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时候，随着王朝的南迁，永嘉被纳入了临安皇都的中心辐射带，曾长久沉睡的文明潜能被大大地激发出来。虽然在这以前永嘉已经与许多文化名人诸如谢灵运、陶弘景等人发生过关系，但那毕竟不是本土文化的代表，而且他们爱上的也远非我们的文化，而是我们的山水，仅仅把它作为一个隐遁和避难之所，不过是他们人生途中的一驿而已。直到宋代，我们才拥有了自己的文化代表，尤其是南宋，真正的文化鼎盛期到来了，那是一个哲子诗人辈出的年代，是永嘉文化的黄金期，单单在官修史书中有记载的永嘉文人就达上百人之多。像郑伯熊，郑伯英，薛季宣，戴溪，叶适，永嘉四灵等人，都是一代英杰。这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郑伯熊。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是南宋前期温州地区的文化领袖，被当时全国学术界所景仰，并尊之为“敷文先生”或“大郑公”（以区别于他的弟弟“小郑公”郑伯英），是永嘉表山人。绍兴15年登进士弟，曾任著作佐郎、福建提举、吏部郎中、国子监丞兼太子侍读等职。后来在建宁府任职时去世，朝廷赠其敷文阁待制，谥号文肃。
郑伯熊并非官宦家庭出身，父亲郑泗佑不过一普通士子，但他年轻时候就胸怀大志、品行端方，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说他：“无一指不本乎仁义，无一言不关乎廊庙。”郑伯熊还并暗暗以北宋年间的永嘉籍思想家周行己为榜样；长大后更是遍览群籍，取法乎上，“其行己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法，论事以贾谊、陆贽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隐忧，则又学乎孔孟者也。”（陈亮《郑景望杂著序》）, 在《宋史•陈傅良传》中曾说：“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可见他很早就重视器物制度、自觉避开流行于整个宋代的疏阔无实的道学倾向，同时又警惕于暗波涌动的实利主义。而且他还熟谙天文、历法、医学、经制等诸多学问。其用功也勤，著作颇多，如《书说》、《杂著》、《六经口义拾遗》、《戆语记闻录》、《郑景望集》等等，只可惜于今大多散佚无存。
由于郑伯熊低微的出身，其具体师承我们今日已不甚明了，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他与隐士徐庭筠的关系：据说，当时郑伯熊刚刚在黄岩任县尉，年少志坚，意气扬扬，那年在他的生日喜筵时，收到一封神秘的书信，里面藏有一篇文章，他展卷一读，大喜过望，被里面的文辞深深打动，立时把所有的贺喜宾客遣退，要去拜访其人。这人就是徐庭筠，而此后郑伯熊就去时时请益，侍之以师，徐庭筠曾对他说：“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此语对郑伯熊毕生的行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福建提举任上，他结交了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朱熹，朱熹小他几岁，但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深感圣贤之学道脉不振，受到佛道文化的过多冲击，尤其是禅宗在知识分子当中的消极影响。心忧于此，郑伯熊便一边开始讲述关洛之学，一边与朱熹一起着手编订《二程集》，这个书的刻板经费后因朱熹正陷于经济危机，由郑伯熊利用官费予以解决。应该说，这个集子的编订是对当时羼杂不纯的二程思想的流传是一个重要的清理，它的编订在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当时的朝廷重臣周必大后来曾致信于时入吏部做官的郑伯熊：“程氏书尝收数本，而未有如是之备者。最后《经说》尤所愿见拜赐，感幸深矣。大凡深于学，必能合乎内外之道，近时世人稍通其说，则谓施于事者便与圣贤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赖吏部（指郑伯熊）及钦夫二三公推所蕴以觉来者，于抑扬去取间，使是非深浅皆有所别，自然儒效日白于世。”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郑伯熊的引导，使得朱熹的思想道路与二程结为一体。虽然我们今日已无缘目睹郑氏著作的全貌，但后来朱熹对他的评价还是值得后人一提，“郑侯亦无不学----其为此邦号令条教必本于孝悌忠信，学者传之。”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赞他“学之正而守之固矣”！
虽然人们评价郑伯熊充养和平、议论方大，但他通常绝不会为流俗言论所动，在国子监司业时候，每每论事，不合辄去，决不妥协做乡愿状，亦足见其为人行事之坚毅若斯。
