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也势也，中国之推动共有制

——评清议《警惕货币政策成为“保增长”绊马索》

看了清议的《警惕货币政策成为“保增长”绊马索》一文，对其中的意见和推理有点不甚苟同。

关于美国货币供应量之所以对GDP的比率相对于中国较低的的论述，提到了储蓄率，而重点是讨论说明减息之于中国微观经济特别是企业的意义更为重大。本人对于这一点有不同看法。从根本上说，应该是一个经济运作模式的不同。“为什么美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对GDP的比率不到77％（2006年），而中国同期却高达163％以上？进一步说，1990～2006年，为什么美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累计增长了1.38倍，与同期美国GDP的名义累计增幅1.29倍颇为接近，而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却累计增长了25.39倍，并且大大高于同期中国GDP名义累计增幅12.36倍的水平，或相当于后者的2.05倍。”我的看法是整个经济运作中的资金周转效率存在较大差别。当然核心还是储蓄率，但也不完全是储蓄率的问题，中国资本市场尚未完善，直接投资比重还很小，这决定了中美之间资金使用效率的巨大差别。可以想象，直接投资资金基本没有迟滞，而通过银行存款、贷款的操作，一方面是部分资金在银行的沉淀，一方面是中间操作存在时差，资金使用效率相差一倍并不出奇。也就是说，中国的资金周转大致是3.5轮左右，美国的资金周转达到8轮左右，实际数据就是接近如此。由此可见，同样的货币供应量对于GDP的比率，美国周转速度快，需要的货币量相对少就可以理解了。中美经济模式的根本差别是，美国实体经济是大经济循环模式，总体模式上还有虚拟经济发达形成超越实体经济的消费需求部分则形成外贸赤字；而中国实体经济大比重的是生产性偏导循环模式，中国模式的大循环运作完善大比重是依赖外贸出口来保障的。相对而言美国的外需是有较大弹性的，而中国的外贸依赖是接近刚性的。

     清议提出“减息之于中国微观经济的意义，与美国相比有着很大的区别，重点不是鼓励消费，而是更多地体现在缓解企业偿债压力，增强企业应对经济减速及产品价格下降的能力，并在“保就业”的基础上阻止居民消费下降。要想货币政策不成为09年“保增长”的绊马索，要想减轻企业负担，阻止进一步的减薪减员，甚至破产歇业，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比例回升，惟一正确的选择就是将当前的利率水平尽快降低到足以确保企业度过难关的水平。”我认为这结论没有考虑经济危机形成以来的形势，就值得商榷了。美国的企业多是直接融资，长期投资很少有贷款，其贷款主要面向家庭，但是面对危机，直接融资手段不起作用了，但是总体形势不景气，居民收入减少，不管减息是面对企业还是居民，都很难推动正常的两级消费，即使采取零利率政策，推动贷款容易形成资金在流通环节自我膨胀，对于阻止信贷市场进一步恶化也是一厢情愿而已。而中国的情况是，危机形成后，外贸急速下滑，扩大内需构建大经济循环成为首要任务，这时候同样的情况是经济不景气，降息对扩大企业和居民两级消费的意义都不是很大。以期减息挽救企业近段时间中央也是如此操作了。但是如今的局面是银行流动性过多，银行放贷、企业贷款都谨慎。就算零利率又有何意义？美国的流动性瓶颈环节是初始来源，中国的流动性瓶颈环节是终极消费，统一的表现是居民没钱，不同的表现是中国政府和银行流动性充足，美国政府和银行流动性不足。之前说过，美国这次的经济危机是从经济循环的起点破产开始，而中国的问题主要是经济结构的畸形碰上国际经济危机形成的结构短缺为主，或许中国政府的回旋余地大一点，有钱做挽救。但是凡是危机一旦成势，表现大都是一样的，经济的景气受到打击，投资和消费都必然萎缩，从而形成恶性循环。这时候，如何走出危机，主要就要看如何提高居民收入，并逐步回复经济的正常秩序，这是最根本的。之前本人专文说过中国利率控制问题，中国当前提出零利率的人还不少，零利率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反而会制造新的危机。形势已经变化，此乃势之不同也。

有关“关于高利率对国内企业成本的影响，有证据显示，即使在较早前的三季度，已出现企业融资成本高于人工成本的情况。”等的情况，数据是有说服力，不过这个情况实际也就是流动性不足，之前几个月各方已经形成共识，因而也导致最近的连续五次降息。而实际上当前的情况已经不能用前三季度的数据来推断货币政策的取向了，当前货币流动性已经放宽松，更主要的是如何有效的贷出款项的问题了。此乃时之不同也。

以上是昨天形成的文字。今天有感，就此谈开，研究对策的主题未变，不另行成文了。

时势有别，对策亦当有别。挽救危机，危机已经形成，与危机正在形成对策是有很大区别的，当前面对已经形成的危机局面，核心是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提振经济的景气，回复经济的正常秩序。对比中外，回顾历史危机的经验，这是根本之策。当然手法或有不同，可以以偏重生产型循环局部恢复带动全面恢复，也可以以军事工业和军事活动形成偏重军工型循环格局局部恢复带动全面恢复；这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两种方式，二战前之美国、德国回复的道路。在当前中国的局势，中央对策走的是美国当年的路子，但是中国的国情与美国的经济模式是有本质的区别的。中国本来走的就是偏重生产型循环模式，当前的危机主要也因为这一模式形成结构短板，要以这一模式来挽救经济，经济大循环的短板始终难以有效解决，效果并不被看好。美国要走这条路有戏，但是美国人已经没钱，可能要从以工代赈的起点开始。中国人有钱，但消费短板启动不了，是问题的关键。问题最终是一样的，如何提高居民的收入。问题同样不是很简单。有人说或许中国的问题还要简单点，就是如何破除收入和支出预期的背向问题，可以就是一个社会保障的改革调整问题。但是笔者从中国的两极分化和人口就业问题的严重程度看，一个社会保障改革还是解决不了，社会保障构建好能启动多少资金进入消费和投资？很有限，因为大多存款是有钱人和企业的。老百姓还是收入问题。没有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经济景气无从谈起。如何寻求启动居民投资和消费的第一桶金是问题的关键。在中国可能还要加上构建大经济循环的任务，不然第一桶金的投入也没有启动的可能。所以从根本上的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就成为了关键，再实行高税费、重点支持国有企业等严重挤出居民收益和消费的政策不可能实现经济的真正启动。笔者建议投入货币资本补偿，是投入第一桶金，建议推行共有制，是确保居民的稳定的初次分配的建议。两者必须结合起来才有可能真正启动中国的经济。对于这一点，应该认识清楚，不然将会延误时机，当经济深度萧条，再要启动难度更大，因为届时可以启用的货币资本补偿数额将严重萎缩，经济规模的严重萎缩之下，财政筹措的规模也将萎缩。

2008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