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下午，我闻讯赶往川大听了舒大刚教授的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34讲：儒家之义利观。那个教室太小，没有泾渭分明的讲座席和听众席，几十人花团锦簇般拥塞在里面，连讲座人也被挤在了沙发的一角。
舒教授不高，但很敦实，脑门宽大，浓眉大眼。他说话语速适中，声音厚重；语言平实，不事修饰，令人有一种亲切感。他讲的话题，其实不太有趣。“儒家的义利观”，应该是个老生常谈，我记得川大陈廷湘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似有很多内容论及此。我在几年前写那个菜篮子读物“儒家管理”，也颇多涉及到这方面的讨论，所以我想不听也罢。但想顺便见几位朋友，也便去了。舒教授特别提示：其实该讲题下还应有个副题：由儒墨义利观异同说下去。这对我来说倒是个新鲜的题目。因为我对墨家义利观没有任何思考，也没参见过任何读物，而作为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二者义利观的异同却实在有比较的价值。
舒大刚教授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地介绍了墨家和儒家对义与利的看法及对义与利关系如何统协的观点。概言之，两家并不笼统反对义与利，都不是非此即彼，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只是在如何取义，如何获利上有些具体的认知差异。
各个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义”和“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众说纷坛，出现了“义利之辩”。所谓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所谓利，指利益、功利；而义利之辩，就是关于社会道德准则与人们现实利益关系的争辩。也就是如何处理好道德准则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应该说，很少有思想家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大多力求统一起来。有的重义，但并不否定利；有的偏重利，但也没有轻视义。儒墨二家也是如此。
总体来看，墨家可是说以利为先，义利并重。墨子“尚利”与“贵义”，但以“尚利”为第一要务，他把是否“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的标准，“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对人有利的，就是善，应加以“善名”，对人有害的，就是恶，应加以“恶名”。墨家在“尚利”的前提下，又提出“贵义”：“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于其身”。儒家是强调“义以生利”的，而在墨子这里，“天下之利”才是最终目的，而道义、原则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他们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利他主义，公而忘私。墨家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治”和“富”。“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
而儒家是义重于利，不忽视利，“利者，义之和”。儒家重视“仁义”众人皆知。但他们同样是重视物质利益的，孔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一方面谈“君子谋道不谋食”，另一方面也用物质利益激发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也政事主要是发展经济以足“财用”，“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无恒产者则无恒心”。但是相对来说，儒家还是更加重视义的，要求对利要有节制，要以义制之。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说，如果对人们求利的行为毫不限制，必然造成许多怨恨。“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对富贵他们是不舍弃和反对的，只是不能“不义”而已。
舒教授对儒家和墨家的义利思想做了比较，认为墨家崇尚朴质，反对礼乐和文明，在义利关系上义利并重，但反对私利私义，提倡公利公义，提倡先人后己，由人及己，而儒家更重实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较为切合人性伦理的实际，故更为人所欢迎，为当世所遵从，也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所以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人为的选择，也是自然的淘汰。这是舒教授的结束语。
我想，对于义与利的关系，任何偏执一方，非此即彼，肯定这个就要否定那个的说法是不妥的，于学理、于社会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就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其实也是个义利的关系处理问题。比如有种道德优胜论者，以为安贫乐道，本没什么大错。但据此认为那种挣了大钱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就有点不必要了。另一种就是物质优胜论者，认为有钱才是大哥有钱就是硬道理，也是有问题的。放大来说，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导向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1949到1979年基本就是在义字上做文章，喊了不少口号，谈了不少主义，但是在利字上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许多人为了义而饿了肚子，掉了脑袋。但是改革开放后，国人在利上大刀阔斧，激流奔涌，趋之若骛，不少人见利忘义，舍义逐利。这些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发起新的义利之辩，把二者关系好好地“和谐”一下才行。
