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王淼
8月27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谈及今年下半年节能减排工作时指出，在下半年开始的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进一步把节能减排工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节能减排工作的考核。节能减排列为省级官员换届考察重要内容之说一经发表，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03年以来的5年，改革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正在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的领域。从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行政审批改革全面推开、政务公开和问责制的全面引入、绿色GDP的研究以及正在初露端倪的新政绩考核标准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政府转型从加强问责开始
回顾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最让全国人民不能忘怀的莫过于2003年的SARS危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战胜了这场近代罕见的大瘟疫。同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为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敲响了警钟。
迟福林说，SARS危机给中国改革敲响了警钟。SARS危机逼迫我们深刻地反思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取向，让我们认识到改革要更多的关注民生问题；SARS危机逼迫着政府加快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SARS危机逼迫我们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文明的建设进程。迟福林说，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央政府应对SARS危机采取的重大措施，包括建立严格的疫情公布制度、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官职、加强应对SARS危机的统一协调、主动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都带有某种制度变革的因素。其中对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一批实权官员，先后又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透过新名词看政府改革
近年来，一个新的名词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在被学界和社会所广泛接受。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已经正式写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正在由"管制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变。
作为最早倡导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学者，迟福林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责主要是经济性公共服务。其基本内涵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定背景下，要把政府以投资建设为主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迟福林认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开始成为政府的实践。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触及了政府转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开始发生变化，某些方面，比如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有了重要变化；第二，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住房、公共安全等已开始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第三，全面取消农村税后的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转变已是一个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第四，某些地方进行的综合改革试点，已在政府转型方面积累了局部经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行政审批大厅、一站式审批、首问负责制等等改革实践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现全面体制创新
谈到今后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政府改革的重点。他说，在西部，我了解到，70%的新增贫困人口是由疾病造成的。在甘肃省西部永靖县的一些乡、村座谈时得知，这些乡、村已经形成一个明约，家中的病人如果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病人家属和病人自己就同意不再继续治疗。因为超过2万元的医疗费，会使病人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陷入贫困。今年1月，我在香格里拉考察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他们的生活在相当大程度上由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水平决定。如何种地，种什么赚钱，人们完全清楚，如果能够把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解决好，他们才有条件真正摆脱贫困。
迟福林认为，十七大以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会作为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国将进入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体制创新阶段。新阶段公共治理结构如何解决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何能够实现消除腐败的体制机制保障是我们新阶段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三大任务。他还认为，建立超脱利益的、比较高层次的改革统筹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并且越来越迫切。改革攻坚阶段，需要尽快建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原出处:中国改革报发表日期:2007-9-18）
8月27日，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在谈及今年下半年节能减排工作时指出，在下半年开始的省级领导班子换届考察中，进一步把节能减排工作作为综合考核评价的重要内容，切实加强对地方政府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节能减排工作的考核。节能减排列为省级官员换届考察重要内容之说一经发表，即引起媒体的广泛关注。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迟福林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表示，2003年以来的5年，改革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正在成为改革攻坚的重点的领域。从服务型政府理念的确立、行政审批改革全面推开、政务公开和问责制的全面引入、绿色GDP的研究以及正在初露端倪的新政绩考核标准都在告诉我们一件事，在科学发展观的引领下，政府的执政理念和行政方式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政府转型从加强问责开始
回顾十六大以来的五年，最让全国人民不能忘怀的莫过于2003年的SARS危机。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和全体人民的大力支持下，我国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战胜了这场近代罕见的大瘟疫。同时，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也为我们的政府管理模式敲响了警钟。
迟福林说，SARS危机给中国改革敲响了警钟。SARS危机逼迫我们深刻地反思改革和发展的目标取向，让我们认识到改革要更多的关注民生问题；SARS危机逼迫着政府加快由经济建设型转向公共服务型；SARS危机逼迫我们积极推进社会体制改革，加快社会文明的建设进程。迟福林说，2003年4月20日以后中央政府应对SARS危机采取的重大措施，包括建立严格的疫情公布制度、免去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官职、加强应对SARS危机的统一协调、主动与国际社会沟通合作、出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等，都带有某种制度变革的因素。其中对严重失职的领导干部进行问责已经成为一种制度：中石油集团、北京密云、吉林省吉林市、浙江海宁、湖南嘉禾、安徽阜阳等一批实权官员，先后又因重大责任事故、恶性违法事件而“下课”或遭严厉处分。
透过新名词看政府改革
近年来，一个新的名词公共服务型政府正在被学界和社会所广泛接受。服务型政府的提法已经正式写入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这意味着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国政府的治理模式正在由"管制型政府"向"管理服务型政府"转变。
作为最早倡导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学者，迟福林认为，政府的经济职责主要是经济性公共服务。其基本内涵是，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特定背景下，要把政府以投资建设为主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迟福林认为，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开始成为政府的实践。这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直接触及了政府转型，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开始发生变化，某些方面，比如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有了重要变化；第二，公共服务职能有所加强，义务教育、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住房、公共安全等已开始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职能；第三，全面取消农村税后的县、乡两级政府职能转变已是一个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第四，某些地方进行的综合改革试点，已在政府转型方面积累了局部经验。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行政审批大厅、一站式审批、首问负责制等等改革实践都在各地如火如荼地展开着。
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实现全面体制创新
谈到今后的政府改革，迟福林认为，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应该成为下一阶段政府改革的重点。他说，在西部，我了解到，70%的新增贫困人口是由疾病造成的。在甘肃省西部永靖县的一些乡、村座谈时得知，这些乡、村已经形成一个明约，家中的病人如果医疗费用超过2万元，病人家属和病人自己就同意不再继续治疗。因为超过2万元的医疗费，会使病人周围的亲戚、朋友都陷入贫困。今年1月，我在香格里拉考察也看到了同样的情形。这些经济落后地区，在解决了基本的温饱问题后，他们的生活在相当大程度上由基本公共产品的供给质量和水平决定。如何种地，种什么赚钱，人们完全清楚，如果能够把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问题解决好，他们才有条件真正摆脱贫困。
迟福林认为，十七大以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会作为改革的关键和重点，我国将进入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重点的全面体制创新阶段。新阶段公共治理结构如何解决决策、执行、监督分离的问题；如何解决降低行政成本，提高行政效率的问题；如何能够实现消除腐败的体制机制保障是我们新阶段改善公共治理结构的三大任务。他还认为，建立超脱利益的、比较高层次的改革统筹协调机制至关重要，并且越来越迫切。改革攻坚阶段，需要尽快建立更高层次的改革协调机制。（原出处:中国改革报发表日期:2007-9-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