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可以：灵与肉的痛感者

 

 

受访者：盛可以

访问者：马季

 

马季：相对于同龄人来说，你出道算是比较晚的，没赶上70后最热闹的时候。能谈谈你在写作《北妹》之前的生存状态吗？从时间上说应该是2002年之前，那时候你还在深圳吧，是什么原因导致你辞职专事写作的呢？

盛可以：70后最热闹的时候,我正在证券公司,为股票的跌涨患得患失，对文坛所知甚少。我在深圳的生活状态是三不稳定：工作不稳定，住所不稳定，情绪不稳定。那时候惟一的理想是调进工作单位。我做过股票,搞过群众文化,写过公文与报告文学，当过记者与编辑，终无缘实现“理想”。2001年我在某个学生刊物当编辑记者，兼有发行任务，学生文章我写不好，发行搞不上，逐渐对“理想”失去信心，对在深圳兜兜转转的生活陡生厌倦，突然想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写一部长篇小说。从动念到行动仅三天时间，辞职报告还是到沈阳以后递上去的。我常会有远离现实的大胆设想，期待拐弯的风景。

 

马季：能够体会你的感受，我也一度有这样的选择。这和是否能写出好作品没有必然联系，在水里久了，憋得慌，人这一生能不委屈自己是件不容易的事情。在沈阳那段时间的心情如何？

盛可以：知屈而后能伸，大约是比较痛快的事情。人是向死而生，提前给自己倒计时，可能会更珍惜时间，更有紧迫感。在沈阳两年的写作生活，尝了寂寞天涯，品了北国风光，非常令人难忘。那是一种极为简单极度纯粹的状态，有一个目标，持一种信念，做一件事——虚构。真的是举目无朋，像个幽灵在居住的附近出没。埋首两年，回到深圳，第一感觉是深圳依然年轻，而我老了。于是，我以我老去的灵魂继续写作。

 

 

马季：从作品来看，这几年你观察事物的角度正在发生一些变化，这当然和你的生存状态有关。你觉得自己安排生活的能力怎么样？很快就能适应新的环境吗？

盛可以：我是一个比较有条理的人。在无可依赖的情况下，能在生活中体现惊人的潜力（包括体力）。我喜欢独立思考，适应性强，也比较善于调整自己。我喜欢新环境，有时会做一些偭规越矩的事。很难想象，没有新的东西涌入，生命如何保持鲜活。

 

 

马季：七十年代生人中的异数。不止一个人对你做出这样的评价，当然是指文学意义上的。你认为这个评价里包含了什么？日常生活中你是强调个性的人吗？

盛可以：七十年代生人中有不少优秀的作家：冯唐的古文幼功，魏微的缓慢沉着，戴来的智慧利落，李修文的典雅忧伤，使他们的作品各具特色。我喜欢独处,偶尔疯颠作乐。我不太善于和人交往，有一些个性化的坚持，性格上羞涩与狂欢的矛盾。喜欢小狗、小猫和小孩。一直和小孩子玩得很好。在老家的时候，上幼儿园的小孩经过我家门口时，都会调皮地喊我的小名，找我玩。

 

马季：性格中自相矛盾的地方，有时候恰恰是写作的某个启动点，你会不自觉地问自己这里面藏着什么东西，疑问也就是这样逐步形成的。

盛可以：自我斗争是一个大有深意的世界，甚至所有的矛盾冲突都是由自我斗争引起。可以说，个人性格的复杂，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丰富性。假若一个人缺乏内省，对事物持单一的见解，没有自我反驳与自我说服的有力撞击，可能很难形成某种张力。

 

 

马季：你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以及后来的《水乳》，曾在网络上受到过关注，李少君因此还写过一篇短文《盛可以们与网络时代的文学》，拿你当坐标来讨论新的文学现象。当然，时代不是个人所能选择的，但写作态度却是自己能够把握的，能就此谈谈你所经历的写作之路吗？

