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少有一些奇怪，自己对于一个周末的记述竟被人“嘲讽”，不过，我的地盘我做主。
还有今天删掉几个评论，并不因为内容，而是这些评论居然是以方立天和张立文等教研室的前辈和同事的名字发表的，恐伤及无辜，所以出此下策，特此说明。
对于闲扯，我有一辨：现在的个别学生，受应试教育毒害太深，基本上把大学当中小学和技校来念，上课之前也不做什么准备，就等着老师讲个一二三，然后记下笔记，准备考试。
不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学生，即使是本人所在的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大学，学生号称要做“通识教育”但结果是学生的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的空间越来越小，完全自选的学分只有六分，这样的怪事，居然是在“通识教育”的幌子下而开始的。学校如此，学生如何也就不算奇怪。
上次在北大开会碰到朱维铮先生的时候，就计划来复旦的时候找机会拜访。这次来沪，就有人问起这个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表示不解，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朱先生向来以骂人著称，一不留神，容易自取其辱。其二，朱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学向来少一些同情。但是，作为比较专注于近现代思想的人，多年来阅读朱的著作或他编辑的一些文献资料，吃过鸡蛋，而要认明“母鸡”的心态却也是必须加以了结的。
虽然在北京已经有约在先，但是十分不幸的是，我并不知道朱先生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所以特意在上午会议间隙的联络却不巧惊着了朱先生的清梦，好在“不知不为过”。
朱先生住在复旦周边武东路的一个弄堂里，果然是沪上名人，门口的门卫很自然地给我指明了方位，省了不少寻找的气力。
六点半，天色已暗，所以典型是夜访。所以想起钱踵书先生一篇散文的名字《魔鬼夜访钱踵书》，并演化出现在这个标题。
谈话是从我的提问开始的，因为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康有为的研究项目，而朱又正好写过、编过许多康的材料，所以试图了解他对于我的研究设想的一些意见。
具体的讨论过于“细碎”，后来就转到了对于康的为人，他觉得康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现状的批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对于社会变革的设计往往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他对于社会现状的批评，或者挑别人的毛病这一点，却是十分深刻。并推荐我看《物质救国论》等康氏经济作品，并开玩笑说，与邓等人的经济政策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人文学者比较喜欢追溯自己的学问传承，朱说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康的故事，我只知道他做过周予同先生的助手，但不知道他还是陈守实先生的助教。听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年轻时期的岁月的“志得”，他说当时最好的学生留下做助教，略差的做研究生，顺便把现中国社科院某明史专家给贬了一下，因为朱是助教，那人是研究生。
而有趣的是，陈守实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而周予同则是钱玄同的学生，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的两大高人，康有为和章太炎，因为梁启超是康的学生，而钱玄同则是章太炎的学生，康和章之间无论经学立场还是政治立场决然对立，并形成近代中国思想最具魅力的部分，自己身为两大学派传人的助手，当然是爽快。当然在我看来也恰好表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面，那些曾经的学派分别已经荡然无存。
言谈之中，不断会涉及另外一些学林名家，当然能入朱先生法眼的人不多，许多的事情只可口传，不便见之于文字记录。
有趣的是，他说他正在筹划编一本孔教会的文献集，由于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下过一些功夫，所以还是比较谈得来。
