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看到周其仁先生的一篇文章《自由何价》，其中有个“米尔顿法则”，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经典的一句话：普遍的自由将导致惠及全人类的经济增长。这也导致我自由思考自由的意蕴。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讲述的是资本主义自由贸易，为适应反对重商主义和保护主义的需要，提出经济自由主义的思想。在社会分工的前提下，社会通过广泛的合作来进行自由交换，主张充分利用完全竞争的市场机制以增长国民财富。根据资本的趋利性和人的自利心理，通过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调节价格机制，优化资源分配，从而推动贸易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的引导下，很多国家走上了工业化，城市化的道路，同时表明经济黄金期的到来。

伴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些哲学家开始了对工业化的分析，揭露与批判，尤其是法兰克福的代表人之一马尔库塞最为强烈，他认为现代工业社会技术进步给人提供的自由条件越多，给人的种种强制也就越多，这种社会造就了只有物质生活，没有精神生活，没有创造性的麻木不仁的单面人。这样的辩证关系是很难去弄清楚的，问题的关注焦点不同，因此切入点也不同，如果他们都深入的研究马克思主义，相信会有雨露甘霖的味道。至于是需要更多的物质生活还是更丰富的精神生活，是不能深究的，至少在阶段性的发展中，双方的力量是处于胶着状态，毫无疑问的是，物质的充裕给了我们更多自由选择的机会，利用机会，更多的创造性活动得到完善。

一切感性活动都需要理性的支配。自由主义理论的出发点是个人主义，“人是万物的尺度”；但个人主义并非利己主义，而是基于人类理性能力之上强调个人自由的理性主义。个人主义的基本信条是，每个人是其自身利益以及知道如何促进这些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如何赋予每个人以选择自身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之手段的最大自由和责任，并使得个人采取相应的行动，则是一个社会是否符合理性要求的重要标准。

在建国后，人们曾为从旧社会摆脱出来而获得新生欢呼，庆幸，但随着一系列的运动和教育的开展，左倾和右倾的扩大打破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大跃进运动，人民公社，文革的发生，使中国社会出现一片混乱，“一大二公”“个人崇拜主义”的盛行，制约着人们的生产积极性和思想的发展，禁锢着自由，甚至可以说是对理性的个人主义的压制和怂恿一些“别有用心”主义的膨胀。

在一期高端访问的节目中，所采访的对象是世行行长佐利克。他在谈到中国一些农村现状时说：只要给农民生存发展的机会，他们就会去改变家庭情况的好转。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经济责任制的实行，改变了政社合一，“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 局面，极大的提高了人们自由支配的范畴，物质水平不断提高，改善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而也产生了城市化的进程。更多的自由也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从理性出发看机会的结果，不管好与坏都在展现社会的理性与自由。

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人们大批的涌入城市，也改变着乡土社会的面貌，人们在以前那个熟悉的面对面的社群生活，信用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加思索时的可靠性，而现在的城市社会几乎是一个机械的组合，人们因为合作发生的自由交往，多半是一个陌生的社会，信用并不象乡土社会那样，是通过一种契约的形式来确定的，这是人们法制意识的提高还是乡土社会的衰落，两者都应有表现，主要是人们的价值观念思想的改变，这种改变也和现在信息的自由流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网络给信息的自由提供了一个绝好的平台，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变的迅速便捷，交易成本的降低给予相关企业更大的利润空间，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自由的信息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影响，精神生活也变的不再那么压抑，信息的自由畅通使得这个时候出现类似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状况 的可能性是很小的。

一切都按照理性原则办事，一切都听从理性声音的召唤，这正是自由主义思想的最好体现。谈起春秋战国时期，相信很多人会想起春秋无义战这么一个说法，但更多的会被百家争鸣这个印象所覆盖，为什么那时能出现一个百家争鸣的环境，是很值得思考的。史记中记载着很多文人墨客争相投靠能发展他们个人学术的事例，那个特殊的时代，是士大夫所信仰的“良禽择木而栖”的最好写照，虽驱动力不同，相信共通之处就是他们在听从理性的声音，按照理性的原则办事。一想起吕不韦，孟尝君等豢养食客三千之类的，就能感触到那一时代的思想火花所催生的文化繁荣。

物质在其一切作用中，是被一种必然的力量所促动的，而每一种自然的结果，恰好被其原因中的力量所决定。如果把自由作为一个结果，那么其原因中的力量是什么呢？应该是人们的动机，欲望的需求所决定的。如果力量所表现的形式是这样的，那么也会出现泛泛的自由，因此，协调这些力量，需要的是理性的自由。社会的普遍理性孵化出自由，自由所带来的机会，也正孕育着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