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我在美联储监管银行》第一章第一节
1998年初加入美联储之前，我在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当了四年经济学教授，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在学院的“象牙塔”里过着简单、平静的生活。在此之前，我的生活轨迹也一直没有离开过学校：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本科毕业后，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和美国经济学协会联合举办的由“福特基金会”赞助、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发起的经济学研究生培训班；培训班结束后，跟着班上一帮同学远渡重洋，到了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读经济学硕士和博士，这一晃便又是五年光景。博士毕业后，好像也没觉得有其他什么就业选择，导师们都认为拿了博士学位，最好的选择理所应当是去大学当教授，所以也就不负众望，去了加拿大多伦多的约克大学(York University)。
这条学院路，回头想来，算是走得比较一帆风顺：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风起云涌的改革浪潮，而选择经济学本科；本科毕业后又自然而然地报考研究生，出国深造；学位读完后又顺着导师的意去大学做研究当教书匠。这期间，没有涉及多少个人的比较选择，看看大部分留学生都是这么过来的，我也就义无反顾、目不斜视地走在这条“独木桥”上。还庆幸自己没有走过什么弯路；没有因为犹豫、彷徨、转行、转业浪费过时间；也没有因为生计、就业、打工、迁移耽误过学业；也没有在选择课题、选择导师方面有过什么艰难、坎坷。一路下来，平坦笔直。尽管80年代报考经济学的时候是出于时髦风尚，现在想来，经济学还是我相当热衷和喜爱的专业，还算没有入错行。
在学院的这段历程，对我来说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一个十几年前懵懵懂懂、精神文化一穷二白的中国留学生来说，对西方的语言文化、人文传统一知半解，更难谈得上在学术理论、经济哲学上有多大的造诣了。所以，在学校里潜心做学问，扎书堆，埋头苦读，丰富自己对西方各领域的了解，是对自己各方面的成长大有裨益的。
当时我是什么都需要恶补。首当其冲的是语言文化传统、待人接物谈吐等行为素养。尽管我出国前托福考分颇高，但总体的听说读写能力却较差，分数和能力严重脱节。我是学文科出身，数学计量统计等功底都很薄弱，同典型的数理化超强的其他中国留学生不可相提并论；而现代经济学又像是物理学在社会科学中的运用，学着用物理学的理念方式框架，提倡用数字符号来说话演绎，对数理统计能力要求甚高，所以，我又得抓紧分分秒秒迎头痛赶。最关键的是在写论文的时候，发现自己对西方的政治、经济、哲学、历史等知识严重匮乏，脑子里充斥得更多的可能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的资本论。
好在我非常深刻地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在加拿大九年的学院生涯，我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如饥似渴、争分夺秒地吸收着丰富的精神文化养料，为满足自己对知识的渴求而孜孜不倦。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几年刻苦努力下来，我发表了几篇文章，教了几门研究生、本科生的课，对学院的套数有了熟悉了解，对经济学也自觉能融会贯通，对知识的饥渴也不再那么“穷凶极恶”，便开始左顾右盼，思忖着“What’s next？”(下一步该怎么走)。学校里特殊的“象牙塔”风景自然这边独好，但一直在学校里呆着，是否工作、事业上缺乏点新意？是否对理论的深度和广度的开拓有所局限？想想很多经济学大人物都是在已经有实际工作经验后，才再在理论上做进一步深化挖掘，而自己则从未离开过学校，“一心只读圣贤书”，从书本中来到书本中去，有很多认识流于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只能想象着实际操作是怎么一回事。但想当然和亲身经历自然还是有段距离，没有感性认识的理性认识，总是偏虚，中气底气不足。
所以，如果能去看看资本主义到底是如何运作的，了解各环节、各部门如何配合默契，相辅相成来取得实效，应该对自己的理论研究有所裨益。趁自己还年轻，应该多去闯荡闯荡，经历经历，“experience is an asset”(经验就是财富)，“knowledge is power”(知识就是力量)。只要自己不断在进步、在弥补，就会感觉充实，有收获。
无独有偶，我当时就职的约克大学坐落在加拿大最大的城市—— 多伦多，它也是加拿大商业、金融、经济和贸易中心。各行各业，人才荟萃；人来人往，热闹非凡。在此大环境里，自觉不自觉地耳濡目染很多现实的商业金融信息，也接触到很多在这些部门就职的员工，对经济的运作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开始对从未涉猎过的金融行业产生浓厚兴趣。
