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题：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第一部）
王杰律师
前言
二十一世纪，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内经济学界，都已意识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既得利益集团与非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博弈。
2006年，在完善市场化改革的理论论战中，一个被称为博弈机制的“社会基础制度”概念在众多的经济学家论战中凸现出来，但迄今为止，对于国内利益博弈机制成因及“社会基础制度”构建的论述并不清晰。
本文通过对利益多元化及与之相对应意识形态需求的剖析，揭示出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常态生成的根源，进而推导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必然性。
本文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深度分析》下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第一部，全文第五章和第六章。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通过构建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完善执政党独立执政的国家制度，消除改革中的权力联结效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文：
第五章市场化改革目标与利益集团化冲突
第十五节市场化改革的本质与属性
自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是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否定与对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过程。就改革本质而论，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国家对整个社会资源与利益不断深入革新调整的过程。在革新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原有的所有制形式由二元结构逐步向市场经济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过渡，并最终形成多元化经济成份共存共荣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西方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多元化的经济形态中，国有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本质的区别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两大属性：1、产权明确的多元化私有经济成份与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各种经济成份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具有平等地位，市场竞争具有平等性；2、国家经济成份中的资本形态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其主导性作用应局限于衡平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均衡社会财富。
在这两大属性中，平等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基础，主导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归宿。对于主导性之所以给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因为如不加以限制，任由其主导调整全社会资源，则会破坏平等属性的存在基础，也就是说，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将无法生成。反过来，在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的过程中，如果放弃主导属性，任由其他经济成份在市场环境下自由发展，那么，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则容易形成贫富分化，引致社会对立冲突，国家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难以达到目标。
第十六节市场化改革中突出经济问题成因
从上世纪90年到以来，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进入本世纪，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份在“国退民进”逐步形成形成并壮大，国有经济成份逐步向稀缺资源领域集中。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对于市场化改革本质认识不足和泛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国内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经济问题,市场资源配置错位，经济结构失调，内需不足，贫富分化等等。
仔细分析这些经济问题形成成因，不难发现：1、由于对于市场经济主体平等性重视不足，经济领域内逐步形成了在行政权支配下的国有资本垄断经济形态，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垄断性行政定价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经济结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高度失调；2、在国有经济成份逐步向稀缺资源领域集中的过程中，对于国有资本的主导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国家未能够对国有经济成份的主导性进行相应的限制，导致占有国家稀缺资源的国有经济活动主体不仅占有优势市场竞争地位，而且在行政权支持下，获得了谋求自设利益的特权，稀缺资源的垄断成为垄断行业不断改善福利的源泉，全民资产收益为垄断行业独享，国有资本均衡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性功能被阉割，供全民共享的公共福利遭到了掠夺，贫富分化与对立冲突在本轮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3、在既存政治制度下，权力联结效应广泛存在，内部人通过改革和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利益者之间形成利益关系同盟，在权贵经济基础上共同利用改革机会瓜分掠夺了社会共享财富；4、“国退民进”过程中国企改革的不规范造成原有社会福利被消灭，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新型福利保障体制缺乏建立的过渡基础。
在分析市场化改革的本质与属性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多种经济成份生成的改革目标中，农村集体经济成份的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占有大多数人口的“三农”经济市场化进程落后于其他经济成份的改革速度，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才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结构，才出现了内需不足，导致国内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外需，出现了经济结构内外失调的发展态势。
第十七节市场化改革理论修正
通过以上经济问题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以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化经济转轨理论：
一、国家应进一步加快产权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在现有多元化私有经济成份与国有经济成份共存的基础上，加强各种经济成份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平等竞争地位，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尤其是国内民营经济成份的市场竞争能力。
二、加快政企分离速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消除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内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主导地位的层次，加强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衡平经济结构的资源配置引导功能和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功能，完善国有资产对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供给职能。
三、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注重农村集体经济成份市场化改革，逐步加快农村经济成份产权化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为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铺平道路，为“三农”建设提供更为广泛的实践基础。
四、通过重新构建国家与政党制度，完善一元化政党民主化执政制度，提高国家权力约制监督职能，规范政府权力，消除权贵经济基础，为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制建立扫清障碍。
五、加快市场经济社会制度立法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法治化运行提供保障平台。
作者注：（关于本节详尽论述将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最后部分展开）
