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将再次为我们带来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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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评论员  刘长杰　　

　　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我们正在为此进行着一系列的纪念活动。

　　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20户农民代表联名签订了分田和包产到户的契约，由此揭开了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此后，中国力推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终成今日之功。

　　历史再次重演。像30年前全国都在关注当时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一样，今天，我们的目光再一次掠过了广袤的农村。然而这一次，我们触碰到的，不是当年那些渴望在自家土地上提高生产力的农民，而是无法生存下去被迫从城里返回乡下谋生的农民工。

　　尽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尹蔚民先生近日指出，“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大规模的裁员和农民工返乡潮”，但来自全国各地的观察结论表明，与往年相比，农民工提前返乡的情况的确存在。

　　重庆市万州区是中国西南地区农民工外出就业的主要地区之一，近日，来自该区劳务办、就业局的统计数据表明，万州外出就业农民工人数为37万余人，现有4.8万外出就业民工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占全区区外就业民工的13.1%，其中，未返万人员4.1万余人，占受影响人数的84.1 %，返万回流人员7776人，占受影响人数的15.9%。

　　15.9%的数据，与尹蔚民“不到5%的比例”，差距是3倍还多，这还不包括失业滞留在城市的那84.1 %。

　　我国的农民工大约有2.3亿，其中外出人员大约有1.2亿，这是一支新型的劳动大军，他们的就业特点是流动性非常强，也正因为如此，截至目前，国家仍然没有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的范围之内。

　　叶落知秋。在农民工目前尚没有纳入城镇登记失业率调查范围的情况下，万州区劳务办、就业局最近“派出人员，前往乡镇、街道等地走乡串户，对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外出返乡农民工情况进行调研”的数据，应该具有更强的指向性和参考性价值。

　　与此同时，“万州数据”还为我们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野：就万州区受影响的民工而言，受影响最大的是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现从两地返万回流人员多达5543人，占返万回流人员的71%；而从受影响的民工人群看，以低层的非技术性操作工居多，全区返万回流人员中，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民工共5768人，占74.2%。

　　农民工的提前返乡，让我们在这座城市的公交车中，很少再和那些提着粉刷工具的建设者们擦肩；也让我们在这座城市的网吧里，很少再能和那些“包宿上网”的游戏客们比肩。在享受他们的离开带给我们悠然空间的同时，我们忽然产生了回望近一个世纪以来农民兄弟那股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的冲动。

　　1927年，江西井冈山，袁文才和他的农民兄弟们把毛泽东迎到了山上，从此拉开了改变中国命运的农民革命。此后，数以千万计的农民之所以抛头颅、洒热血地跟随中国共产党打天下，就是为了这六个字——“打土豪，分田地”。

　　1978年，中国开始本轮改革开放，安徽和四川的农民冒死开始包产到户，土地以承包制的方式再次回到农民手中。它对中国的意义非同寻常，三十年间，中国改革数次峰回路转，却始终没有爆发粮食危机。

　　进入1980 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迅速崛起，中国由此开始城市经济体制的改革，大量的农民被招进工厂，他们很快成为最廉价的、最没有保障的劳动力，因此而形成的成本优势构成了“中国制造”的最大竞争力，中国产品也从此横扫全球。

　　1998年前后，房地产业成为拉动中国内需的发动机，这一次，农民为城市提供的部分建设用土地和廉价劳动力，造就了本轮经济的繁荣。

　　审视历史的天空，我们忽然发现，那些曾经且将继续带给我们些许不便和就业压力的农民，恰恰是拯救中国的最巨大的力量。

　　而全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就在中国农村，因为中国有户口的农村人口是9亿人，假定9亿农民因收入提高每人每年多买几套新衣服，那么中国的纺织业一天三班倒都来不及；假定2亿多进城的农户每人每户购买一个空调、一台电视、一个洗衣机、一辆汽车、一台电脑，这就是一个全世界都找不到的大市场。

　　我们由此可知，当前政府最应该提出的是一个强有力的、把农民工群体包含在内的“就业保障计划”，以此为核心，实施企业减税、社会保障及失业救济等一揽子救援方案，并对各地政府进行刚性化的考核监督。或许实施这样的方案比拿出10万亿元来救市要复杂得多，但我们深信，这是中国发展的根本之道。

　　农民将再次为我们带来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见证这段历史吧。

　　***注：此为20081124时代商报三经论坛评论原文，发表时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