盛可以：我对“文学”从开始便有自己的认识与内心的尺度。当我决定使用“盛可以”这个名字时，就野心勃勃地奔自己的文学理想去了。《水乳》是直接刊发《收获》的。我很乐意谈我成为网民的经历。1999年，我因参与政府公益廉政广告比赛的工作而接触到网络，一头扎进聊天室，一聊便是两年多。那时候聊天很纯洁，都文绉绉的，炫耀才华，鼓动不烂之舌，展现自己的语言魅力，不像现在的人，要么查户口，要么劈头就问女性三围，直奔主题要求睡觉。我那时固定在深圳的“文学天地”和碧海银沙的“红楼青衫夜读诗”两个文青呆的地方玩。两年后才知道网络有BBS和社区，于是开始参与网络纷争，写批判文章，到处流窜，于是发现许多文学论坛，包括“小说包间”、“新小说论坛”、“诗江湖”、“他们”等等，到处当版主、扔板砖，废寝忘食，疯狂数月，直到某天读到余华的《现实一种》和朱文的《弟弟的演奏》，突然做起小说来，又不懂投到哪里，写了便贴到网上穷开心。当时许多杂志编辑也在各论坛出没，《作家》杂志的首席策划李修文，看到我一篇四五千字的东西，连续四次提出修改建议，这便是2002年《收获》杂志第六期上的万字短篇《TURN ON》，责任编辑叶开也给我很大的鼓励，约我再写，于是一鼓作气完成长篇《水乳》。

 

马季：《水乳》之后我看了你的几个短篇，感觉最明显的是，你的领悟力很强，每篇作品都在试着调整自己，好像是有一股气顶在那里。

盛可以：我在一篇创谈中曾谈到写作的几个阶段。初期是把语言弄得鸡飞狗跳，凭着一股腾腾杀气，提刀满院子追赶那些赤足狂奔的高级动物，盲砍乱剁，缺少阅读以及对小说本身的认识，缺乏成熟的构思及布局。后来开始思考运用何样的技巧使跳跃的姿势更加漂亮。由于阅读和经验的影响，以及虚无感与对自我的质疑，一度使写作风格摇摆不定，焦虑与浮躁一度主宰了心境，对语言语感语速词语意境的追寻几欲使我心火绝灭，内心多次遭遇先锋与传统、内敛与嚣张、尖硬与柔韧的矛盾冲撞。用灵魂叙事，朴素、真实、向内、深度探索人性与精神维度，用词语的利刃剖剔真相、混乱、虚无。我觉得文学是纯粹的、洁净的、真诚的，任何企图给它染上颜色的想法，都将不击自溃。

 

 

 

马季：你出现在读者视野中的时候，正好是“经典”遭遇解构，文学市场化兴起。由价值观碎裂引发的审美混乱，给每个作家设置了障碍，同时也预留了机遇。从这个层面上来说，你是生逢其时的，可以写得“任性”一些，“凶猛”一些。这使你的叙述保持了原生状态，富有活力和生机，也不乏粗糙的痕迹，你如何看待自己那段时期的写作？

盛可以：我当时对文学流派、文学动态、文学处境一无所知。对我来说，我写，便是我的时期。我那时精力旺盛，愤世嫉俗，延续写斗争文章时的盛气，不敛不节，恣意率性。没多久，李修文对我说出了一个词：“节制”。这个耐人寻味的词让我深省，并至今警惕，益处匪浅。颇为庆幸的是，我迅速察觉到此时文学的弊病，同时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发现了亟于表达，亟于收获的浮躁心态，是创作中致命的弱点。《水乳》之后，长篇《火宅》是一次风格调整尝试，不太成功，反丢了一些东西。这个时期的短篇风格变化不大。韩东曾说从我的作品中看出我缺少阅读，他说得很对。我慢慢开始读卡夫卡、海明威、马尔克斯。这让我想到湖北作家苏瓷瓷，我们写作的开始有几分相似，只不过她才气逼人。

 

 

马季：我觉得你对精致写作的怀疑是与生俱来的，你不习惯文雅的叙事，但我想象不出你的生存状态，你真的离小资很远吗？深圳那地方，怎么形容呢，能不能算是小资的天堂？你到底受什么样的文化影响比较深？

盛可以：说个有趣现象：有这么一个男人，文章蓝天白云，曼妙优雅，颠倒众女生，其人却指甲藏污垢，当众抠鼻屎，肮脏懒散，臭味隐约。文雅叙事和小资生活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我写《北妹》，有意还原生活本质，钱小红那种身份的人说话就是粗俗，不加修饰。我个人不喜欢将幸福的痕迹带到大庭广众之下并喋喋不休，也不喜欢忆苦思甜。我常常感到无话可说。无话可说是因为自己渺小、卑微、无知。深圳人算小资吧，但是钱多，闲情少，又受了环境的腐蚀。小资的天堂应该在上海，那里有对生活细节的精致追求与挑剔。当然，对上海我了解不多。2006年开始，我的写作和阅读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应该和年龄与生命状态有关。从我的长篇《道德颂》以及其他中短篇不难发现。读过一段时间的西方哲学、小说、诗歌，对中国古典文学仍是情有独钟，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语言等，是我骨子里追随的东西。现在年纪大了，会喜欢读史，对故去的、陈旧的东西感兴趣，包括书、人、事；会想到做什么样的人，读诸子百家，识文字变化，生了厚古薄今的心理。

