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源于拙著《自然的革命：人类的危机与中国的复兴》下篇第七章“全球经济危机时期的中国发展与个人选择”，如需转帖或引用，请注明作者及出处。－－岳川博

一部人类发展的历史，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共同发展的历史，财富的创造、分配和占有，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就处于一个非常核心的地位。围绕着财富的分配和占有，人类历史上不断演绎着掠夺与反掠夺，压迫与被压迫之间的残酷斗争。可以说，财富，从一开始，就拥有了极为深远的政治意义，财富占有的严重不均，往往成为社会变革的触发点，甚至成为革命的导火索。

上个世纪初，引发一场声势浩大的、曾经改变半个世界面貌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核心理论，不是别的，正是马克思的关于剩余价值分配的理论，也就是一个关于财富创造、分配与占有的理论。马克思最重要著作《资本论》，其核心思想正是对财富创造与分配的阐述，基于马克思的论断，资本家占有了剩余价值，剥削工人的财富。这直接导致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尖锐对立，形成了全球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

从财富的观念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在政治理念上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中国工农革命的核心主张“打土豪，分田地”，也是一套颠扑不破的朴素真理，唤起了全国广大工农的革命意识和斗争意愿。

财富问题不仅是革命的起因，也是现代社会社会经济领域最为核心的问题之一。现代经济学的核心理论仍然是围绕着产权、分配与激励展开的，一切都脱离不了财富的分配。

意大利著名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其成名之作《君主论》说到：“人民可以忘记对于君主的杀父之仇，但不会忘记夺财之恨。”因为杀父之仇，许多时候并不足以影响一个人以及其家庭的长期生活，但如果一个人被根本上剥夺了财富，则他及其家庭和子孙后代都可能长期生活在艰难困苦之中。马基雅维利对财富的论断或许有偏激之处，但他对财富的重视通过这样的话语更容易让人理解与记忆。

有人或许会说，对财富占有的追求和重视掩盖了人性中崇高的一面，也不符合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实际上，这是对人性与传统文化的偏见。

本文所说的财富的占有与分配，是指国家管理民众的方略以及人类的普遍需求，是探寻财富占有与分配的“合理制度”，而不是鼓励个人对财富的贪婪追求。

事实上，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着浓厚的对财富这一重要利益的重视。有人误以为孔子满口仁义道德，只强调精神，不注重实际利益，其实不然。孔子曾说：“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讲“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任人，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提出“惠足以使人”。《论语》再讲“惠而不费。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其实是一种人本的、人性的主张，强调尊重人们的价值立场，为人们谋福利。

纵观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社会的总体财富处于不断的积累与发展之中，而这种积累与发展，又与一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财富口号密切相关。实际情况是，中国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且是令全世界惊异地暴富了起来。然而，由于先富起来的“先进分子”没能带动仍然穷困的“后进分子”，反而是“财富的先进”更为“先进”，“财富的后进”更为“后进”，造成了财富占有多寡的严重落差，因而也在不断加剧着国内的政治矛盾。

因此，中国未来之改革方向，在政治上，就是建立社会的公平正义，实现人的发展与解放;在经济上，就是改革分配制度，尽最大的努力缩小财富的两极分化，为全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相对公平的获取和占有财富的机会，惟有如此，我们的社会才能越来越稳定，越来越安定团结，越来越欣欣向荣。

“不义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我们也热情地期望，一切有远见的政治家、官员和其它社会精英，要以经世致用、情系苍生为已任，追求崇高，让利与民而不是与民争利，更不是全力榨干民众的血汗，只有这样，中国才能在艰难的处于战略守势的世界环境中，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洗礼之中，在国内矛盾日益尖锐的尴尬和危机之中，走向新生和共同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