫斯科军区空军的自动电话站。不仅在别墅的各个房间，而且在走廊、浴室、卫生间、牲口棚、甚至别墅的更衣室里安装了电话。
在新地点办公以后，瓦西里把那栋建筑物装修得有如艺术馆一般。为此感到非常骄傲的不仅是瓦西里本人，还有和他一起工作的军官和将军们。对此，作家B·波利扬斯基是这样描述的：“从德国运来一车皮一车皮的建筑材料、大理石等贵重装饰材料、卫生技术设备、办公室用的家具、地毯等等把司令部建成了一座华丽的宫殿：一系列巍峨的廊柱托住它的圆顶，空军的旗帜在其上高高飘扬。在这座宫殿里有无数的办公室、接待室、礼堂等，处处都有华贵的家具、地毯、挂毯……”[9]
斯大林的女儿维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同样的享受着“特殊待遇”。“我在11年的时间里一直享用着茹科夫卡别墅村的别墅，以及从苏联部长会议汽车基地叫车的权力。这些都属于苏联部长会议办公厅总务局管辖。”[10]
“官僚特权阶层”与工人的工资差距很大。“领导干部背着广大群众享受特权，如高薪金、高奖金、‘第13个月的工资’、特供和其他福利，他们的职权同样也扩大了。官员还高明地利用了其他手段来扩大自己的权力并增加收入，同时巧妙地避开一切可能的检查和监督。”[11]战后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和高级官员的薪水差距进一步扩大。“革命刚刚胜利时工人每月最低工资同高级官员每月薪金的比例是1：5。二次大战后，如果不只计算正式的直接货币薪金，而是计算整个收入的话，那么这个比例就达到1：40，1：50，少数甚至达到1：100”。[12]至于政治局委员和斯大林本人，他们的生活费用根本无从计算。无数的别墅和私宅，大量的服务和警卫人员，每处每年的开销都达数百万卢布之多。“根据我们所使用的资料的记载，30年代末(1937-1939年)的情况使党的领导人感到非常不安。国民经济中总就业率提高了10.3%，而工资基金总额提高了41%。同时各种政府机构的行政管理机构中官员数量从1937年3月到1939年9月增加了26.6%，其中，在苏联和各共和国的中央机构以至区级的下级机构的官员数量增加了50%多，他们的工资基金也增加了66.5%。”[13]党机关的工资不断的增长，这引起了普通工人和农民的不满，党机关的权威急剧地下降。
“官僚特权阶层”得到工资以外的“红包”。斯大林经常给“官僚特权阶层”发放工资以外的“红包”，有的数额惊人。莫洛托夫在同苏联作家邱耶夫的谈话中说到：“我现在无法准确说出给我多少工资，因为变了好几次。而且战后根据斯大林的倡议，采用了钱袋制。用这种封着的小包给军事和党的领导人送钱，很多的钱。当然，这是不完全正确的。数目不仅太大，而且过分。我对此不否认，因为没有权力提出任何反对意见。”[14]钱袋里的附加款多少取决于职位的高低。信封装在钱袋里秘密发送，不上税。
第四，个人崇拜把“官僚特权阶层”的官僚化推到顶点。
斯大林之所以采取削弱党内民主、苏维埃民主、党和国家的监察制度，以及消灭“反对派”加强专政机构和扩大专政对象等做法，除了他在理论上犯有错误等原因外，就是他追求个人权力和荣誉。容不得反对意见，容不得妨碍他运用权力的各种制度，崇奉并实行个人集权的制度。
斯大林建立的“斯大林秘书处”，是他在同反对派的斗争中控制党和国家权力的不公开的机构。“斯大林秘书处的职责：一是预先讨论和拟定党和国家的政策，然后提交斯大林为首的书记处；二是提供党和国家各级干部的预选名单；三是负责斯大林的安全工作。”
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改组中央委员会保密局，规定它归斯大林一人直接领导。“保密局的工作人员的工资应比其他机构发给相应的工作人员的工资额高出30%-40%。”[15]由此看出这些领导人他们什么都可以干，他们完全无视国家和党所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可以违反苏维埃的法律，可以采取各种各样的专横行动。
“当然斯大林也未曾使这个庞大的官僚机构服务于无产阶级和农民。但是他却驾驭了这个机构并使它服从自己的意志。斯大林不仅动用了鞭子，也端出了蜜糕(如高工资、票证、官衔、勋章、制服等等)”。[16]“效果更好，成效更大的不是‘皮鞭’政策，而是‘蜜糖饼干’政策。与政权初期不同的是，官员的处境较之工人有了改善。官员在住房、社会福利、子女入学及入党方面都与工人‘平等’。然而这种倾向实际上并未导致什么‘平等’，却导致了特权阶层的出现并使意识形态适应高中级官员统揽政权的局面。”[17]
1929年揭开了个人崇拜的序幕，1934年的联共(布)17大，赫鲁晓夫、贝利亚等人第一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便热烈颂扬斯大林，称他为“天才的领袖”。
