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些血汗钱都到哪里去了
——关于收富于国与藏富于民的思考
关键词:藏富于民 拉动内需 国家理财
在国家理财方面首先是要收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这是一个问题。
解答这个问题只需要对一些数据进行对比,并搞清楚这些数据之间的关系就可以了:比如财政(或者财税)收入增长幅度、GDP的增长、以及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以中国为例:
中国的财政收入每年达到6万亿元,持续达到30%以上的增长率。媒体以此为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进行歌功颂德。但相比之下,当GDP以11%的速度提高的时候,一年期存款的基本利率已经达到4%以上;另外CPI的增长被“强行”摁到了5%左右,同时PPI的增幅却已经逐渐提高到9%以上。
在这种时候,企业上缴的税费显然已经成为拖累企业持续迅猛发展的巨大负担,尽管如此,财政(财税)收入依然以超过30%的比例在提升。
但另一个角度,物质生活丰富了,精神层面贫瘠了,虽然每年的收入都以两位数的速度在增长,我们消费水准也似乎从数据上貌似有迅猛增长,但我们没有看到应有的国民整体性的富强。在发展的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庞大的市场,但实体经济的加快下滑带来了就业的不稳定感逐渐提高。
通过与历史的对比,我们看到:住不起房的依然住不起房、看不起病的依然看不起病、读不起书的依然辍学在家、老无所养的依然孤苦伶仃,这些都没有本质的变化,甚至生活在底层的大多数人要为房租涨了多少、鸡蛋和猪肉涨了多少而担心,甚至还要担心食品安全问题、感情与婚姻欺诈问题、以及都市犯罪所带来的财产甚至人身安全问题。
我们不禁要问:我们的那些血汗钱都到哪里去了!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当前正处于明显的收富于国的阶段。
高额的财政收入无疑是在收富于国,而收富于国除了高额的财政(税)收入之外,发行国债也是重要手段。动辄数以千亿计的国债发行,百姓争相竞购,都成为国家的财富。当国家越来越富的时候,是否也意味着国家也越来越强了呢?——那倒未必!
这些财富本身就是双刃剑,显然这种收富于国的行为正在对整个国家造成巨大的冲击——甚至有釜底抽薪的效果。
比如我们在面临GDP增速下滑速度过快而近乎失控的时候,政府又制订了“拉动内需”的基本国策,国务院批复的铁路投资额已达到2万亿,其中在建项目的投资规模超过了1.2万亿。相比较美国在一个月前的7000亿美元救市政策的“难产”,中国在大笔资金的使用批复上,还是相当“有魄力”的。
本人实在看不懂火车速度提得那么快有什么切实作用,是通过提高百姓出行效率来加速国家运转吗?而假如把那钱拿来修村镇之间的小路,改善偏远地区的校舍与教学设施,在农村的那些落后的灌溉与农耕工具,给那些默默无闻的乡村教师切实地多提供一些保障。与火车提速、都市建地下铁路、政府机关盖大楼相比,还有那么多涉及国计民生的事情需要去做。
我们所关注的是谁的利益,是让更多的人从穷乡僻壤中走出去,抛家舍业地去到处打工吗?是弃妻儿父母于不顾,安心的去享受精彩的外面的世界吗?
关于城市化对中国所带来的冲击,已经在七月初的《城市化》主题的系列论述中有深入论述,在此不赘述。
并不是本人多疑,当财富集中于国家的时候,任何人都有权利问——我们那些血汗钱到哪里去了。
大家就会关注国家如何支配这笔钱更合理的问题,比如基础建设浪费的问题,公务员团体臃肿的问题,比如官僚的钱权交易问题,比如国家的对外投资赚钱与缩水的问题。在公务员考试网络报名的数据方面也提供了支撑:
新的公务员报名者竟然达到了105万之众,而且平均每个公务员的职位平均有78人在竞争,更有甚者,出现了4823人在争夺一个公务员职位的怪现象。就成为大家所关注的事情。
这不仅说明了社会主流对“铁饭碗”的回归,更说明了公务员的稀缺资源,成为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所争夺的目标这更说明机构臃肿已经成为难以遏制的潮流。历史上的中国是不缺乏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的,而那种闲适的生活节奏一旦被打破,就很难再回归到悠闲的田园牧歌式的生活情调去了。但政府机构的臃肿更加会导致人浮于事现象,更加会带来社会的负面情绪的。
作为持续性的高速增长,以及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仅有的继续高速增长的国家之一,中国得到了来自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国际社会的奉承之声下,我们已经几乎难以自我把持了。这已经在前两天的文章中有所提到。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怪现象是:
当我们以幸存者的姿态看冰岛、巴基斯坦的时候,却发现已经破产的冰岛人除了呼吁撤换总理与内阁之外,生活似乎也没受影响;当我们以救世主的姿态看美国的时候,却发现虽然从金融领域到实体经济整体性地遭遇寒冬,但美国人依然可以维持高水准的生活,似乎依然比中国人活得洒脱。
——再问一遍:我们的那些血汗钱到哪里去了?