 

马季：格非的新作《山河入梦》不知道你看了没有，我觉得他在延续传统上的努力是有启发作用的，很值得关注。关键是精神上的延续。这就要求作家在生活中思考、发现，并捕捉中国文化的精神“脉络”。这是要求功力的，是新一代作家所面临的严峻考验。

盛可以：格非的《人面桃花》我读过，叙事的典雅精致是我喜欢的。任何时候，小说语言的古典气质与魅力都令人心醉神迷。母语孳生的复杂多义变化无穷。如果舍弃古典小说传统中的灿烂而一味追求西化，我们的文学将会留下巨大的遗憾。至于精神上的延续，在我们这个聒噪的时代，这的确是一个值得深入讨论与深刻反省的话题。包括做文学的精神，还有做学术的精神，其价值内涵的裂变有目共睹，不防多回头看一看，对照，内省。有内省，便有希望。

 

 

马季：背井离乡已经成为这个时代人生存状态的重要特征之一。我发现你的“异乡”叙事几乎是单向性的，不涉及和家园生活的比照。不过，我仍觉得这是个表象。一个作家在根子上还是和自己内心里的那个世界分不开的。我想知道，多年来你身处异乡的感受是否有过一些变化，湖南地域文化对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盛可以：我对“异乡”的向往远甚过故乡，我酷爱“异乡”，酷爱别处。事实上，我的故乡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讨厌。我说的故乡是指我的乡村以及那个小镇。近两年我不想回去了，我不愿意看到乡村那种表面的富余与精神内在的衰败。留在我童年记忆中美丽的小河不再流淌，被个体户承包肥水养鱼去了，而养猪致富的农民将瘟死的猪抛进河里，多时河面会白花花的，满村尽是猪粪臭，苍蝇逐人；人口的过多繁殖使房屋凌乱增长；清寂的乡村热闹无序垃圾成山；堤畔的垂柳林没了、道路更烂了、纯朴的民间艺人消失了、花鼓戏没人唱了，男女老少都在麻将桌上蹉跎。至于对小镇的失望，我在《道德颂》中有过一段描写。总之一句话：我童年的乡村被岁月糟蹋了。我也不知道湖南地域文化对我的影响，大约血液里涌动的，骨子里藏匿的，都与此有关吧。

 

马季：中国的变化是复杂的，有些东西去了将不再，有的我认为还会变回来，我相信是这样的。在感性上我们当然不能接受某些变化，但它又是现实。你看城市的变化，在表面上很好，但也有不少内伤。现实去往何方？你的小说不也在提出类似的问题吗？

盛可以：是的，有的东西去了，是真的去了；有的去了，只是表面的去了。就像文学，文学本身没变，只是被一些人打斜了，看歪了。世界真相与假相混杂的。倘或随波逐流，人便若浮草；而坚守便成了可贵的精神品质。中国的变化，添了新贵，也丢了旧宝，很多事物相克相生，如果我们缺乏对人性对灵魂对道德修养的关注与重视，好的会变成坏的，坏的将会更朽。社会的秩序便是人心秩序，世界由人组成，人的问题在于心，人心不在妥善的位置，那这个世界乱了。巧言令色智谋百出，不如坚守自然无为，我们也许该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对其精髓表示敬意。

 

 

马季：从《北妹》里的钱小红到《水乳》里的左依娜，你对女性痛感的表达非常凌厉，甚至不乏血腥和怪异，尤其是对人性残存尊严的紧逼和追问，让我的阅读不止一次停顿下来，然后重读某一段落。我想知道，是什么动力推动你的叙事的呢？

盛可以：写作中我常常感到无法控制主人公的言行，她们本身有一种你无法左右的力量，当我将她们推到某个情境的时候，她们会反过来牵引我，我们之间产生某种配合与默契。我的每一部作品中都浸染了悲观与虚无，它们就像导盲犬，在我的精神世界里穿行。废墟中站立的，除却断壁残垣，还有阳光、想象和虚无。悲观与虚无并非消极，它们在我内心引起复杂的纠缠，可以说，小说便是这种纠缠的结果。

