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资兴学的“公”“私”问题 曾念长
2007年6月6日，由紫金矿业集团与福州大学联办的福州大学紫金矿业学院赶在当年高考前夕匆匆挂牌成立。这家由国内矿业巨头与中国“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联办的学院依然是公办性质，而企业承诺以高额奖学金等形式确保该学院的学生在大学四年中“衣食无忧”。由于紫金矿业的业务遍及全球，庞大的人力资源需求还可轻松解决该学院学生的就业问题。学费与就业上的双重福利使得这家学院备受考生和家长的关注，在当年首次招生中就以“冷门专业”获得“热门效应”，生源质量名列福州大学各专业的前茅。
紫金矿业学院在大众媒体叙事中被视为商业资本与公办大学联姻的一个成功典范。而就在紫金矿业学院成立的前一年，福建著名侨商林文镜先生在福州举行了“捐建福清大学说明会”，表示将联合闽台两地的企业家在其家乡福建福清市捐建一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为需求的综合性大学。根据媒体报道，福清大学的近期目标是培养海峡两岸企业急需的工科人才，远期目标是建成像哈佛、斯坦福一样的世界名校。其实林文镜没有对外强调一点，未来的福清大学是一所私立高校，但其意显而易见。
根据林文镜的设想，福清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这样的学科结构与现在的福州大学极为相似，林文镜为何不将已有相当基础的公办重点大学推向世界一流，而是从头开始一所私立大学的事业呢？
新中国之后，国家对“私办”、“洋办”的大学进行收编，连同旧有的“官办”大学进行“公有化”的彻底改造，由此形成了“公办大学”一统天下的局面。80年代以后，商业资本在中国沿海地区逐步崛起，商人开始致力于捐资兴学，甚至斥资创办大学。在民营经济发达的福建侨乡泉州地区，最早出现了商人办大学的实验。1987年，福建侨商吴庆星出资创办仰恩学院，挂靠在华侨大学之下，办学性质属于“私人出资、政府办学”。1988年，仰恩学院脱离华侨大学独立办学，其后改名仰恩大学，但办学性质不变，政府明文规定仰恩大学为副厅级单位。1994年，仰恩大学完全脱离公办体制，由“捐资公办”改为“独资私办”，成为新中国第一所私立本科大学。
仰恩大学的办学历程自始至终离不开一个基本问题：“公”与“私”的关系问题。一位中国企业家捐资兴学，无论他怀有怎样的理想和热情，首先要处理好“公”与“私”的政治伦理关系。所谓的“捐资公办”，实际上就是“私资公办”，也就是企业家私人掏钱，但以政府的名义办学。在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私资公办”是商业资本“染指”大学的唯一途径。但商业资本与公办单位有着不同的运行逻辑，早期的“捐资公办”模式一开始就遭遇到了挫折。仰恩大学对当年的“捐资公办”有着这么一段简短的评价：“陈旧的办学体制，僵化的办学模式，禁锢的办学思想”。让一个追求效益的企业家把钱投在一个不讲效益的事业单位上，这是“捐资公办”模式的最大尴尬。
那么“捐资私立”的结果如何？仰恩大学脱离公办体制之后，一度举步维艰，其声誉甚至每况愈下。由于私立高校座落在国家权力的官本位座标系之外，它们一开始就无法与公办高校同台竞争。由此延伸出的一系列问题是：没有国家财政拨款，专设的教育基金对于一所大学的日常运转来说是杯水车薪；没有国家赋予的学术地位，私立高校无法依靠自己的科研产品和服务从社会各界获得更多经费支持；没有事业单位编制，教师为自己的身份而苦恼；更重要的是，由于商人自古以来就处于家国伦理体系的底端，人们普遍相信私立大学是商人的“私器”，从而导致私立大学的生源质量长期在低水平线上打转。
尽管私立大学可以建立一套更加符合市场需求和效益原则的办学体制，但它依然无法赢得人心，这是试图在教育领域占领话语权的商人们最为苦恼的地方。究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人对“官本位”所持有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官”和“商”的历史偏见。商人捐资兴学的“公”“私”问题，在本质上是“官”“商”的问题。“公办”＝“官办”，“私办”＝“商办”，这种语义的转换实际上回归到了中国人对传统家国伦理体系的直觉理解。而在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官”都比“商”更具有牢固的社会基础。
现代大学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建制，远比商人办企业复杂得多。随着商业资本的崛起，商人与企业将在未来中国大学的发展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可以预见的是，商办的私立大学在未来中国依然不会成为主流。由于缺乏牢固的社会基础，私立大学在获取社会资源（财源、生源、师源等等）的能力上无法与公立大学相抗衡。而大学对社会资源的高消耗远非一个或几个单打独斗的企业家所能承受。在此情况下，“捐资公立”的“官商结合”模式将成为中国大学未来走向的最佳选择。自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以来，“官商结合”已经成为中国商人做大事的基本经验和传统。尽管官办体制下的非实用教育产品近年来被讲求实用的企业家所诟病，但是，商业资本对公办大学的强势介入也正在一步步影响着公办大学体制的改革。
(本文为《环球慈善》杂志约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