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国务院扶贫办公室最新确定的全国贫困线的标准，极端贫困线由去年的683元提高到693元；低收入贫困线标准由去年的944元提高到958元。
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坚于
按照国务院扶贫办的统计，从1978年到2006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从2、5亿下降到2148万，减少了2、28亿，农村绝对贫困发生率由30%下降到2、3%；按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的统计，根据世界银行规定的国际贫困线，即每人每天支出不足1美元计算，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从1981年的4、9亿下降到2002年的8800万；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从49%下降为6、9%。无论从哪个标准，中国贫困人口的数量都急剧减少，贫困比例明显下降。
国务院扶贫办公室对中国的贫困人口也做出了客观的估计，目前2000多万的贫困人口并不是一个稳定的人群，而是在1亿左右需要扶持的人口中波动出现，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仍然相当的艰巨。许多刚刚越过温饱线的农民经济状况非常脆弱，自然气候，市场条件，家庭的变故等任何一个方面的变故，都可能使他们返回到贫困的状况。
我们知道，市场经济是以承认人们之间的知识，技能，能力的差异为基础的，人们的劳动技能，劳动的强度不一样，收入的水平也不一样；人们的经济地位，经营管理的能力，从事的行业不一样，收入的水平就不一样。在城乡中总会存在一部分低收入的人群，贫困的人群。我们发现，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早期，当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是十分显著的时候，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有显著的作用；在我国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中，后期，特别是最近的五年来，当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十分显著时，经济的高速增长对减少贫困人口的数量没有显著的作用。
在经济的增长对绝对贫困人数减少的作用由大到小的过程中，相对贫困的人数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却由少到多。九十年代后期以来，特别是本世纪的发展，经济的高成长和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化，使得人们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不能公平的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经济增长的质量过低，过多地依赖资源的消耗和低廉的城乡劳动力，这也许就是“相对贫困人口”数量上升的原因。
中国社会科学院似乎还没有给出“相对贫困”的标准，经济的高增长也掩盖了相对贫困的事实。但是我们很容易发现繁荣背后的贫困现象，我们可以把繁荣背后的贫困现象称为“相对的贫困”，这一贫困的现象告诉我们，一部分人群看起来比过去的收入增加了很多，相对于现在的物价和经济条件，“相对的收入”却下降了。原来能做的事，现在却不能做了。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04年曾就《农村医疗卫生保障与筹资》作了一次实地调查，调查涉及到25个省市的114个县，结果显示，在农村的贫困户中，约41%是由于疾病导致了家庭贫困。农民难以承担疾病治疗时的高额的医疗费用，过去，一个农民卖一头猪就可以到医院做个手术，到了现在要到医院做个手术已经不是卖猪的问题，而是要卖房子了。
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数据也显示，目前有48、9%的居民，也就是一半左右的居民有病不就医，29、6%的患者应住院而不住院。44、8%的城镇人口和79、1%的农村人口没有什么医疗保障。4、5亿农民看不起病已经成为中国乡村农民陷入贫困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由于医疗资源的80%在城市，20%在农村，世界卫生组织将中国的卫生公平性排在了191个成员国的第188位。
按照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的统计，目前我国贫困人口与其他人群收入的差距在迅速扩大，贫困群体的弱势地位更加突出。1992年贫困农民的收入与一般农民的收入比为1：2、45，2003年为1：4、12，2004年为1：4、39。而政府的分配政策，财政支出和公共服务政策严重向城市倾斜，有利于城市的居民，城乡居民之间在获得教育，医疗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和就业岗位等方面依然不公。农村的人口占到总人口的三分之二，获得的政府的财政支出只占到财政支出的七分之一到十分之一之间。
在新华网最近一段时间的新闻报道和专题综述中，普通工人劳动报酬“相对过低”的问题也引起了政府和网民的广泛关注，政府部门出台了一些工资分配的“指导政策”至少会在国有企业单位引起直接的反映，对提高私营和外资企业的普通员工的劳动报酬也会产生间接的作用。在新华网的观点分析中提到了“低工资政策”的一些弊端，从政治层面上讲，普通的大众不能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GDP成了一个与普通大众无关的政府部门展示政绩的一项指标；从经济层面上讲，普通大众消费能力不强，国内市场的消费能力不足，我们只好依赖产品的出口，经济的增长就过度地依赖国际贸易，带来了国际贸易不平衡，人民币升值的压力。
和谐社会的理论停留在理论的层面容易得多，要变成实际的政策，转化为社会各个部门的行动就要难得多，一些地方的领导人宁愿等等看看，或者到困难的家庭中“发放慰问金”，“送去政府的温暖”，也不愿意影响到现有的利益格局，现行的经济增长模式。而和谐社会的理论与政策从根本上讲，需要解决的是“相对贫困”的问题，可能有70%的居民陷入了“相对的贫困状态”，比如说，相对于目前的教育，医疗，住房的价格，普通的居民已经陷入了一种“相对的贫困”，最近就有许多的城市居民抱怨猪肉价格的上涨也可以说明普通居民经济收入的“相对较低”的情况，当然增加猪肉的市场供应量比起增加住房的市场供应量要容易得多，平抑猪肉价格的上涨比平抑住房价格的上涨也就容易得多。
经济改革的成就反映在了我国大大降低了绝对贫困的人数，我们也期待着和谐社会建设的“第二次改革”能够有效地降低相对贫困的人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