在任宁国府知府之时，郑伯熊开辟了学斋，并置办了地方图书馆，买来了二千卷官书，而慕名就学者高达三百人。叶适在《水心文集》中云：“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还诵之曰：“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瑰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
南宋另一著名思想家陈亮就一直心仪钦服郑伯熊的学说和为人，曾为得他片语而激动难安，他说：“尚书郎郑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为此，他也曾来永嘉拜访晚年的郑伯熊，执弟子礼，并结交了郑氏的诸多门人，知名的如陈傅良，叶适，木待问等。后来还为郑伯熊的《书说》和《杂著》作序，并把两者作为自己科课授徒的教科书。
只可惜郑伯熊虽然学识深厚，著作颇多，死后却不知为何颇为寂寞，他的弟弟郑伯英，郑伯谦的学术思想很快与薛季宣的事功学派合流，而后来所谓的永嘉学派也成了典型的事功学说和经验主义。所以，清末大儒瑞安孙诒让曾感慨曰：“敷文之学，没而无传！”
郑伯熊（1124-1181），字景望，是南宋前期温州地区的文化领袖，被当时全国学术界所景仰，并尊之为“敷文先生”或“大郑公”（以区别于他的弟弟“小郑公”郑伯英），是永嘉表山人。绍兴15年登进士弟，曾任著作佐郎、福建提举、吏部郎中、国子监丞兼太子侍读等职。后来在建宁府任职时去世，朝廷赠其敷文阁待制，谥号文肃。
郑伯熊并非官宦家庭出身，父亲郑泗佑不过一普通士子，但他年轻时候就胸怀大志、品行端方，叶适在《温州新修学记》中说他：“无一指不本乎仁义，无一言不关乎廊庙。”郑伯熊还并暗暗以北宋年间的永嘉籍思想家周行己为榜样；长大后更是遍览群籍，取法乎上，“其行己以吕申公、范淳夫为法，论事以贾谊、陆贽为准，而惓惓斯世若有隐忧，则又学乎孔孟者也。”（陈亮《郑景望杂著序》）, 在《宋史•陈傅良传》中曾说：“伯熊于古人经制治法，讨论尤精。”可见他很早就重视器物制度、自觉避开流行于整个宋代的疏阔无实的道学倾向，同时又警惕于暗波涌动的实利主义。而且他还熟谙天文、历法、医学、经制等诸多学问。其用功也勤，著作颇多，如《书说》、《杂著》、《六经口义拾遗》、《戆语记闻录》、《郑景望集》等等，只可惜于今大多散佚无存。
由于郑伯熊低微的出身，其具体师承我们今日已不甚明了，唯一流传下来的就是他与隐士徐庭筠的关系：据说，当时郑伯熊刚刚在黄岩任县尉，年少志坚，意气扬扬，那年在他的生日喜筵时，收到一封神秘的书信，里面藏有一篇文章，他展卷一读，大喜过望，被里面的文辞深深打动，立时把所有的贺喜宾客遣退，要去拜访其人。这人就是徐庭筠，而此后郑伯熊就去时时请益，侍之以师，徐庭筠曾对他说：“富贵易得，名节难守，愿安时处顺，主张世道。”此语对郑伯熊毕生的行事有着重要的影响。
在福建提举任上，他结交了后来成为著名思想家的朱熹，朱熹小他几岁，但两人同声相应，同气相求，都深感圣贤之学道脉不振，受到佛道文化的过多冲击，尤其是禅宗在知识分子当中的消极影响。心忧于此，郑伯熊便一边开始讲述关洛之学，一边与朱熹一起着手编订《二程集》，这个书的刻板经费后因朱熹正陷于经济危机，由郑伯熊利用官费予以解决。应该说，这个集子的编订是对当时羼杂不纯的二程思想的流传是一个重要的清理，它的编订在中国思想史上无疑是个举足轻重的事件。当时的朝廷重臣周必大后来曾致信于时入吏部做官的郑伯熊：“程氏书尝收数本，而未有如是之备者。最后《经说》尤所愿见拜赐，感幸深矣。大凡深于学，必能合乎内外之道，近时世人稍通其说，则谓施于事者便与圣贤合，自信太早而不知，他日未免害道。所赖吏部（指郑伯熊）及钦夫二三公推所蕴以觉来者，于抑扬去取间，使是非深浅皆有所别，自然儒效日白于世。”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益于郑伯熊的引导，使得朱熹的思想道路与二程结为一体。虽然我们今日已无缘目睹郑氏著作的全貌，但后来朱熹对他的评价还是值得后人一提，“郑侯亦无不学----其为此邦号令条教必本于孝悌忠信，学者传之。”还在另外一个地方赞他“学之正而守之固矣”！
虽然人们评价郑伯熊充养和平、议论方大，但他通常绝不会为流俗言论所动，在国子监司业时候，每每论事，不合辄去，决不妥协做乡愿状，亦足见其为人行事之坚毅若斯。
在任宁国府知府之时，郑伯熊开辟了学斋，并置办了地方图书馆，买来了二千卷官书，而慕名就学者高达三百人。叶适在《水心文集》中云：“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伯熊复出而振起之，明见天理，笃信固守，言与行应。”还诵之曰：“于斯时也，士能以古人源流前辈出处，终始执守，慨然力行为后生率，非瑰杰特起者乎？吾永嘉二郑公是已。”
南宋另一著名思想家陈亮就一直心仪钦服郑伯熊的学说和为人，曾为得他片语而激动难安，他说：“尚书郎郑公景望，永嘉道德之望也。朋友间有得其平时所与其徒考论古今之文，见其议论宏博，读之，穷日夜不厌。”为此，他也曾来永嘉拜访晚年的郑伯熊，执弟子礼，并结交了郑氏的诸多门人，知名的如陈傅良，叶适，木待问等。后来还为郑伯熊的《书说》和《杂著》作序，并把两者作为自己科课授徒的教科书。
只可惜郑伯熊虽然学识深厚，著作颇多，死后却不知为何颇为寂寞，他的弟弟郑伯英，郑伯谦的学术思想很快与薛季宣的事功学派合流，而后来所谓的永嘉学派也成了典型的事功学说和经验主义。所以，清末大儒瑞安孙诒让曾感慨曰：“敷文之学，没而无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