朱自己对当前儒家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满，特别提到他自己因为说自孔融之后，孔家血统的传承便出现疑问，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孔家后人的抗议，说孔家已经给学校发信，要求学校处理，并说要诉诸法律如何如何？
说实在的，朱先生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太同意，但他将之归结为历史和别的学科之间的规则之别。
但是一个73岁的人，依然“情绪饱满”，还在不断臧否人物，不故做老成持重状，这对于惯于“一团假和气”的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个“异类”。
聊了1个半小时，虽意犹未尽，却也是必须告辞的时候，在复旦周边嘈杂的小路上漫步。不知道身后的影子是否拖得很长。
还有今天删掉几个评论，并不因为内容，而是这些评论居然是以方立天和张立文等教研室的前辈和同事的名字发表的，恐伤及无辜，所以出此下策，特此说明。
对于闲扯，我有一辨：现在的个别学生，受应试教育毒害太深，基本上把大学当中小学和技校来念，上课之前也不做什么准备，就等着老师讲个一二三，然后记下笔记，准备考试。
不过，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并不在学生，即使是本人所在的以人文社科为主的大学，学生号称要做“通识教育”但结果是学生的选择自己想上的课的空间越来越小，完全自选的学分只有六分，这样的怪事，居然是在“通识教育”的幌子下而开始的。学校如此，学生如何也就不算奇怪。
上次在北大开会碰到朱维铮先生的时候，就计划来复旦的时候找机会拜访。这次来沪，就有人问起这个事，当然也有一些朋友表示不解，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朱先生向来以骂人著称，一不留神，容易自取其辱。其二，朱先生对于现代新儒学向来少一些同情。但是，作为比较专注于近现代思想的人，多年来阅读朱的著作或他编辑的一些文献资料，吃过鸡蛋，而要认明“母鸡”的心态却也是必须加以了结的。
虽然在北京已经有约在先，但是十分不幸的是，我并不知道朱先生有晚上工作，上午睡觉的习惯，所以特意在上午会议间隙的联络却不巧惊着了朱先生的清梦，好在“不知不为过”。
朱先生住在复旦周边武东路的一个弄堂里，果然是沪上名人，门口的门卫很自然地给我指明了方位，省了不少寻找的气力。
六点半，天色已暗，所以典型是夜访。所以想起钱踵书先生一篇散文的名字《魔鬼夜访钱踵书》，并演化出现在这个标题。
谈话是从我的提问开始的，因为正在进行一个关于康有为的研究项目，而朱又正好写过、编过许多康的材料，所以试图了解他对于我的研究设想的一些意见。
具体的讨论过于“细碎”，后来就转到了对于康的为人，他觉得康的最大价值在于对现状的批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自己对于社会变革的设计往往有许多不切实际的地方，但是他对于社会现状的批评，或者挑别人的毛病这一点，却是十分深刻。并推荐我看《物质救国论》等康氏经济作品，并开玩笑说，与邓等人的经济政策有十分相似的地方。
人文学者比较喜欢追溯自己的学问传承，朱说他从他的老师那里听到过许多关于康的故事，我只知道他做过周予同先生的助手，但不知道他还是陈守实先生的助教。听得出他对于自己的年轻时期的岁月的“志得”，他说当时最好的学生留下做助教，略差的做研究生，顺便把现中国社科院某明史专家给贬了一下，因为朱是助教，那人是研究生。
而有趣的是，陈守实先生是梁启超在清华国学院的学生，而周予同则是钱玄同的学生，可以追溯到近代中国的两大高人，康有为和章太炎，因为梁启超是康的学生，而钱玄同则是章太炎的学生，康和章之间无论经学立场还是政治立场决然对立，并形成近代中国思想最具魅力的部分，自己身为两大学派传人的助手，当然是爽快。当然在我看来也恰好表明，在现代学术体制下面，那些曾经的学派分别已经荡然无存。
言谈之中，不断会涉及另外一些学林名家，当然能入朱先生法眼的人不多，许多的事情只可口传，不便见之于文字记录。
有趣的是，他说他正在筹划编一本孔教会的文献集，由于我自己在这方面也下过一些功夫，所以还是比较谈得来。
朱自己对当前儒家的一些问题表示了不满，特别提到他自己因为说自孔融之后，孔家血统的传承便出现疑问，但是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孔家后人的抗议，说孔家已经给学校发信，要求学校处理，并说要诉诸法律如何如何？
说实在的，朱先生的许多观点我也不太同意，但他将之归结为历史和别的学科之间的规则之别。
但是一个73岁的人，依然“情绪饱满”，还在不断臧否人物，不故做老成持重状，这对于惯于“一团假和气”的学术界来说也是一个“异类”。
聊了1个半小时，虽意犹未尽，却也是必须告辞的时候，在复旦周边嘈杂的小路上漫步。不知道身后的影子是否拖得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