另外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去在认识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还是存在着简单化的毛病。或许是过于注重主流和抓重点，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许多看似不主流非重点的方面。这样一来，本来一个人主张往往是兼取二者的，一个人的思想往往难分新旧的，非要分出个所以然来，把人的复杂性多元性整齐划一掉了，实际上现在反回去看，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中也存在大量这样的论题可作，比如所谓激进与保守，比如传统与西方，比如先进与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过去这些问题都存在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好似贴上个标签，划归个属性，就大功告成，盖棺论定。实际上，返回历史现场，发现有时真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这些问题的纠偏也许也算得上一种人为的选择和自然淘汰吧。
舒教授不高，但很敦实，脑门宽大，浓眉大眼。他说话语速适中，声音厚重；语言平实，不事修饰，令人有一种亲切感。他讲的话题，其实不太有趣。“儒家的义利观”，应该是个老生常谈，我记得川大陈廷湘教授的博士论文就是宋代理学家的义利观，似有很多内容论及此。我在几年前写那个菜篮子读物“儒家管理”，也颇多涉及到这方面的讨论，所以我想不听也罢。但想顺便见几位朋友，也便去了。舒教授特别提示：其实该讲题下还应有个副题：由儒墨义利观异同说下去。这对我来说倒是个新鲜的题目。因为我对墨家义利观没有任何思考，也没参见过任何读物，而作为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二者义利观的异同却实在有比较的价值。
舒大刚教授追本溯源，条分缕析地介绍了墨家和儒家对义与利的看法及对义与利关系如何统协的观点。概言之，两家并不笼统反对义与利，都不是非此即彼，将两者对立起来，而只是在如何取义，如何获利上有些具体的认知差异。
各个时期尤其是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义”和“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众说纷坛，出现了“义利之辩”。所谓义，指思想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准则；所谓利，指利益、功利；而义利之辩，就是关于社会道德准则与人们现实利益关系的争辩。也就是如何处理好道德准则与现实利益的关系。应该说，很少有思想家把二者绝对对立起来的，大多力求统一起来。有的重义，但并不否定利；有的偏重利，但也没有轻视义。儒墨二家也是如此。
总体来看，墨家可是说以利为先，义利并重。墨子“尚利”与“贵义”，但以“尚利”为第一要务，他把是否“中万民之利”作为评价人的行为善恶的标准，“若事上利天，中利鬼，下利人，三利而无所不利，是谓天德。故凡从事此者，圣知也，仁义也，忠惠也，慈孝也，是故聚敛天下之善名而加之。”对人有利的，就是善，应加以“善名”，对人有害的，就是恶，应加以“恶名”。墨家在“尚利”的前提下，又提出“贵义”：“万事莫贵于义”，“贵义于其身”。儒家是强调“义以生利”的，而在墨子这里，“天下之利”才是最终目的，而道义、原则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途径和手段。他们所倡导的“兼相爱、交相利”，是一种利他主义，公而忘私。墨家的最终目标在于实现“治”和“富”。“圣王之道，而万民之大利也”，要“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顺虑其义，而后为之行”。
而儒家是义重于利，不忽视利，“利者，义之和”。儒家重视“仁义”众人皆知。但他们同样是重视物质利益的，孔子就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他一方面谈“君子谋道不谋食”，另一方面也用物质利益激发学生：“学也，禄在其中矣。”孟子也政事主要是发展经济以足“财用”，“无政事则财用不足”，“无恒产者则无恒心”。但是相对来说，儒家还是更加重视义的，要求对利要有节制，要以义制之。孔子说：“放于利而行，多怨。”意思是说，如果对人们求利的行为毫不限制，必然造成许多怨恨。“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可见，对富贵他们是不舍弃和反对的，只是不能“不义”而已。
舒教授对儒家和墨家的义利思想做了比较，认为墨家崇尚朴质，反对礼乐和文明，在义利关系上义利并重，但反对私利私义，提倡公利公义，提倡先人后己，由人及己，而儒家更重实用，由己及人，由近及远，较为切合人性伦理的实际，故更为人所欢迎，为当世所遵从，也更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所以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既是人为的选择，也是自然的淘汰。这是舒教授的结束语。
我想，对于义与利的关系，任何偏执一方，非此即彼，肯定这个就要否定那个的说法是不妥的，于学理、于社会都是这样。现在社会上就有两种倾向值得我们注意，其实也是个义利的关系处理问题。比如有种道德优胜论者，以为安贫乐道，本没什么大错。但据此认为那种挣了大钱的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想法就有点不必要了。另一种就是物质优胜论者，认为有钱才是大哥有钱就是硬道理，也是有问题的。放大来说，整个国家社会的经济发展导向也存在这个问题：中国1949到1979年基本就是在义字上做文章，喊了不少口号，谈了不少主义，但是在利字上没有做出什么成绩，许多人为了义而饿了肚子，掉了脑袋。但是改革开放后，国人在利上大刀阔斧，激流奔涌，趋之若骛，不少人见利忘义，舍义逐利。这些现象，应该引起重视，发起新的义利之辩，把二者关系好好地“和谐”一下才行。
另外想到的一点就是，我们过去在认识人物或事件的时候，还是存在着简单化的毛病。或许是过于注重主流和抓重点，而有意无意地回避掉了许多看似不主流非重点的方面。这样一来，本来一个人主张往往是兼取二者的，一个人的思想往往难分新旧的，非要分出个所以然来，把人的复杂性多元性整齐划一掉了，实际上现在反回去看，很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历史研究中也存在大量这样的论题可作，比如所谓激进与保守，比如传统与西方，比如先进与落后等等，不一而足。过去这些问题都存在简单化贴标签的倾向，好似贴上个标签，划归个属性，就大功告成，盖棺论定。实际上，返回历史现场，发现有时真还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这些问题的纠偏也许也算得上一种人为的选择和自然淘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