 

马季：你是个悲观主义者吗？对当今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有哪些看法？

盛可以：是的。我是个悲观主义者。我认为悲观是切入世界、认识世界最好的方式。当然悲观不是撒手等死，它赋予人冷静与内省的精神空间，能比乐观产生更大的价值与动力。当今妇女的权益和地位得到了保障，但妇女并没有获得解放，因为她们仍在自己的精神牢笼里，没有解放，或是不愿解放自己，所以妇女仍然是社会中的弱势，是家庭婚姻里的弱者。

 

马季：语言的节奏感在你的小说中和人物的行为取得了一致，这个努力使作品具有了张力和韧性。你希望借此获得叙事的力量，是这样的吗？

盛可以：阅读小说，始于语言。小说语言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说是语言赋予小说文学的意义。我在写作时会反复读，避免在相近的句子里重复使用同一个动词，通过剔除多余的字，简化句子，调整词句顺序等达到阅读上的上口与流畅。语感节奏是音乐，即便是最冷峻铿锵的语言，也将充满诗性。我有个怪癖就是喜欢用喻，不用喻无以为继。反之，在获得精彩的喻意之后，感觉气上丹田，语言这个浑圆的球，可以滚上好长一段。

 

马季：你的写作速度如何？有自己感觉比较大的需要克服的障碍吗？

盛可以：我现在的写作整度很慢，我感到写个故事不难，在细节与语言上推陈出新不易，有时候一个下午就磨一段对话，只为寻找一条暗喻的小径。语言文字的魅力大约不在于你讲出了什么，而在于你用什么来代替你正在讲述的，我想让语言是成为一场隐喻的游戏。

《道德颂》之前，我在想怎么写，现在，我在想该写什么，“写什么”成了我现在最大的问题。

 

马季：在你的新作《道德颂》这部小说中，开始出现了理性的色彩，我依稀听到了一些思辨的声音。这可以视为你在写作理念上的一种变化吗？你是否还持有当初写作《沉重的肉身》、《无爱一身轻》、《干掉中午的声音》时看待生活的基本态度呢？

盛可以：动手写《道德颂》之前，我正陷入对写作的怀疑中，几乎崩溃。我知道，所构思的故事本身没有惊人之处，如果没有深入的心理分析与对道德的怀疑、追问、探索以及独特的语言与细节来有力地支撑整个长篇，小说将会失败。这个难度挺大，但我信心十足地完成了这个挑战。《道德颂》是我写作上一次满意的调整与改变，它是我创作以来的一个新高度，是我这半生最珍视的一部作品。理性叙事是这部作品的基调，给从前的尖锐与张扬裹上内敛与理性，在对心理的揣摸与刻画上不遗余力，将人性，善恶以及所谓的道德全部劈作两半，让它们的界线模糊不清，摇曳不定。李敬泽曾经说，《道德颂》“是迄今为止小说对我们这个时代人的道德境遇和道德体验的最为有力的表达和探索”，对我个人而言，是对自己的生命以及写作进行了一次革命。与当初写作相比，我看待生活的态度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以前坚决反对以德报怨，以善对恶，认为应该以恶制恶，像鲁迅说的那样，绝不宽恕，现在我主张宽恕一切，清除心底任何的仇恨与嫉恶，拂去这些人为的尘垢，还心灵纯洁与净土，还灵魂平静与安宁。老子的《道德经》旨在宣化自然无为听天由命，要求人们无欲、少智、守柔、退让，整个小说中，“少智”与“退让”在女主人公旨邑的行为上得到充分体现，她最终心怀大爱，清静无为。

 

 

 

 

马季：往远处看，道德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母题，从近处观察，道德可以说是当今社会最复杂的问题之一，社会转型期的各种欲念都在这里聚集了，因此媒体经常动用“底线”这个词来强调它的危急。你写《道德颂》的最初动机是什么呢？

