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条迫切期盼却又前途未卜的路。

　　年初，刘伟怀揣信心与希望再次来沈打工，孩子的学费和家庭的用度催他们上路；年末，所有的思念就要实现，但随着楼市转身与经济变脸的深入，刘伟的返乡情绪却越发复杂：虽然终于拿到了工钱，但却只有一半——1.5万元。

　　“明年是否还来？”与全国2亿多农民工一样，面对依然入不敷出的结局，20个小时的返乡旅程使刘伟终于有时间思考，这候鸟般的生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

　　等待

　　沈阳的这个冬天有点变幻莫测。前一天，没有厚重的棉服，人们还不敢出门，而第二天，路边的积雪却开始融化。１２月8日，沈阳北站候车大厅人头攒动，众人的呼吸加剧着温度的攀升，刘伟扯开棉衣领口，急迫地为身上的热气找到出口。

　　刚刚７点半，刘伟攥着两张沈阳至赤峰的火车票提前一个多小时等在侯车室，“不就是热点儿吗，没什么！”在刘伟看来，另一种等待远比这种等待更难熬。

　　刘伟所在的工地１１月初就已停工，但开发商拨付的大部分农民工工资却被“三包”卷走，那段时间，刘伟等５０多位农民工只有等待。“今年楼市不好，开发商资金回笼不好，能掏出钱已属不易，谁料竟发生这种事情？”

　　相比之下，往年的农民工返乡潮均出现在春节前，但刘伟说，由于无事可做和无薪可领，今年，身边绝大多数工友已经提前返乡。不过，只要一个电话，他们还是会不远百里、千里回来领薪。这让人想起，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先生近日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潮”，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察结论表明，与往年相比，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的确存在。

　　事实表明：近段时间，城市居民坐公交时，很少再和那些提着粉刷工具的建设者们擦肩；网吧里的青年人也很少再能和那些操外地口音包宿上网的游戏客们比肩。然而，在享受农民工的离开带给城市人悠然空间的同时，回望不期而至。

　　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安徽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

　　进入1980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中国由此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中国产品也从此横扫全球。

　　1998年前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这一次，农民为城市提供的部分建设用土地和廉价劳动力，造就了本轮经济的繁荣。

　　审视历史的天空，我们忽然发现，那些曾经且将继续带给我们些许不便和就业压力的农民，恰恰是中国发展的巨大的力量。但是，面对包括工资在内的权益困境，他们能做的只有等待。

　　同为等待，但刘伟选择了近距离留守。虽然往返沈阳与赤峰最便宜的路费只需７０多元，但上高三的小儿子每年近万元的花费和年迈的父母动辄不菲的医疗支出，令他这个已过天命之年、气力渐衰的老男人，越来越不敢乱花一分钱。

　　不过，结局喜人，经政府有关部门协调，开发商最终再次拨付了一部分工资，刘伟领到１．５万元。“这就不错了。”刘伟说，他应得的全部工资是３万多元。

　　上午９点３０分，检票开始。刘伟起身，随人流向检票口挪去，除了２０多公斤行李，他只拎了一袋儿方便面，以应对２０个小时的旅途。

　　旅途

　　与刘伟同行的，是他的妻子王霞。本以为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妻子不必再年年随夫打工，但年初刘伟发现，二儿子跨入高三且品学兼优，不供其上大学实在可惜。于是，丈夫干木工，妻子在工地做饭，“赚点儿是点儿。”

　　9点47分，火车开动。刘伟的票买得早，有座，这是这对儿劳累了一年的农民工夫妇唯一庆幸的事。夫妻俩依偎在临近厕所的两个边座上。刘伟说困了，王霞挪了挪，让丈夫有处可靠。片刻，丈夫沉入梦乡，睡意全无的妻子却不无心酸——刚过50岁的年纪，刘伟却像个60岁的老人，黝黑的脸庞上，皱纹像拧干未晾的毛巾，沟沟坎坎。

　　11点24分，刘伟被一阵手机铃声惊醒。“肯定是老大。”刘伟翻出手机，“爸，你和我妈上车了吧，几点到？”果然是大儿子，刘伟语速极快，“晚上了，不用你接，你好好上班。手机快欠费了，没事挂了，回去再说。”

