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今后30年政治体制改革任务

王志华

今天是中国改革开放30周年纪念日。30年来中国取得的伟大成绩，经济方面的总结之前有过一些论述。而之前本人也说过，决定事态变化的还是上层建筑，中国至今的伟大变化，事实上始终是落实邓小平指定的改革开放的路线而已。某人的传记说他改变了中国，大家谁承认了？民间只是当做一个可笑的事情而已。这一点要放在大的历史背景上看，在中国的上层建筑改革没有见成效之前，中国的发展路径还是邓小平当年指定的路径。三个代表超越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还是超越了四项基本原则？科学发展观也刚刚在推动，各方面的内容还有待充实。

关于这一点，要实事求是，不是所谓的讲政治可以扭曲的。中国的现代化发展到今天，在网络时代的背景中，实事求是应该就是最大的讲政治。不管承认与否，这是一个政治威权行不通的年代，除非封闭锁国，或是发生战乱。基于这个背景，立足于中国长远的发展，可以断言说，中国要持续发展，30年后的今天，应该是启动中国发展新时期的新战略的时候了。承接小平同志制定的路线，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成为经济发展上台阶的助推器而不是目前的挡路石，今后30年，将是中国政治体制的逐步改革调整的历史阶段。中国的经济体制还没有最后定型，但是基本框架已经形成，整个体制的定型必须最后由政治体制的改革完善来决定。

盘点30年中国的成就，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举世公认。但是有没有最终达成小平同志的理想？应该说，还没有，这是我们下一步战略推动需要努力的方向。

30年来总体经济发展翻了多少番，但是国民总体的收入水平离发达水平还差老大一截。30年来人民物质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人民的幸福指数没有多少的提高，社会分配不公和绝大部分人的生存还随时受到威胁。于是决定我们的经济体制的分配制度还有调整的必要，但是这根本的调整决定于政治体制的调整，社会主义要实现怎样的分配制度，这决定了政治体制的根本取向。之前本人说，完全按劳分配为主的天然分配模式已经行不通，制度的创新改革必须进行探索。这一模式这个世界还没有整体出现过，由此决定新的政治制度的新模式应该也是区别于现有的模式的。这个模式小平没有指定，是要我们后辈自己创新摸索的。

30年来，物质文明的发展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是我们也形成了无法否认的庞大的负资产，环境的破坏已经严重影响国民的生存环境，腐败成风已经严重威胁整个国民生产生活的正常秩序的维持。这两方面必须在今后的执政中加以扭转，中间主要涉及政治体制的两个根本制度，一个是组织用人制度，一个是法治架构。第一个问题，官员执政方向的调整，也就是用人考核提拔的标准要调整，一个是政绩的评估问题，还能继续唯GDP吗？一个是用人问题，还能只由上级指定人选吗？看似简单，其实政治中最复杂的莫过于成绩的评估和用人的衡量。这需要不断的摸索和完善。我们的行政制度安排中，定岗定职能这样的基本制度都还没有推行，其他的也基本处于人治状态，这说明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根本还没有启动。第二个问题，对于官员执政的权力制衡问题，也即是法治架构的成型定位安排，核心的是权力制衡制度安排问题。这个问题其实也没有必要动不动就提升到所谓宪政关乎共产党存亡的敏感问题上。不敢面对应该是某些无能在位者的无耻之尤而已，没见过全世界千奇百怪的政治顶层的形态吗？政治体制改革目标是要形成稳定的上层行政权力制衡架构，在一个执政权力制衡架构之下实现行政的高效、廉洁就是了，关于这个行政架构之上的最高权力象征的形态，这个世界没有统一的模式。这个方面的取向其实也就是行政权力的决策、执行、监督的分权制衡安排而已。

中国的政治制度30年来没有根据形势发展进行调整变化，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扭曲。

一个国家的政治形态，政治势力的结构的影响是最根本的。中国几千年来适应的是一个大一统的政治架构。当前也是这种安排。这种安排中，最怕的就是形成没有约束的权贵阶层。每个朝代的结束都与这样的一个阶层的出现有关。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政治的动荡根源其实始终不在于所谓的刁民，而在于不驯的政治势力。中国目前由于之前某些人私心要维持长久类似封建权贵的罪恶思想的影响，已经出现一个当前人民深恶痛绝的权贵阶层，成为当前腐败的最大群体和最大的既得利益团体，应该是当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最大的阻力所在。这也是中国的最大的发展的潜在威胁。这个威胁不趁早处理，中国人要在未来的30年中实现伟大的复兴任务，随时都会受到威胁。这方面，普京的经验值得学习。当然，根本的对策，应该在制度上进行限制，贵不能与权并行，应该出台规定，限制有钱的贵族，如家族资产超越平均国民收入的万倍的人不得参与政治，再怎么精英也不行。

而现实中，发生行政体制严重扭曲的还有，出现很多共产党党管一切的不切实际的安排。这方面共产党的中央文献中始终没有这么安排过，是权力膨胀形成机制自发导致的一种扭曲的安排，应该好好进行梳理。地方上的所谓党管一切，其实还不是各级官员尽可能扩大手中权力的一种安排而已，关乎整个共产党掌握天下大势何事？党组织不管企业经营，影响党的掌控能力了？党组织不管社会组织，掌控不了天下了？党组织不管居民自治，老百姓翻天了？而事实上，企业、社会组织、自治组织等就不应该由党委管理和领导。当前很多情况是，老百姓放个屁都要向党委报告，还有人性吗？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共产党就会成为充当一切错误的承受者的冤大头。政治体制改革，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共产党执政体制安排的改革。

另外发生扭曲的表现是，现在的用人制度方面，连起码的用人标准也没有很好的明确的定位。各方面用人的任人唯亲，各立山头的情况是普遍现象，好像也没有有力的监督和相应的约束，于是各地的集体腐败连查处都成问题。其实我国古代用人的很多时候不是决定于直接领导者的做法是相对成功的，更是中央集权模式的维持的基本制度安排，这一制度的经验值得好好吸取。而至于用人的标准问题，借鉴历史经验也是必要的。人性自古以来都不会发生什么变化的，对于管理和群体关系的处理对管理者的要求也不会有多大的变化。自古以来都提倡德才兼备，事实上，只要机制合理，选拔有才能的人才是比较容易的，也可以说，有才能的人比比皆是。困难的是对于道德修养的评估和确认。这方面应该更多的是依靠推荐，实行推荐关联政绩评估制度。在古代，举荐人才是官员的重要职责，也是重要的评价标准。总的说，用人之道，应该是才能打底以德求之。在尽可能多的确定适合的候选人后，道德修养应该是最后的定夺标准。

关于政治体制的其他一些问题，之前的一些文章也有一些涉及，要求全责备以不可能的，有关方面这里就不再多说。就上述几方面的改革任务，其实推动也不难，关键就是中央上层的决心问题。制度的最终完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但出现一个大的框架后，细节的完善就比较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