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联合早报》发布的《中国民主化后如何防止分裂？”的文章很有同感，作者在文中提到了前苏联民主化后产生了分裂，中国台湾在民主化后台独势力的抬头，表示了对中国民主化后中华民族命运的担忧。同时作者更点出了中国的国情，中国的多民族，以及各民族间历史形成的差异，各省在经济发展中的现实区别，都强化了民主化后分裂倾向的可能。那么，如何防止中国民主化后分裂倾向的发生，作者开出了相应的处方：一是在民主化后加强中央的权威，特别是对省级行政首长的任命权；二是制订一部宪法，筑高分裂的门槛，使分裂的成本过高而不敢胆大妄为。
这些措施虽然很有必要，在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也许可行，而在中国这只是一些可防君子却难敌小人的玩意。因为一旦加强了中央的权威，省级也会依样画葫芦，其他各级都会照此办理，如此而来，民主体制就会大打折扣，公民丧失了选举权的民主只是残缺不全的民主。至于依靠一部宪法来约束分裂行为，可能更是儿戏，因为宪法是人订的，中国历来就有有法不依的传统，孙中山曾经搞了一部临时宪法，用来约束复古派，但人家把宪法放在一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民主导致分裂派成了气候，把宪法改过来并非难事。台湾就有人叫嚣要搞一部台独的宪法，如果没有“立法院”从中做梗，没有在野党的有力制约，实质性台独的步伐也许会更快。
作者虽然用了美国、印度利用宪法扼制分裂的成功例子，但中国的国情不同，美国是一个重商的社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重“权”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做官是个人和家族奋斗的最高追求。在清朝末期，国人赚了钱，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捐一个官。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想到的也是用金钱搭一座攀登官场的梯子。有人说，如果县长能容许自由选举，那么只要把当地的富豪排个座次，是谁当选，那可是十九不离八。中国人做官有个特点，叫做“宁为蛇头，不为凤尾”，如果条件成熟，不只是省长中有人闹独立，就是村长也想搞分裂，一位村长说，如果我们村独立了，收点旅游费就能让全村富起来；中国人要权，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讲道理，看拳头，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夺权史，说中国人有大一统观念，这句话其实是片面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很少是“合作”形成的，只有通过强力扫除其他势力，统一的时机才会到来，所以历史上中国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是一部强弱相逼、君臣相残、兄弟相弑的历史。中国人的这种特质在现代也不无表露，为了获得权力，各种手段，文的武的都可以派上用场。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必须循序渐进的分三部走，第一部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培植民间资本，通过民间财富的普遍增长来抑制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普遍偏好；第二步是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可以将国事分为两大内容，一部分是与公民的利益和发展直接相关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团结这些虽然与公民的短期利益关系不大，但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却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民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以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交由公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而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委托给一个特定组织行使，这个组织可以根据宪法行使对军队的指挥权，将军事权与国家的统一结合在一起，构筑一条分裂势力不可愈越的鸿沟。第三步是，当人民进一步富裕，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成了全民的共识，并能自觉把履行这种统一责任的时候，中国人民也就有了迈向更高类型民主体制的条件。
这些措施虽然很有必要，在有民主传统的民族也许可行，而在中国这只是一些可防君子却难敌小人的玩意。因为一旦加强了中央的权威，省级也会依样画葫芦，其他各级都会照此办理，如此而来，民主体制就会大打折扣，公民丧失了选举权的民主只是残缺不全的民主。至于依靠一部宪法来约束分裂行为，可能更是儿戏，因为宪法是人订的，中国历来就有有法不依的传统，孙中山曾经搞了一部临时宪法，用来约束复古派，但人家把宪法放在一边，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如果民主导致分裂派成了气候，把宪法改过来并非难事。台湾就有人叫嚣要搞一部台独的宪法，如果没有“立法院”从中做梗，没有在野党的有力制约，实质性台独的步伐也许会更快。
作者虽然用了美国、印度利用宪法扼制分裂的成功例子，但中国的国情不同，美国是一个重商的社会，而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重“权”的传统，“学而优则仕”，做官是个人和家族奋斗的最高追求。在清朝末期，国人赚了钱，不少人首先想到的是捐一个官。现在的企业家赚了钱，想到的也是用金钱搭一座攀登官场的梯子。有人说，如果县长能容许自由选举，那么只要把当地的富豪排个座次，是谁当选，那可是十九不离八。中国人做官有个特点，叫做“宁为蛇头，不为凤尾”，如果条件成熟，不只是省长中有人闹独立，就是村长也想搞分裂，一位村长说，如果我们村独立了，收点旅游费就能让全村富起来；中国人要权，还有个特点，就是不讲道理，看拳头，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古往今来的历史就是一部暴力夺权史，说中国人有大一统观念，这句话其实是片面的，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很少是“合作”形成的，只有通过强力扫除其他势力，统一的时机才会到来，所以历史上中国从分裂到统一的过程是一部强弱相逼、君臣相残、兄弟相弑的历史。中国人的这种特质在现代也不无表露，为了获得权力，各种手段，文的武的都可以派上用场。
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而必须循序渐进的分三部走，第一部是进一步发展经济，培植民间资本，通过民间财富的普遍增长来抑制人们对行政权力的普遍偏好；第二步是根据不同的内容采取不同的民主形式，可以将国事分为两大内容，一部分是与公民的利益和发展直接相关的内容，另一部分是国家的稳定与民族团结这些虽然与公民的短期利益关系不大，但对社会的长期发展却极为重要的内容。在民主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可以将第一个方面的内容交由公民通过民主的程序决定，而将第二个方面的任务委托给一个特定组织行使，这个组织可以根据宪法行使对军队的指挥权，将军事权与国家的统一结合在一起，构筑一条分裂势力不可愈越的鸿沟。第三步是，当人民进一步富裕，地区之间、民族之间的差异基本消失，一个统一的不可分割的中国成了全民的共识，并能自觉把履行这种统一责任的时候，中国人民也就有了迈向更高类型民主体制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