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幸未因《苦恋》带来一场政治运动”(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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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恋》故事梗概
在旧中国，少年凌晨光家境贫寒，但很有才华。青年时，他被国民党抓壮丁，后被船家女绿娘搭救。因反对国民党遭特务追捕，凌晨光逃到国外。在美洲的某个国家，他成为著名的画家，并与绿娘终成眷属。解放后，凌晨光夫妇返回祖国。
十年“文革”中遭受迫害，令凌晨光一家堕入谷底。
女儿决定和男朋友到国外去，凌晨光表示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凌晨光无法回答。此后，凌晨光受迫害逃亡，成为一个荒原野人。剧终时，雪停天晴，凌晨光的生命之火已经燃尽，他用最后一点力量，在雪地里爬出“一个硕大无比的问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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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岁的作家白桦如今定居上海，自称“远离电影圈、孤陋寡闻”。
28年前，他的剧本《苦恋》及由其改编的电影《太阳和人》，曾引发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最终未能公映。
原计划拍黄永玉的纪录片
白桦创作剧本《苦恋》，源于长春电影制片厂青年导演彭宁的一个提议：写一部关于画家黄永玉的纪录片剧本。由于和黄永玉相熟，白桦很快就写了一部《路在他脚下延伸》，并发表在香港《文汇报》上。
“严格说起来,这个作品不是一个纪录片,全都是黄永玉平常和我们接触时谈到的一些事情及他的观点,是按照一首电影诗来做的。”剧本完成后，打算由黄永玉来出演自己。但准备实拍的时候，剧作家夏衍建议，还是写个艺术片，不一定要写黄永玉，就写一个艺术家。于是，白桦重新着手。
1979年，白桦完成了剧本《苦恋》，发表在同年9月出版的《十月》上。卷首语中写道：“飞翔着把人字写在天上。”剧本描写了画家凌晨光一生的坎坷命运，其一家在“文革”中遭受迫害，但女儿的出国决定还是遭到了父亲的反对，女儿反问父亲，“您爱这个国家……可这个国家爱您吗？”长春电影制片厂据此拍摄了电影，由彭宁导演，影星刘文治和黄梅莹主演，1980年底完成摄制。后来在送审样片的时候，改名为《太阳和人》。
据白桦介绍，1980年四五月间，文化部电影局曾组织修改剧本，但最终，影片只是将结尾做了改动，原剧本以凌晨光用尽最后的力量在雪地上爬出一个“问号”结尾。但拍摄现场，当时的中宣部领导派人传达了指令：“那个问号不能拍”。于是，问号最终变成了省略号，当一切安静下来,只有一枝风中芦苇在太阳的光晕中飘荡，伴随着六声强劲的鼓点，六个“点”打在了银幕上。
文化部主管电影的同志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中宣部，两部门决定，继续对电影进行修改，并请电影专家与白桦谈话。
“希望你们的电影能通过”
在此期间，白桦和彭宁携影片四处寻求支持。他们找到电影家协会，借了放映间放映该片，“看片的700人都说好”。
1981年1月5日，《大众电影》和《电影艺术》两家杂志联合召开了一次“电影创作和理论座谈会”。
与会者100余人，会议主旨“民主、争鸣、团结”，谢晋的《天云山传奇》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亮相的。
白桦和彭宁也带去了《太阳和人》，放映后，马上成为会议的焦点，并出现“一边倒”态势：持批判态度的人一发言，就被赞扬的人打断。
但在会议的后半程，传出了要对剧本《苦恋》今昔感批判的风声，说电影还在修改先不批判，但剧本要批判。
面对一方叫好，一方要求修改的局面，白桦萌生一个想法：让中央高层看看片子再说。
1981年1月10日晚，白桦求见胡耀邦，唯一的要求是请他看看片子。
“那时候，胡耀邦是很平易近人的，他复出后我前后在他的寓所见过他三次。”但胡耀邦拒绝了看片的请求。当着秘书的面，他坦率地说：“这部影片在没有审查通过之前，我不看。昨天晚上在中南海放了这部片子，我没有去。听说有人反对，有人支持。
我们家看过电影的就是两派。
《解放军报》发表批评来信
但此时，对《苦恋》的批判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白桦在后来接受采访时，忆起1981年1月的一件事：当时在北京体育学院召开了一个电影创作会议,放映了一些新片,其中也放了《太阳和人》，但部分欣赏的人只能私下向他竖大拇指了。
此前，文学刊物《时代的报告》将《太阳和人》产生的过程形成报告，希望中纪委介入调查。中纪委征求中宣部的意见，一番研究后，中宣部回复：电影正在修改，还是由文艺工作的领导部门来处理，不然会使文艺界更紧张了。
同年4月18日，《解放军报》以半个版的篇幅发表读者批判《苦恋》的3封来信。
4月20日，《解放军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说《苦恋》“不仅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甚至到了实际上否定爱国主义的程度”，它的出现不是孤立的，它“反映了存在于极少数人中的无政府主义，极端个人主义，资产阶级自由化，以及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错误思潮”。
文章被数家报刊转载，并通过广播传播给千家万户。
白桦回忆，当时的社会反响很强烈，很多老作家都持激烈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说：“看到这个影片时，我恨不得把头撞在银幕上。”
“春天对我如此厚爱”
这种局面引起了胡耀邦的注意。据报道，5月17日，胡耀邦与中国文联及各协会以及中央文化部的负责人有一次谈话，谈话中提到：“对《苦恋》的批评是可以的。但是现在看来批评的方法如果更稳妥，效果会更好些……要争取作者做自我批评，作者反批评也可以……要把批评作品与批评作者分开……”与此同时，白桦也得到了部分文艺界人士的支持。
当时，文联和作协的主要领导人是周扬、张光年、冯牧、陈荒煤等人。
面对对《苦恋》的大规模批判，文联机关报《文艺报》作出反应的第一篇文章是在1981年5月22日，报纸刊出了《对〈苦恋〉的批判及反应》一文，称《文艺报》收到读者来信12封，其中有10封提出了不同看法，认为批判“采取了不够慎重的方法”。
5月25日，文艺界人士齐聚北京，参加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中青年新诗的优秀作品评奖会，白桦的诗《春潮在望》获奖。
本报记者 钱昊平 实习生 周亦楣 北京报道(本报记者张弘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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