这就不能不提到国家理财手段的问题了。
国家从来都是信用的最高等级,所以国家发行的债券与国家做出的承诺往往会是最有价值的。
这主要体现在政策与法律上,由此美国就可以滥用国际社会所特殊赋予的信用,金融体系崩溃了就用信用体系扛着,信用体系崩溃了就用印钞机印钞票,用从全世界发债募集来的钱搞建设,用发债的钱充实居民的口袋,让他们透支未来的预期收益或者从别的国家拿钱来消费。树立信心,并赢得更高的信心,当信心逐渐增长的时候,国际化也就把所有人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虽然冰岛理论上已经破产,但谁肯让它从形式上破产呢?虽然美国的国债最高上限已经达到11.6万亿美元。美国的人口占世界比例不到5%,但资源的消耗量却超过了25%。总欠款60万亿美元的美国目前依然对国际社会颐指气使,俨然指点江山、惟我独尊的踌躇满志。
而这都来源于那个名字叫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东西。美国人得到了全球经济体系的认可,而所付出的也仅仅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伺机而动,并成为战胜国。美国当时的战争应该看作是另类投资了。虽然截止到目前,美国在以后的战争胜绩寥寥,但这一次就足以维持美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上的领导者地位达60年之久。以正义的名义投资于战争,并以胜利者的姿态重新制订游戏规则——这就是美国的理财之道。
那就给了我们在国家的另一种理财观方面的启发。
冰岛的银行里,绝大部分是相对冰岛人而言是“老外”存进去的钱;而美国人和美国政府花的也不是自己的血汗钱——而是花别人的钱,花未来的钱。
而中国的发展则是在花自己的钱,并且把最优质的资源拱手相让,让人家以最低廉的价格拿走。甚至不排除有涸泽而渔、杀鸡取卵的行为,这就是差距。
当我们不知道如何谈判索要条件回报的时候,也就是在任人宰割的。没有任何人会去顾及你是否有疼痛的切身感受,而是你是否肥到一定程度,肥到足够有营养、肥到价格足够低廉的程度。
元代书画家赵孟的妻子管道升能书善画,而且造诣极高,留下了一首流传颇广的词“你侬我侬,忒煞情多,情多处热似火。把一块泥,捻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齐打破,用水调和,再捻一个你,再塑一个我。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
不知道50年前的美国人在针对社会主义国家制订“和平演变”策略的时候,是否读过这首词,但应该是已经悟到了这首词的精妙之处,因而就以国际化为旗号与诱饵,以人心固有的对物质欲望的贪婪追求为基础,真正做到了把两个泥娃娃打碎,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做到了“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了。
难怪美国人不怕!原来是有全世界的人借钱给他们花,让他们投资,让他们廉价收购其海外资产与最赚钱的公司,甚至是本国最稀缺的资源与最赚钱的企业。
——而且一旦如此,就很难说清哪些是中国的,哪些是美国的了。并如此循环往复!
还有比这更可怕的,那就是那些昔日的列强轮流以此策略应对中国!