过去在复旦读本科时，对金融业的了解仅限于“摩根、大通等银行寡头，大财团巧取豪夺，使资本主义蜕变为腐而不朽、垂而不死的帝国主义”……出国后，在加拿大的一个小型贵族式大学城市里读书，风景自然旖旎秀美，但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少得可怜，就这样“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地读完经济学学位。
但眼下到了多伦多，便是一个巨大反差，各行各业，欣欣向荣，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多伦多以金融业最为朝气蓬勃，市中心的高楼大厦大都为银行保险金融财团霸占，充满着自信傲气；在其内工作的人士也煞是踌躇满志、意气风发，像是有无限的机会和挑战，像吃了“兴奋剂”似的“high”(亢奋)。再转而看看我们大学里，商学院的投报挤破门槛，人丁兴旺，学费步步上涨，却依然供不应求；而我们经济学院却门庭冷落，日趋萧条，每每要为生源不足、招生率下降犯嘀咕，想方设法来挽救颓势。
看来学生已经用他们的行动来投票商学院，而遗弃经济学院。这不得不让人反思，扪心自问为什么。很多经济学教授甚至瞧不起商学院教授，认为他们的理论功底不够，数理技巧也不堪一击。再说，金融学充其量也只是经济学的一个成功运用而已，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与经济学不可同日而语，凭什么喧宾夺主，后发制人？但是，撇开文人相轻不谈，关键问题是为什么金融学和经济学的发展结果会如此落差巨大？
出于对金融学和金融业的强烈好奇，我开始关注这方面的内容，也作些理论上的探索和实证上的观察。
在美国行业就业数据的历史和发展趋势上，我发现统计上一个有趣的现象：即服务性行业(service-providing industries)，诸如贸易运输、批发零售、医疗教育、金融保险、信息咨询等，就业人数不断增长，不但在绝对数量上，而且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上也不断递增。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美国的总就业人数增加了4倍，而服务业却增加了将近6倍，增加的步伐不是等比例的，而是加速的—— 大部分增加的就业人数都跑到服务业去了。相对而言，制造业(goods-producing industries)，诸如建筑、采矿、各种耐用品和非耐用品的生产等，却呈现相对萧条、落后的状态，尽管在就业的绝对数量上也增加了2倍，但在相对数量上就落伍很多。
换句话说，“二战”后的1950年，美国的制造业就业人数占总非农业就业人口的37％，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萎缩到了19％；而服务业，1950年的就业人数比例为60％左右，到20世纪末，这个比例已超过了80％，难怪一种普遍的说法是美国已变成了服务性社会了。
言下之意，经济越发展、越发达，对服务性行业的需求量就越大，而且还不是同步发展，是超速发展，使服务性行业相对于整个经济来说日趋重要。这又是为什么？过去，经济学里“重工重农轻商派”有相当势力，认为这些金融销售、服务咨询只是中介媒体，不生产实质性产品，也没有在产品上增加附加值，所以不应该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相反，产业界是生产具体有形产品的，是国力增强、民生保障的象征，必须作为经济依赖的中流砥柱，必须是众人关注的焦点。然而，现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客观数据却反其道而行之，用事实证明服务业的日趋重要性，用事实证明这种“轻商派”理论的谬误。那么，是怎样的一种激励机制，使得服务性行业会鼎盛持续发展？
再深入探究下去，便发现了制度经济学(institutional economics)的奥妙和自己依然的学无止境。
过去我所学的主流经济学宏观微观理论，都假设市场是现成给定的，市场会自动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立刻履行清算、交割的作用，好像产品生产出来后，便自然而然水到渠成地流向消费者一边，没有成本，没有中介。在这些理论里，市场是如何将买卖双方撮合在一起，需要哪些步骤和条件，有些怎样的机制结构，是否理性或非理性的抉择，对经济和政策有什么影响等，都不进行讨论，好似多余的。
但事实上，现实生活中，制度结构又是无所不在，无孔不入，起着非常重要的市场经济调节作用。只要有市场经济，就必须有中介媒体的存在，需要大批量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员来促使产品的供需见面，供需平衡，来从事很多融资、集资、销售、定价、广告、评级、筛选、质量保证、保险等貌似“无用功”，却在执行着市场经济不可或缺的职责。否则，市场经济就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空间，产无所用，产无所归，岂不浪费资源，白费力气，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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