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社会发展史证明，主观唯心论是导致宗教泛滥的思想根源。在原始社会，由于科技发展进步的历史性限制，在世界各国、各民族的早期历史上，都曾是“万物有灵”的原始思维占主导地位。这是人们对于天文、地理、动物、植物、人类自身等一切自然现象都不能做出科学解释的原故所致：不能客观正确地解释，并不影响一切自然现象的存在与发生，也并不限制人的心理与思维功能，所以，人们还是试图要对自然界存在和不断发生的一切自然现象进解释的。于是人们就依自己主观的思维方法进行思考，并产生和流行一种思想观点。我们现在按其普遍表现的认为自然万物都有神灵主宰这一特点，称这种原始的人类思维模式曰“万物有灵论”。

 

在“万物有灵”的思想指配下，原始人类的生产、生活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各种崇拜，各种禁忌，并由此而产生出中各种各样繁杂的言语、行为、禁忌、祭祀规范，这是对于原始社会史的大量研究，以及考古发现所证明了的。图腾崇拜，就是其普遍存在的形式之一。图腾崇拜，事实上就是原始宗教，“万物有灵”就是原始宗教产生的思想根源。

 

中华民族是世界上产生唯物、辨证、求实的天道、地道、人道、时变四维一絷哲学思想理论最早的一个民族。这正如我已论述了的那样，并非这个民族有甚么人种上的独特与优越之处，而是由于其居住的地域，由于构造运动等一系列的原因所致，在民族即将进入文明时代之前，发生了一系列大地震、火山爆发、山体断裂、湖水消亡、河流发育形成、冰期与温暖期交替出现等灾难性的自然环境变化，由此而导致了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得不在生产、生活各个方面进行历史性的重大社会变革。我们民族的先祖正在这种沧海桑田的剧烈变化之中，从客观存在的自然规律中总结、产生、发展、完善了一种哲学理论——道学，我们称其为“中国古典哲学”。

 

正是由于中国古典哲学产生之早，中华民族的先祖又克服了无文载道的历史性限制，用“挂图”教、学，以传播和传承道理的方式，改变了人类历史上都毫无例外的“万物有灵”原始主观唯心思想，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原始社会末期的社会发展，这就使得中华民族成为了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民族之一。特别是在国家制度建立之后，轩辕黄帝又将这种哲学引为治国的指导理论。这，就是形成中华民族勤劳、智慧、勇敢、团结精神的伟大思想根源；这，就是中华文化总体表现上博大精深、极具生命力的历史原因；这，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神话故事极不发达，而极其重视历史记载，以做到“以史为鉴”的历史原因；也更是直接影响到中华民族历史上无迷信宗教发展空间的实际历史原因。

 

中华民族的思想文化受到外来思想文化的移入性干扰，开始于后汉，到了隋唐时期空前加剧，其主要表现为宗教思想方面，因为隋唐时期是一个外来宗教泛滥的时期。造成此种情况出现的原因，是中国的传统思想产生了比较大的历史嬗变。概括起来，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主观唯心思想的泛滥。

经过了秦代的焚书坑儒，前汉的罢黜百家之言和封建神学理论的构建与鼓吹，后汉的迷信谶纬，魏晋玄学流布，到了隋唐时期，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传播与传承，基本上被削弱得没有什么重要影响了，而嬗变为神学思想盛行。隋唐时期，由于统治者们的不断倡导，文人学士多注意对《尚书》、《周礼》、《礼记》、《诗》《仪礼》、《左传》、《公羊传》、《榖梁传》等经史研究，热衷于诗歌创作，很少有人对《易》经从哲学理论方面研究，少数研究者也是从占卜角度上进行。所以，隋唐时期的哲学理论著作是最少的。这一时期能勉强可算的几位哲学家，其在思想上也并不唯物，学术上也毫无建树。如隋之王通，就提出甚么儒、道、佛“三教于是乎可一”的主张，还有甚么“元气”、“元识”、“元形”区分天、地、人的糊涂说法，而根本不知“道”为何指；唐朝的孔颖达、韩愈，都是主观唯心论者。孔颖达信奉李耳与王弼的学术观点，说：“万物之本，有生于无”；韩愈则认为，“贵与贱，祸与福，存于天”；只有刘禹锡、柳宗元的头脑中还算是有些唯物思想，然却亦将“道”解释为甚么“气”。相反，隋唐之际的宗教学家却出现了一大批。如陈隋时期的僧人智顗，吉藏，唐朝僧人玄奘、弘忍、神秀、慧能、法藏、宗密、湛然、窥基、以及道士司马承祯、叶法善、张果、吴筠等等。这些僧道宗教家们的思想中，都有较浓厚的玄学色彩。这说明魏晋玄学于此时结出了神学思想之果，玄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同宗教思相合拍了。