盛可以：法制社会的弊端是，道德钻了法律的空子。人们只对“法律”负责，不对自己的言行负责，更少对他人负责。从外部规范行为，只能维持表面的秩序，就像婚姻，我们看到的那些井然有序和睦生香的家庭，旁人看来，很和谐，很团结，又有多少是内里溃烂已久的啊。早已“礼崩乐坏”，权且掩耳盗铃，他们有秘而不宣的“底线”：关门窗以绝风浪，维持一百平米左右的家庭结构。《道德颂》的“颂”字，集中表现了小说里的人物行为，是讽是赞，道德还是非道德，读者心中自有分数。我想通过《道德颂》表达这些问题：何为道德？前面讲的那类家庭，是否道德？第三者的爱情是否道德？水荆秋与梅卡玛的合谋算不算道德？被逼迫堕胎算不算道德？对天性的扼杀道不道德？比不道德更坏的是什么？是法律吧。在某种性质上，法律就是所谓“道德”的帮凶。

 

马季：这些思考构成了这部小说，它是我们日常经验中，最活跃变异最大的部分，能拯救一个人也能毁灭一个人。我说不好它的最终状态是什么，也许是宗教？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想过？

盛可以：当人趴在地上的时候，只能看到别人的脚后跟。人是最脆弱的，也是最坚韧的。人身上有作为高级动物的尊贵品质，也有类同低级动物的卑贱潜在，无不由生活与苦难将它们激活。在小说中，女主人公如果没有巨大的精神支撑，不管这精神是来自谢不周还是来自她内心的省悟，她绝不可能因虚无诞生大爱，诞生宽容，并以一颗伤痕累累的灵魂去怜悯置她于死地的人。对女性来说，这可以说得上是一种精神解放，这种解放使她获得强大、高贵与尊严。

 

 

马季：独特性是文学生命力的重要指标。不同于别人的地方，才是你的，但这个不同是从生命原点上出发的，它一旦被“文化”覆盖之后就会变得虚假起来，不由自主的虚假。所以我宁可看到你小说中有不完美的地方，也不愿看到你被归类，尽管保持异质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想听听你的看法。

盛可以：是的，在生活中，难免要磨去一点棱角，这是一种成熟。对待艺术，失去个性风格，可能会流于平庸，这是一种退化。生活中可以作出某种妥协，艺术追求必须要坚持理想，用最真实的灵魂抒写。宁愿沉默也不要虚假。深不可测的社会里潜藏着无数的撒旦，它们化身为甜蜜的果子不断地引诱文学，引诱作者。我不是贪婪的人，倒希望自己“瘦骨嶙峋”。我能感觉到自己对生命认识的变化，作品的内在精神也在随之改变，也许厚重，也许空灵。对我来说，寻找独特的叙述语言与叙述方式至为重要，也是最难。

 

 

马季：在沈阳的时候你说过，“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城市，一个安定的环境写作读书，是我最大的心愿。”这些，现在看来算是实现了吧，那么对未来，你想说的是什么呢？

盛可以：我喜欢的城市，总是与我擦肩。我很少想未来，也没有长远计划。未来我会更老，那就让自己老得有魅力一点。把握好现在，未来会有它的形状与颜色。

 

 

 

马季：能谈一点往事吗？比如说，童年生活对你的写作产生过影响的事情。能描述一下你的家乡吗？

盛可以：往事如烟，丝丝相缠，取哪一缕说呢。前面提到过我家那条美丽的小河，我对河对面的世界充满想象。十岁那年夏天，我终于游到了对岸，兴奋地爬上堤，放眼一望，景色与我的乡村一模一样，沮丧极了，几乎无力再游回来。我的家乡没什么特点，和大多数乡村一样。小时候过年很有意思，舞龙、耍狮子，草台戏、湖南花鼓、打莲花落……一直要热闹到元宵以后。最为有趣的是赛灯，两岸人在各自的长堤上燃起十里火把（或点煤油灯），夜如昼，放鞭炮、烟花，毫无恶意地扯起嗓门对骂，小伙子和姑娘借机搭讪调情，整个长堤上人头攒动，彻夜沸腾。这才是我记忆的童年，我喜欢的乡村。

 

 

马季：问一个和阅读有关的问题。你现在在读什么书？你喜欢怎样的阅读方式？哪几本书影响过你的写作？

盛可以：刚才有所提及，去年在孔夫子网买了很多旧书，《论衡》、《春秋繁露》、《孟子正义》、《二程集》等等，对我来说，读小说是做功课，这类书让人清静无为，是真正的闲书。我读书不多，印象深刻的书或篇目有《一件事先张扬的凶杀案》、《局外人》、《现实一种》、《追忆似水年华》、《地洞》、《水浒传》……挺多的。

 

《大家》杂志2008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