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中国城镇房价持续飙升，买房变得越来越难。高房价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大量的土地拍卖款和大量的税收，在为地方换来大量建设资金的同时，房地产行业也成了官员腐败的重灾区。没有任何一个行业像今天的房地产开发商，已成为有着“仇富”情结的中国老百姓千夫所指的对象。很多地方政府官员作为操盘手，一面将房价弄得离谱，另一面还高调谈解决“高房价”不但是民生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话归正传。首先，我们来看看城市居民对“高房价”是不是真的有那么痛恨。由于几十年的福利分房，一般城市家庭均已经拥有一套面积不等的住房，比吴邦国访问香港时那“四口住32平的幸福之家”条件要好得多，并且很多家庭在本轮房价飞涨之前已经“小换大”了。那么，这些人在房价上涨中其实是个人资产在升值。

　　还有极小一部分城镇居民因各种原因确实没有住房，或者人均住房面积偏小，但对于这一类居民，即使房价在目前水平下再下降一半，他们还是买不起房子。也就是说，房价上涨并不影响那些处于赤贫的城市居民购房意向。相反，由于房价的居高不下，建设保障性住房的呼声才会更高，这些低收入家庭才会有希望通过政府增加保障性住房建设来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

　　当然，城市居民痛恨“高房价”的也不会太少。和自己经济条件差不多的朋友、同事前几年买了房，而自己没有痛下决心，现在后悔了；自己要结婚了，新娘将“大房子”作为结婚的先决条件，而自己和家人又力不从心，等等。

　　那么，高房价的另一个受害者，就是农民！

　　中国农民第一次被剥夺自由迁徙权，是中国特有的户籍制度。该制度自1953年开始，国家为了缓解城市人口和就业的压力，开始出台规定制止农民向城市流入，人为地将城乡分割成两个部分。同时，实行的“剪刀差”经济制度，使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不断扩大。

　　长期的“城乡二元结构”不仅影响着城乡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在城乡之间形成了不平等的社会权力与国民待遇，制约着社会公平与和谐发展。

　　在建设和谐社会的理念之下，丑陋的户籍制度即将成为历史，农民的自由迁徙权近乎有了保障，可“高房价”却再次残酷地将农民的这一天赋人权给剥夺了。

　　笔者所在的城市，户籍制度其实早在5年前就已放开，一般只要拥有人均15平米的自有住房，即可将全家户口迁入，可最终迁入的也不是当初放开时想象的那么多。

　　十几年前，无论是通过考学、当兵而跳出农门的农家子弟，都能和城镇职工一样等待福利分房，寻找配偶几乎不受是否有房的影响。而今天，一个从农村走向城市的大学生，靠自己的工薪恐怕再也无法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了；那些长期在城市打工，为城市建设立下汗马功劳的所谓农民工，就更不敢奢望在城市拥有自己的住房。这一部分农民子弟，因“高房价”而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实际上已经被城市严重边缘化了。

　　农民作为“高房价”受害者的最突出一点是，绝大多数城市的保障性住房建设都没有把他们包括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