 

第二，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

后汉以来，封建统治阶级开始利用宗教迷信为自己的封建统治服务。特别是自南北朝时候起，封建统治者们就已充分认识到了利用宗教迷信思想为其实现愚民统治的重要性，由此便不遗余力地进行宗教扶植活动。到了隋唐时期，扶植宗教活动几乎成了帝王们的重要政治内容之一。这中间，中国土产的道教就沾了天时、地利、人和这三方面的光，得到了空前的大发展。当然这中间，也存在着一个互相利用的问题。李渊起兵之初就是先利用道教，编造成了所谓“霍山神使”相助的故事：说是李渊自太原进兵灵石县，屯军贾胡堡欲取霍邑，受到隋将宋老生屯军霍邑的敌抗，且阴雨绵绵，不能取胜。在进退两难之际，“有白衣老父诣军门曰：‘余为霍山神使，谒唐皇帝曰，八月雨止，路出霍邑东南，吾当济师’”^①。李渊父子照“霍山神使”之语依时、依路进军，果然取胜。道教徒们便说这“霍山神使”是“太上老君”所派。后来的《太上老君混元圣纪》就如此这般作了记述。“太上老君”姓李，与李渊父子是一家，自家人帮自家人，这是理所当然之事，唐政权刚一建立，李渊就将曾经帮他起兵的道士岐晖封为“金紫光禄大夫”，赐以田土。山西也传出了神话：“晋州人吉善行于羊角山，见一老叟，乘白马朱鬣，仪容甚伟，曰：‘谓吾语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平贼后，子孙享国千岁。’高祖异之，乃立庙于其地”，^②并改浮山县名为“神山县”，正式确定了李渊与李耳的“祖孙”关系。唐高宗于乾封元年（公元666年）二月己未，次毫州，幸老君庙，追号曰太上玄元皇帝。”^③

 

整个唐代，李家帝王都不断扶植道教，吹捧老子，下令全国士庶都要购买《道德经》学习，并大肆兴建道观，最多时达到了一千六百七十八处。这也就是后世不断吹捧给独裁统治者出“绝学”、“绝圣”、“不尚贤”、“愚民”等阴损主意的李耳为“圣人”的历史根源！

 

佛教原是产生于印度的宗教，其创始人乔笞摩·悉达多，

 

 

 

 

 

与孔子大致为同时代人。“佛”是中国人依“浮图”翻译中音转而形成的称谓，佛教是西汉末年渐次传向中国的，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也同样是历代统治者大力扶持的结果。《后汉书·西域传》载：“明帝梦见金人长大，顶有光明。以问群臣，或曰：西方有神，名曰‘佛’，其形长丈六尺而黄金色。帝于是遣使天竺，问佛道法，遂于中国画图形象焉。楚王英始信其术，中国因此颇有奉其道者。后，桓帝好神数，祀浮图、老子，百姓稍有奉者。”此后经魏晋南北朝帝王刻意培植，不惜动用国家人力、物力、财力凿石窟，建佛寺，译经文，到了隋唐之际，终于泛滥成灾。

 