　　父亲挂电话前，儿子抢出句话：“爸，前天跟你说的那事我合计了，还是算了，以后再说吧。”刘伟沉默了两秒钟，“那好吧，你自己看着办吧。”放下电话，妻子询问，丈夫叹了口气，“他说那房子暂时不要了，以后再说。”同样的沉默过后，妻子也叹了口气，拿起随身的铁缸子，“我去泡面。”

　　刘伟的大儿子刘家栋从小懂事、好学、刻苦，今年夏天大学毕业，几家北京大企业均有意与其签约。可是，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一家内蒙古本地国企，“还是稳妥一些好。”

　　11月，刘家栋的单位分房，表现优异的他也在分房之列。房子不错，只是除了单位补助的部分房子款项，个人还得缴纳一部分。最终，他选择了放弃。“今年打工的钱不好赚，老二还在用钱，等以后经济条件好一些再买。”刘伟说，“老大一定是这么想的。”

　　往年，每月工资相加近５０００元的刘伟夫妇年终返乡时，带回的钱总能超过５００００元，可近两年随着这个数字的骤降，孩子们也感到了压力。

　　11点40分，刘伟夫妇吃上了午餐。但水温不够，方便面没泡开，硬硬的，二人开始怀念工地上顿顿做伴的素炒大白菜。

　　13点10分，妻子醒来，车厢里不流通的空气混杂着各式各样的气味，令人不适。丈夫去抽烟，而看着斜对面的一对年轻人，妻子则想起了小儿子。

　　小儿子刘家梁在县高中读三年级，住在学校，成绩很好，老师说他考大学没问题。因此，大儿子毕业后，刘伟夫妇决定再奋斗几年。平时，夫妻二人在外打工，与小儿子联系惟一的方式就是电话，笑着听他说学校里的新鲜事是夫妻二人最主要的业余文化生活，无论背地里怎么咬牙、流泪。

　　列车前行，绝大部分时间，刘伟夫妇无话，只是睡觉。过去的一年中，早５晚９有时甚至是通宵的高强度劳动，早已令年龄相加过百的老夫妻俩疲惫不堪。

　　21点08分，列车抵达赤峰。尽管零下２０多度的气温把寒风变成了刀子，但刘伟夫妇心里却格外温暖——再坐大约８个小时的汽车，他们就可以到家——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广发村。
 

　　回家

　　夜幕下，登上汽车时，刘伟夫妇下意识地捂了捂腰间，随后松了口气——钱还在，而且，汽车上的４０多人里，一半以上都是返乡的农民工。

　　与刘伟夫妇略有不同，同行的农民工返乡前只拿到了少量路费，“在城里等也是白等，不如回家，等钱有了信儿再回去取。”刘伟说，眼下，农民工中的乐观主义者越来越多。

　　不过，进入下半夜，司机还是开始提醒乘客们当心钱物不要睡觉，于是，车上的话题多了起来。“金融危机也不见得是个坏事啊，你看房价跌了不是？看这形势，明年还得降。咱等等再买……”

　　但年轻人的关注提不起刘伟夫妇的兴趣，四目相对，只有苦笑。“农民工给开发商打工，房子跌价不好卖，开发商挣钱少了，首先倒霉的就是农民工。房子便宜了，相应的农民工工资也便宜了。”颠簸中，刘伟开始盘算明年是否还继续外出打工，因为如果重操旧业在家种植玉米的话，一年的收入也接近３万。

　　而日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员也表示，目前，返乡的农民工基本能够在当地解决就业，真正挑战将在春节之后到来，“那个时候到底有多少人还会出来打工，才是一个关键性的指标。”此间，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车伟同样认为，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会有一个过程，再过一两个月，等到明年，估计高潮才会到来，包括农民工在内，“就业问题的高潮期尚未来临。”

　　凌晨５点，刘伟夫妇终于踏进家门，年迈的父母已在炕上摆好方桌，纯粮白酒、白面大饼和肉丸饺子温度犹在，显然，两位老人一夜未眠。

　　日出时分，两代四人刚刚盘腿坐定，手机响起，是沈阳的号码。放下电话，刘伟狠呷了口酒，如释重负。“爹，妈，家栋家梁他妈！另一半工钱发下来啦！起码到开春，咱家的日子不愁啦！”闻听此言，妻子王霞一愣，双手合十，连说了五声“好”……瞬间，夫妻俩浑浊的眼睛里缀满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