“在二三十年代之交，党史科学开始传播个人崇拜。1929年l2月21日出版的《真理报》共有八版，其中大部分版面是奉献给斯大林的。而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的文章尤其引人注意。卡冈诺维奇在《斯大林与党》一文中认为斯大林起到了党的最优秀的组织者和奠基人之一的作用，‘奠定了党的最初的基石，创建了党的最初的小组’，把《真理报》组织者的作用归于斯大林名下等等”。无疑，卡冈诺维奇知道斯大林在某些时期的严重错误和动摇，但他不顾历史的真实写道：“从地下活动起直到夺取政权后的整个期间，斯大林在自己全部的党政活动中没有离开过列宁，从没有左右或人为动摇，是坚决和一贯地执行布尔什维克的彻底的政策，这正是他的最优秀的和最突出的特征。”[18]“伏罗希洛夫的《斯大林与红军》一文不顾事实，过分夸大斯大林在国内战争中的作用。作者写道：在1918-1920年期间，斯大林大概是中央委员会从一条战线调到另一条战线的唯一的一个人，哪里最危险，哪里对革命最紧急，就派他到哪里去。”[19]
“斯大林个人崇拜在党史科学中的影响是整个个人崇拜形成的组成部分。随着大量书籍和口头宣传把党的活动越来越多地同一个人物——斯大林联系在一起，随着斯大林被视为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和领袖而同列宁并驾齐驱，斯大林个人崇拜对党史科学的影响逐渐强化。党的所有历史时期都突出斯大林的功绩，特别是突出他在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国内战争的进程中的功绩。正是由此而降低了列宁作为理论家、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领袖和组织者的作用。有关列宁在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期间的许多次非常紧张的活动的实情被隐瞒不提了。广为散布‘斯大林——就是今天的列宁’这一公式。其结果是，斯大林进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行列。”[20]
联共(布)17大后，个人崇拜现象越来越严重。1935年7月，贝利亚在第比利斯作了一个竭力颂扬斯大林的报告。题目是“关于外高加索布尔什维克组织的历史问题”。随后，该报告编印成书，公开出版。书中第一次用大量材料详细论述斯大林的政治斗争经历，颂扬斯大林在党的创建和巩固时期的伟大功绩。
卫国战争胜利后，斯大林的地位和威望进一步提高。一切胜利，一切成就都归功于斯大林。斯大林被说成“人类最伟大的天才”。党和国家的一切重大问题，最后均由斯大林个人来做决定。1949年12月21日是斯大林70寿辰，苏联为此举办了极其奢华的盛大庆典。后来，在第19次代表大会上，老态龙钟的斯大林在会上发表了一个简短讲话，而全体代表起立欢呼竟达15次。[21]
从斯大林时期“官僚特权阶层”的形成中，可以看出“官僚特权阶层”具有以下特征：排他性，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共产党没有任何与整个阶级不同的特殊原则，而“官僚特权阶层”维护了官僚统治集团的特权。官官相护，拉帮结伙，勾心斗角；虚伪性，“官僚特权阶层”言行不一。对党的宗旨阳奉阴违。使党和社会主义的威望丧失。保守性，这些人保守僵化，只求稳定，没有提出“改革”，只是“改良”；垄断性，这个阶层垄断党、政、军、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权力，扼杀了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贪婪性，“官僚特权阶层”利用权力掠夺和侵吞国家和社会财富，这张“大口”没有“吃饱”的时候，欲望越来越高，越来越多。他们成为苏联政权的颠覆者。
斯大林时期的“官僚特权阶层”已经形成了，这个阶层有着自己的特殊利益乃至特殊的文化和心态。他们高高在上，作威作福，名曰“人民公仆”，实则“地道的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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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苏]罗·亚·麦德维杰夫著.贾连义、王器等译.政治日记(选编)[M].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18][19]原载1929年12月21日真理报.
[20]林利、姜长斌译.在改革的浪潮中重评斯大林——苏联近期报刊文章选择[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9.
责任编辑李秀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