先是，武则天时，怀义和尚说《大云经》内有女主之文，造《大云经疏》，声言武则天是弥勒佛转世下凡。于是，武则天便颁《大云经》于全国，令每一个州都要建造大云佛寺。肃宗、代宗等也崇佛不倦。至文宗、武宗之际，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善导创立的净土宗，玄奘创立的法相宗，法藏创立的华严宗，慧能创立的禅宗，玄奘弟子窥基创立的唯识宗等佛教门派遍布全国，寺庙多达四万四千六百多处，和尚、尼姑多达几十万人，宗教经籍比中国传统文化典籍多至上千倍！中国文化被佛教思想浸泡了。如此，佛寺之建，石窟之凿，经文之写，僧尼吃穿用度之费，财力之耗，税赋之逃，役工之免，全都加在了当时全国不足一千七百万黎民百姓的头上！而听天由命、神学迷信的思想理论，又紧紧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制约着人们奋发有为的创造精神，这自然就要极大地影响到经济、政治、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给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危害，至武宗时，经济生产的形势业已恶化到了其统治地位难保的极其危险地步。为了避免将人民逼反，以及增加皇家的税赋资源，会昌五年（845年），武宗不得不采取限制佛教急剧膨胀的措施，规定：上都、下都，每街留佛寺两所，每寺留僧三十人；全国凡上州留寺，下州不留。是时，全国共“拆寺四千六百余所，还俗僧尼二十六万零五百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兰若四万余所，收膏腴上田数千万顷，收奴婢为两税户十五万人”。对于当时的情况，武宗有感而言：“朕闻三代以前，未尝言佛。汉魏之后，像教寖兴，是由季时传此异俗，因缘染习，蔓衍滋多。以至于蠹耗国风而渐不觉，诱惑人意而众益迷，泊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利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坏法害人无愈此道。且一夫不田，有受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寒者。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居。晋、宋、齐、梁，物力凋瘵，风俗浇诈，莫不由是而致也。”^①

 

大约，现在有的史学家就是单据了武宗这一番议论，以及下令在全国拆寺的行动，就言之为“武宗灭佛”，且评价极高，论之以中国思想文化斗争史上的体现，是提倡唯物论，而反对唯心论等等。我以为这是以“思想斗争”的放大镜而观史事的一种不适当评论。凡属独裁政治制度中的统治者，都提倡主观唯心论，都扶植宗教，借助其尊神思想麻醉人民，推行愚民政策，为其独裁政权的巩固服务，至今还未见到有例外者。有的独裁统治者，甚至还自己创立教派，自己任主教，搞政教合一的愚民统治。这种情况在中外历史上都存在过。这是其政权为少数人私利服务的制度性本质所决定的。以唐武宗为例，首先，他并不是彻底的“灭佛”，而只是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式的发展，其规定在上都、下都以及全国所有的上州，都还保留一定数量

 

 

 

 

 

 

的佛寺和僧人，就是明证。如此，将历史上的唐武宗因经济受到严重损害而被迫削减佛寺说成是“灭佛”，就有违于历史事实；其次，武宗下令有限地拆除一定数量的佛寺，却并未下令拆道观，限制道教的发展，也未下令毁掉佛教经典，更未有提倡唯物论的任何言行，更加未采取过任何弘扬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理论、反对唯心论，批判当时盛行的神学思想之举措。因此，将一次迫不得已的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发展而危及其政权的行为，拔高为甚么“思想斗争”，就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为什么会出现此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历史评论呢？究其原因，除了我们一些史学家习惯于用“阶级斗争”、“思想斗争”的教条式框框简单化地诠释历史之外，就是简单、孤立地看待某个历史事件，而舍不得花费一些时间，对历史事件发生的背景及当时的各方面具体情况作一点综合性的分析，以得出尽可能符合当时社会实际的判断。这往往是出现论史不实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武宗时期，全国实际人口数与僧尼比例问题，大约就很少有人注意：中国自公元二年有了较为准确的历史性统计资料以来，直到明朝万历年间，全国的人口总数，就一直徘徊在六千万人以下，更谈不到“亿”的概念。而唐朝经过“安史之乱”后，又处于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少的一个低谷之中，按肃宗乾元末年的统计，人口总数仅有一千六百多万。武宗之际，大约为每三十个左右的人中，就有一个和尚或尼姑。若依劳动力计，大致为每十个劳动力就得负担一个僧尼的生活费用，再加上建寺庙、修道观、各级官吏生活所需的税赋负担、军需用度支出，其人民负担沉重到了何等严重地步，其国家经济面临的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难道还不是一个令人感到吃惊的事实么？所以，武宗限制佛教恶性膨胀式的发展，乃属不得不以政权安危为虑的措施，与所谓“思想斗争”丝毫无关。

 

