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30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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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即将迎来改革开放30年。这30年,虽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行进的轨迹已经镌刻进人类的历史;这30年,有意的制度安排、政策设计和自发努力、自生秩序交错纠缠、相互激荡;这30年,我们既是亲历者,也是观察者。30年之后回眸,原点既清晰、又模糊,既亲近、又遥远和陌生。

身在改革开放未尽的过程中,身在一段复杂的历史中,却力图对它审视和反思,这既冒险,又必要。

 

一、背景

 

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迟早都要走改革开放的道路。因为,虽然与战乱、革命时期相比有振奋人心的业绩,虽然依靠对农民压取资金可以快速发展重工业,但高度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不能保证长期可持续的发展,疲软和停滞总会到来,落后和贫穷不能靠口号与宣传遮掩。另一方面,人民群众在理论上是“国家的主人”与他们实际上无权受压形成尖锐对照,官民关系日趋紧张,也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任何执政党既然好不容易夺取了政权,第一要务就是设法永久掌权。对权力的敏感使得对现实敏感,对问题和弊病敏感。尽管“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观念根深蒂固,或者变革的尝试是变本加厉,“拧紧螺丝钉”,但宽松人性的方法始终作为可能性存在,因为世界上还有其他成功的经验,同一体制、同一阵营中还有大胆的探索者。

中国将近30年前启动的改革开放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刺激下提前进入议事日程的,这场浩劫使原有体制的弊端暴露到极致。文革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口号彻底扼杀人们经济追求和生产的动力,以“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步伐、统一政策、统一行动”的号令抹杀多样性和主动性,以“自力更生”的政策搞闭关锁国。文革中的口号“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使社会主义成了贫穷落后的代名词;文革以“群众路线”为欺骗和动员的口号,以大规模镇压和大量的冤假错案为结果,逼使人们在痛定思痛之余追问“这是为什么,问题出在哪里?”在惨痛的教训和严峻的现实面前,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还可以沿着老路前进。然而,急匆匆地“向前看”和宣布“新时期”的到来使得反思和总结经验教训浅尝辄止。

这样的背景使得中国的改革开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与革命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一样,它以江山为指归而不以理念为指归;第二,它是自上而下的,因此受上层思想、路线、权力布局等制约多,受社会情绪制约少;第三,它的进程始终充满张力和内在矛盾,比如在作为政治动员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在经济上的灵活多变与政治上的坚持不变之间。

 

二、启动

 

改革开放打上了邓小平强烈的个人印记,以至于不论从开始还是到现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可以谈论“邓记”的改革开放。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启动,在经历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停顿甚至回潮时,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的重新启动。

邓小平革命生涯中与毛泽东的关系,他在1949—1966年对强硬路线的奉行和坚持,使得他不像胡耀邦等人,对于“背叛革命事业”、“动摇党的领导”等怀疑与攻击有很强的免疫力,这与反共老手尼克松反倒容易与中国结盟是一个道理。他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韬光养晦”、“不争论”等等,都在关键时刻为指明方向和划定界限起到一言九鼎的作用。

1978年底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正式启动。它使得在权力角逐中党内正统派对文革既得利益派取得迅速胜利,它还宣告了毛泽东的话是绝对真理、永远正确时代的结束,宣告从此告别“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治国路线,勾勒出了邓小平理论的大致方向和基本思路。总之,在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大框架不变的前提下,中国告别了毛泽东时代,迎来了邓小平时代。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中国广大农村迅速掀起包产到户的浪潮。这种做法并不新鲜,但1956年、1959年和1962年的3次尝试都遭到失败。这一次的成功是改革开放路线的胜利,又反过来大大促进了新路线在各个领域的全面推进。包产到户是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大胜仗,它使改革开放赢得人心,取得声势,它表明改革开放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一致。

如果要谈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那么最值得缅怀的岁月大概是1978年。从思想文化方面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使人们从现代迷信中解放,有一种类似文艺复兴到来,打碎精神枷锁的兴奋;从经济、生产方面看,农民从扭曲的公有制、实质的人身依附制下获得解放,他们提供的丰富产品使人们感到长期清苦的日子即将结束。

 

三、80年代:在拉锯中前进

 

人们对于80年代改革开放的印象和记忆,总体来说是美好的。和后来相比,那时存在对改革开放的共识,改革开放既是中央的主旋律,也是全民支持和参与的事业。

现在看来,80年代的美好图景具有一定的表面性。由于改革尚未深入,改革的代价问题没有产生,在改革中谁得益、谁受损的分化还不明显。在知识分子、青年学生和许多民众心目中,改革开放像乌托邦一样在前面招手,不同的人对它寄托了不同的梦想。80年代弥漫整个社会的是“文化热”,把将近10年打扮得似乎可以和追求科学、民主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和人类历史上辉煌的启蒙时代和理性时代相媲美。

改革开放的凝聚力还来自处于领导第一线人物身上散发的理想主义光辉,他们体察民心,顺应民意,了解世界潮流,这时的改革,既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又具有道德优势。

80年代的改革开放在重重阻力和反复曲折中顽强行进。对国有企业,以放权让利、增大活力、增加效益为主线的公司化、股份化改制缓慢推进;民营企业破土而生,民营经济快速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开始形成;东南沿海一些城市被划为经济特区,成为对外开放的桥头堡,来自海外的投资逐年增加。

但是,民心和舆论上的一面倒掩盖不了改革开放和教条保守的二元对立。批什么“化”、清什么“污”的运动接连掀起,不断有作家、学者、官员、电影、诗歌、小说、戏剧、歌曲等等受到批判,许多改革措施受到质疑和阻碍。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反复提起,又不断夭折于议论和谋划中。

到了80年代后期,改革已经是举步维艰,改革派的大将中有人中箭落马,甚至改革派的领军人物胡耀邦也被迫出局。

改革开放受到挫折甚至重创是改革深化的必然。改革的初阶具有对于苦难深重的文革拨乱反正的性质,重返正常轨道和秩序不会惊扰某些人的思想和心理惯性,短暂的“咸与维新”的局面不难形成。但改革的深入一定会触犯某些人的禁忌,这些禁忌或许是头脑中的教条,或许是既得利益,或者兼而有之。另一方面,改革的深入自然会引起利益格局的变化、调整,激起民众的利益诉求和意见表达,对有些人来说,这不是自然和正常的,而是“乱子”,是中断改革开放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