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玄同鱼
从上世纪后半页开始，中国的诗歌无论体制内还是体制外，都开始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年编。特别是2000年以来，各种年编层出不穷。入选人数之多、版本形式之新、印刷装帧之豪，令人眼界大开。乍一看，这是中国诗坛繁荣的标志。但是现象掩盖不了本质。后非非诗写者袁勇先生在《诗歌砾石阶段的黄金品质》一文中，把从上世纪1990年至本世纪前至今的中国诗歌写作划分为“砾石阶段”的写作，指出“砾石阶段”的写作具有缺失审美艺术的粗糙写作、缺失价值深度的表象写作和缺失本源背景文化的苍白写作三大特征，观察这近二十年的诗歌写作，袁先生的总结不仅中肯，而且入木三分。除此之外，还有“嫡系聚宴”、“龟头聚穴”等诸多不堪入流的劣质怪餐。那些年编的编导者以为只要他的年编一出来，他就成了诗坛的年监，就得受到他豢养的诗奴们的虔敬崇慕。主宰只是贫乏时代的术士。而一路默默挺进的非非主义，在后非非写作（从2000年算起）的16年时间所出的年选里，加起来也不到三十位作者，全是认同非非主义精神的后非非同仁的作品，没有任何体制内写作的大户，没有其他山头的枭首，非非年编坚持自己惯有的立场，坚持阵营的洁净，坚持价值观的同步。从这点就可以判断出非非编年选的目的，不是沽名钓誉、哗众取宠，而是实实在在地坚守着非非主义严肃写作的价值凸进。
由西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后非非写作16年诗学历程《刀锋上站立的鸟群》（2006年8月第一版）和20年图志史《悬空的圣殿》再次把非非主义精神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周伦佑在《后非非写作的诗性历程》中，总结了后非非时期非非主义精神的三个要点：革命性、自我变构意识和开放、包容性。现在的中国，由于受文革的孽报，文化艺术界已拒绝谈论“革命”二字。其实，在汉语中，革命一词是一个独具丰富内核的价值之词，是一个向上的、充满动感的美好之词。剔除附加意义外，革命主指“事物的根本质变过程”，人类文明的进步必须经由时变到量变再到质变的金字塔式递进阶段，文化和艺术的革命也是自身发展递进的根本需要，非非20年来所坚持的文化和诗歌艺术的革命性，必然导致自我意识变构的强化，变构就是对“旧结构、原构现实和已有价值”的解构、重建和创新。只有变构，才有活力，才有新结构、新价值产生的可能。非非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开放的，艺术形式的开放、价值认同对象的开放、意识变构的开放。非非不是某个群体的非非，而是一个价值开放体系、一个价值自身不断变构、不断循环上升的价值结构。《刀锋上站立的鸟群》和非非20年图志史《悬空的圣殿》这两套书的出版，更进一步证实了非非不断上升的价值结构的与时俱进，虽然现在中国诗歌的环境已是进入被“砾石”铺满的暗道，但非非高举的价值之刃，依然发出圣洁而耀眼的光芒。
一个结构必须有一个推动力。“推动力在结构之内，又在结构之外”（德理达语），不断上升的非非主义的价值结构，其领军人物周伦佑就是这个结构的推动力。1992年3月，周伦佑完成了非非主义变构论文《红色写作》，在该文中，周伦佑提出如下写作基点：“从逃避转向介入，从书本转向现实，从模仿转向创造，从天空转向大地，从阅读大师的作品转向阅读自己的生命——以血的浓度检验诗的纯度”。红色写作反对闲适写作，进入人类存在的苦难深渊之中，高举价值之旗，参战和决战。做到：生命与艺术同一！为艺术保全生命！为艺术献出生命！牺牲生命以成全艺术，高于生命的艺术至上！接着，他又陆续推出了《拒绝的姿态》、《宣布西方话语中心价值尺度无效》、《高扬非非主义精神，继续非非》、以及《体制外写作：命名与正名》等理论文献，承传艺术变构论，竖立起拒绝伪价值之后的独立精神、自在人格，保持纯艺术意识，建立本土意识和本土批评话语，继续非非，坚守体制外写作；同时，继《遁辞》之后，还相继推出《变形蛋》、《象形虎》三部重磅作品，对诗人心中价值意象不断进行解构、重构和循环再创，以其独特而大气磅礴的诗歌结构而带给砾石阶段的诗坛以强力震撼；从时间段上细分，后非非写作的几位主要加盟者：袁勇、蒋蓝、邱正伦、董辑、张修林、龚盖雄、孟原、雨田、二丫等，坚持体制外写作，在2000、2001、2002、2003四卷年编中，推出了“深入骨头与制度”的诗歌文本，展示了大拒绝、大介入的红色写作厚重实力和强大势力；而贯穿非非前后阶段的陈小蘩、陈亚平、余刚等，也时时处在对艺术的不断变构之中，在砾石时代苦守圣洁的非非精神。对于那些放弃非非精神，因耐不住寂寞看护不住自己灵魂的个别前非非诗人，不得不被非非这一巨大的价值结构变构出局而滑入话语嬉戏之下的下半身和废话垃圾之中。
日前，非非又推出《非非评论》对开诗报，我们有理由坚信：具有更大开放和包容性的后非非写作必将在中国乃至世界产生新的革命性的影响！
2007/7/9
原载《非非评论》2007年8月总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