中国的存在价值不仅是变相提供物美价廉的商品,更是在提供一种信心,提供返朴归真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经济危机、大家都面临资本自顾不暇,抽逃以自救的时候;在金融传导到实体经济、在证券市场面临崩溃,银根抽紧的时候;在企业的关停并转与企业之间的重组带来的裁员,以及由于裁员所引发的消费低迷的时候……就更加显示出中国特色的商品的重要性,同时廉价商品虽然对美欧等发达国家的部分企业是一种冲击,却也在帮助他们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也只有中国在理财方面的特色,才使得经济发展没有被监管缺位的美国投资银行疯狂的发展所带来的灾难性的损失。
但中国当前的状况,就如20年前中国的普通家庭一样,把最好的东西拿出去卖,或者送给别人做礼物,自己把最差的留下勉强度日。
这想来也是中国人的善良天性,怕是难以改变的了。
所以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我们想买美国人的东西,他们却不卖。不管是技术还是企业,他们越不卖,我们越想买;我们越想买,他们越不卖,列强就用这种心理博弈在跟中国人玩心眼;反过头来还抱怨中国通过贸易顺差赚美国人钱了。
我们也不能理解,为什么我们辛苦赚来的外汇,不仅不来增加本国外向型的产业的实力,却借给美国人,然后再让他们花我们的钱去消费、去投资。
我们更不能理解,为什么即使这样,即使中国把从美国手里赚的钱中的2/3都购买了美国的国债。美国人依然要抱怨我们倾销、侵权、压迫我们货币升值、赖掉他们欠我们的钱。甚至他们再拿我们借给他们的钱来我们这里投资。
为什么我们赚的钱不能直接回来投资,而借给别人,让他们来廉价收购我们的资源与最赚钱的企业?
在国家理财方面首先是要收富于国还是藏富于民?这是一个问题。
同时,专家与媒体舆论达成了共识——要保增长就必须要拉动内需。这个共识已经成为中国阶段性的基本国策。由此,旨在拉动内需的组合性的政策陆续出台,比如连续降息、再比如减免税负、还比如半强制性的地提高工资标准、甚至不惜出台地产救市政策,敦促老百姓买房来带动内需。
但本人认为,在国际局势动荡的情况下,在进口商品肆虐、外资零售店铺已经站稳脚跟的情况下,在发达国家的实体经济都受到金融风暴的冲击的时候,当洋人们都在勒紧裤带准备挨饿、为过冬多准备几件冬衣的时候,当进口商品加大多中国投入并期待更多的产出的时候,明智的策略不是忽悠老百姓多花钱、快花钱,而是要藏富于民,并提醒百姓要捂紧自己的钱袋。
在一个内向型的国家,是应该收富于国的。因为只有国家富强了,才能够有强大的军事力量进行国防建设,才能够有足够的财力进行从道路到桥梁,从医院到体育馆的建设,从资源开采到管线铺设,从义务教育到养老场所。而国家富了,也会有种种的负面效果,比如就会使得官僚机构臃肿,就需要盖更多的大楼,就会出现更多的权利寻租甚至卖官鬻爵,就会加大官民之间的社会矛盾,并加大老百姓的不幸福感。
但一个外向型国家,一个对外依存度高的国家,就需要藏富于民了。中国的对外依存度越来越高,就需要改弦更张,朝藏富于民转化。而中国就是这样的外向型国家,需要的不是收富于国,而是藏富于民。
其实也只有解除了一切后顾之忧,人才会把所赚的钱不是用来进行风险高到难以管理的投资,才不会过多地把钱存起来,假如没有系统性崩溃,没有了恐慌就不会有动力去工作并创造价值。
因此适度的压力、适当的梦想以及恐慌,可以激励我们去奔跑,虽然说“衣食足而知荣辱”但紧随着的还有另一句话“饱暖思淫欲”,就会有不思进取的嫌疑。
有个朋友说“跑得快是因为没吃饱”。
这话倒也在理。因为百姓穷,才会跑的快;因为跑得快才会创造价值,像欧洲(特别是北欧)的那些国家,社会福利完善,生活没有后顾之忧,从事的都是倒会面临国家破产的下场。因为发达国家所谓的藏富于民其实也不是藏于普通百姓,而是集中在那些金融寡头身上。
当我们面对国际化的生存环境的时候,就不单纯是还富于民与聚富于国那么简单的事情了。国家理财不好玩,最终还是摆脱不了弱肉强食的规则。
相信本人不是唯一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但现在听不到那些声音的原因是什么呢?
贾春宝
2008年10月30日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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