第三，世界思想文化交流的影响。

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世界范围内的思想文化交流是一种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在此情势之下，一个国家或民族，在思想上保持一种唯物辨证的科学思想精神，就必然会正确地对待本民族的传统历史文化，不断地弘扬自己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的部分，扬弃那些不科学的、糟粕的部分。同时，既能够主动地、有选择地吸收外来的优秀文化，将其融合到自己的历史文化之中，建设自己具有民族特点的、新的更加优秀的文化，以推动本民族的历史发展。又会有鉴别能力地作到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之中，及时地抵制外来文化中不健康、不科学的思想文化侵蚀，而免受其害。相反，这个国家或民族，唯心主义思想盛行，就会失去思想文化上的应有鉴别能力，就有可能在世界性的文化交流之中受到不良文化的影响，最终给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影响到自己的历史发展。在这个方面，我们中国的历史上是有前车可鉴的，隋唐时期外国宗教的相继传入就是例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前汉的罢黜百家之言，汉武帝到处敬候神仙，董仲舒构建封建神学理论，后汉光武帝等兴起的迷信谶纬，魏晋南北朝的玄学流行，唐代统治者对尊神教派的大力扶植利用，其时的封建尊神迷信思想充斥了整个社会，这就使得中国由原来的一个无宗教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宗教泛滥成灾、严重影响到国计民生的国家。不仅本国土产的道教膨胀，稍前传入的佛教盛行，其它一些外国宗教也相继涌入和传播。此时的中国在思想文化鉴别能力上，就像久患重病失去了免疫力的人一样，抵抗不了任何流行疾病的传染，别人打一个喷嚏，他就会立即感冒发烧！伊斯兰教、基督教、景教等，都是这一历史时期传入中国的。

 

伊斯兰教，是公元六世纪末到七世纪初，阿拉伯人在原始思维的“万物有灵”思想支配下，由对一块黑色石头崇拜的基础上创建的，其创始人为穆罕默德。很快，到了唐永徽二年（651年）就传入中国。同一年，阿拉伯帝国正式派使节到中国建立交往并开展商贸活动，不少阿拉伯人来华经商，同中国人通婚而久居不归，伊斯兰教也就迅速在中国传播开来。

 

基督教，原是犹太人为反抗罗马帝国统治者，于公元一世纪建成立起来的秘密教派，因而崇拜“救世主”。到了唐贞观九年（635年）亦传入中国，并在此后的二百余年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景教，是基督教在其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分裂为许多派系的其中之一，景教也是在唐贞观年间传入中国的。

 

喇嘛教，是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于唐代传入西藏形成的藏传佛教。此后，喇嘛教又同样分裂成了宁玛、噶当、萨迦、格鲁等不同派系。

 

政治制度的优劣，以及治国者的决策预见、历史机遇的把握、施政才能等诸因素，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兴衰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所起的作用十分明显，说兴也疾，说衰也速，故一直倍受人们的重视；一个民族思想文化的优劣，也就是在哲学思想上是重唯物辨证？还是喜爱尊神唯心？同样是决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历史兴衰的更重要因素，甚至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因素。但是，这是需要几代人的不断努力，使之蔚成一种社会性的思想风气之后，才会在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发展上起作用的。因此，其社会效果也就表现得不甚明显。正因为是如此，往往就不会引起政治家们的多大注意。甚至，就连一些史学家们评论历史，对此也重视得不是很够。但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思想精神一经发生变化，其在民族、国家历史兴衰的作用上，就非同小可，而且其盛衰的命运是很难在短时期内扭转的。隋唐历史就是一个好例：

唐王朝由于出现过几位开明的君主，所以就曾经出现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但是，都很快就衰落下去了；而经秦、汉、魏晋南北朝蔚成的一股封建尊神迷信思想风气，以及主观唯心的玄学理论，则使得整个唐代宗教泛滥，出现了一大批神学理论家，其中佛学理论中的许多哲学思想，就是魏晋玄学理论。这也就是直到今天，有不少人将唐代一批僧人、道士列入“哲学家”行列的原因。同时，历史上的所谓“大唐”并没有真正兴盛了多长时间，接下来，就是一蹶不振的衰落，历史上的科技文化发展从此长期走着下坡路。

 

现在，我们在大谈“盛唐”的同时，不注意到唐代思想史的变化，不注意到唐代正是中华民族由盛而衰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不注意对这种民族历史转折进行实事求是的研究，并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就不是什么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