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这次雪灾，萧翰写了篇文章，他在他的文章《社会行动者的素养：澄澈之心与智慧之脑》里这样写道：

　　无论哪个时代，无论什么社会，都会有各式各样的公共事件发生，需要人们去关注，去解决。由于社会或时代本身的复杂，仅仅抱着美好的愿望做事，常常招致失败，甚至适得其反。讨论做事的方法因此往往比做事本身还要重要。

　　为此他举例来证明：

　　在女师大风潮中，鲁迅对学生的支持远远越出边界，那些学生擅自查封杨荫榆校长的办公室，砸烂窗玻璃、办公桌之类的做法，鲁迅竟不制止。在一个连续的行动中，除了正当防卫，教师对学生暴力行动的任何鼓动或默认式纵容都是不负责任的。这件事导致的个人后果是杨荫榆的沉冤至今未雪！而社会后果则是学生街头政治的进一步泛滥。

　　他得出的结论是：历史上类似这样的事情何止千千万，然而，只要行动者的观念没有改变，上述悲剧就会不断上演。这类悲剧之所以发生，主要原因是公共事件中具有影响力的人缺乏起码的责任伦理，他们的行为至少是头脑过于简单。至于公共事件中，有些人动机复杂，那就可耻可鄙了。正因为此，对在公共事件中出场的任何人，纠问他们的动机也就天经地义。对鲁迅及李大钊，我倒更愿意相信他们的心灵和他们的头脑一样单纯，然而这在公共事件的行动中却常常不是好事，至少头脑简单便是大错特错。

　　萧翰说这个话的时候，完全是幕僚的形象，为什么要僭越知识分子的姿态呢。知识分子秉持的是正义，作为知识分子就应该严守迁徙自由的底线，至于如何解决底线以下的管理问题，交给幕僚去处理，这些管理问题没有道义上的正当性。而幕僚则是奴才，谁有奶就抱的大腿天经地义，即使出卖灵魂也没有人奇怪。

　　知识分子坚持一个底线。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地位，为心中正义说这个话，至于计划能不能实施，那是当官的人干的事情，当官的人干不了就下台，或者不能为这个事情推进的就滚蛋。

　　大部分“知识分子”基本觉得自己是，当家的人，替人当家的人来考虑问题。他的政策，表面都是为这个民族好，把这个国家民族搞得稳定，但是实际这个政策里面都在牺牲一部分的人的利益，它是一个补丁型的东西，哪里出了毛病，比如这个地方被人抢光了，我没办法，只能补这个。这样是帮凶的做法，越帮越凶，越帮越凶。

　　有建设性的，要理解政府，知道政府的困境，这是幕僚的，并不是知识分子。明明就是一个幕僚，冒充了知识分子没有奶也自觉地拥抱权贵的大腿，还以民族和国家的立法者自居，觉得民众冤枉了他。

　　鲁迅先生对女师的行为曾经是得到党和人民的认可的，但~~萧翰说的话及他说话的背景让我联想到了他举例的鲁迅先生曾说过的一段话了：

　　从前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

      想到这里，我背冷森森的。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