第十八节时间安排不一致性改革效应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国内经济成份已生成多元化格局：国有经济成份、农村集体经济成份，城镇个体经济成分、民营经济成份、“三资”经济成份以及外商经济成份的共存已成为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多元化经济成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受渐进性改革的局限，各种经济成份的生成与发展既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时间性安排，又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与限制，因此其生成以及发展并不处于机会平等的状态。
在不平等政策与制度的时间安排下，各种经济成份发展的机会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这种生成的不平等与发展中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公正，不公正的竞争势必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目前，国内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失调与内需不足等经济问题正是根源于此，尤其农村经济成份市场化改革时滞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最为广泛，国有经济成份资源垄断性竞争所导致的市场价格体系扭曲影响也不亚于前者。
第十九节利益多元化与多元化利益冲突
经济成份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经济成份由于受改革开放政策时间安排的不同，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承受的损益程度就会不同，各种经济成份在社会中利益并不是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不同的经济成份享有不同的政策与制度待遇，相应的享有各自不同的社会损益，这种不同等待遇下损益的必然导致利益的分层化与多元化。计划经济时代的同一化利益格局被打破后，市场化改革的利益分化既为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带来了好处，同时也为社会利益分层化竞争带来了外部效应，财富的集中与分化伴随着改革政策与制度的安排演化得更为惨烈。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化改革速度进一步加快，国内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安排外部效应正在溢现出来：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不公平市场竞争已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错位。
在扭曲的外部效应作用下，获得利益的群体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失去利益的群体则逐步沦为非利益集团。社会利益的分化，已导致社会冲突相对明显，不仅在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在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的内部也存在冲突，诸如，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企业在基础设施与稀缺资源领域的准入存在冲突；企业所有者与雇佣员工之间的新酬福利冲突；城市经济中的下岗失业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之间的就业冲突；高薪行业与低薪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冲突；等等。
第六章多元化利益机制的需求与供给
第二十节多元化利益诉求
在利益多元化形成过程中，各种经济成份均会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谋求自身发展。
在中国，经济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党和国家之间在政治权力联结制度上存在权力联结效应。权力联结效应的存在，造成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均会利用内部人利益关系同盟分享社会资源。由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改革开放政策时间性安排的不同，先行享有安排的的经济成份就会在存在权力联结效应制度的安排下先行受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安排滞后的经济成份则在始终处于劣势，其受益程度落后于既得利益集团，或沦为非既得利益的非利益集团。对于非利益集团而言，没有机会从权力联结效中获得收益：改革进程对其既有权益的过度损耗致其无法参与权力联结效应引致的分配。
当非利益集团的改革受益程度接近底线或者成为负状态时，其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突现出来：对于非利益集团而言，其要求通过后续改革取消时间性安排政策以增加或补偿其利益，否则，其对后续改革将产生焦虑并持反对态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由于其在改革的时间性安排中已获得了巨大收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如果将其收益通过改革予以削减，其将会持抵制态度，并且，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利用既得权利优势通过现行制度中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进行游说、收买或者施压，借以维持其既得利益与地位，如此，后续改革政策将更具有妥协性，更有利于维护或增加其既得利益。在此妥协过程中，非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即使在妥协中可能会获得短暂性满足，但从长期来看，其衰微的地位仍将会导致其在后续改革中遭受更多损失。长久下去，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冲突将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对立只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加深。
第二十一节政治多元化变革的否定
多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的多元化相应地应当建立起对应的博弈机制，使得各方利益能够通过谈判和妥协达到应有的均衡，市场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由此生成，换而言之，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利益博弈中的各方均需要一种能够表达其多元化利益达到均衡的意志表达体制---政治体制。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有其历程：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革命妥协的成功催生了分权论盛行，封建权力专制被权力分立的民主化制度代替，分权民主政治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在多元化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选票竞争的政治制度为各方利益群体赋予了更为均衡的意志表达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就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由此也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宰模式。
在中国，渊源深沉的传统文化和长期移植而来的前苏联中央集权制度模式已根生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现存的一元化政党执政制度已有的基础已经非常牢固，并且，在这一稳固制度下，执政党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政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动摇这一制度，后果不可估量：政治的多元化改革和改革后的多元化政治不但会打断渐进改革的进程，而且过度的政治裂变将会导致现实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灾难就是典型的历史例证。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而言，“西化”的多元化政治体例是不可选择的：这种否定的需求不仅来源于执政党本身，也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因为：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改革成就中的利益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衡平和稳定，而不是被颠覆。
既然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并不可取，在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方向将只能是在现行体制基础上的优化和重置，而不是照搬照抄现有的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十二节厘清政治体制改革误区
市场化改革是依靠执政党内部人的推动来进行的，这既是改革的现实基础，也是改革的出发点，没有内部人的推动，中国的改革是无法启动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思维，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政治理论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走向了单维改革的误区，既有的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安排不可突破，改革陷入了纯经济改革的囹圄。尽管纯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受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约束，除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立的基础政改理念外，政治体制变革理论的突破尺寸却近乎为零。
改革三十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实践，但更多的改革实践实质表明所进行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而非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九十年代的机构精简改革，还是本世纪以来的政府职能改革，其效用仅限于改善政府行政效率和职能配置，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内部人改革而产生的权力联结效应。因此，从九十年代至今，无论政府精简机构的改革，还是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属于政府体制改革，并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的改革。
正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混淆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属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的规范与约制问题始终未能够获得有效的解决。由于对于政府权力能够产生约制机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导致的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产衍生出了内部人利益同盟，衍生出权力联结效应，引致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畸形增长，社会分化严重，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民生问题严重。
第二十三节多元意识意识形态与单一意识形态
在现代政党制度下，任何政党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具有局限
性，并不具有普遍性，除非整个社会利益具有一致的同一性。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国家，意识形态相应地具有多元性，因此，在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尤其在西方国家，每一政党的产生渊源都与其代表的一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相关。在这些国家，政党的当选总与其所代表的阶层利益支持是相关联的，尽管竞选选举中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元化利益经济基础被消灭，社会利益同一化，因此，执政党所代表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具有单一性，与此相适应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基础制度：一元化政党执政的政治制度。
在上世纪末期，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步入了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历程，社会利益同一性被打破，社会利益趋于了多元化。在利益多元化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了不同的需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时间走进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视界。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始初，尽管原有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为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逐步成为市场化制度设立的障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利益无法通过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制度实现其利益博弈：一个政党无法从根本上承载社会利益冲突各方的意志表达。这种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言，不仅是一个崭新的理论问题，而且似乎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实践问题。受上个世纪历史性局限，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无法获得突破，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因此被先后颠覆。在东欧，社会利益多元化后，大部分国家的执政党无法协调冲突的社会利益，或者被迫放弃了单一的意识形态逐步采取了西方多元政治模式，或者出现了暴力革命，既有执政党被新政党取代，最终也跨向了西方政治模式。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行过程中，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也孕生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元化利益所产生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正在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发商只能为富人盖房子”，“向富人征税是劫富济贫”等等观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取向或者学术认知，其背后隐藏的真实本质是社会利益集团或者其代言人的意识形态。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有利于中低收入社会弱势群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与经济改革政策（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为何难以被贯彻执行的深层原因，多元化利益意识形态间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并在进一步增强，尤其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权重正在增加。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对于执政党而言，构建和谐社会将变得十分渺茫。忽视了多元化意识形态博弈的存在，可能就会导致改革陷入误区：要么消灭已经生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回归单一的意识形态，要么让建立多元化意识形态，放弃单一的意识形态。前一种选择，与市场化经济改革背道而驰，是计划经济的复辟，显然不符合历史潮流；后一种选择，既不符合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代表广大弱势群体（工农阶层）利益的执政党利益，与执政党领袖亲民的政治态度更是相悖逆的。更客观地从历史现实来看，选择后者将有可能毁灭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来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导致经济大衰退，造成民生劫难。
第二十四节多元化利益机制需求与供给
市场化改革既已生成了多元化利益格局，医不讳言的是：这些利益之间的相互博弈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换而言之，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利益群体均需要有一种能够自由表达其意志的社会基础机制，该机制既包括表达其利益立场的机制，也包括保障其利益实践的机制。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已构成了多元化利益机制的需求。现实中，这些需求既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也来自非既得利益集团，既来自于社会强势群体，也来自社会弱势群体，既来自于资本阶层，也来自雇佣阶层，既来自于城市市民，也来自广大乡村农民。
改革三十年，多元化意识形态渐进生成，尽管执政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并未受到本质性冲击，但也应当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进程加速，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行为正在逐年增多，党内已存在意识形态的变异，腐败并不是简单的权力资本化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设租行为，腐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行为。
在改革过程中，腐败行为之所以长期生成并源源不断滋生的根源在于各种谋求现实利益的行为无法正常通过有效的意志表达机制来实现，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寻租”模式实现：游说，贿赂，直至收买成为了获取正常或额外利益的惯常手段。这不仅是经济活动现实，而且也是国家基础制度内在缺陷的必然。
90年代以来，虽然执政党在党内党外进行了大规模的“三讲”教育，并实施了多轮次政治整治，但是，由于有效社会利益意志表达机制缺位，游说，贿赂，收买获取利益和权力的行为并没有被彻底扼制消灭，伴随着每一轮的整治，腐败行为变得更加隐蔽。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加快，腐败行为又呈现出了新形势下的反弹。
为了根治腐败，2006年后期，执政党开始了党内民主化的改革。尽管党内民主化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执政党廉洁执政效能，并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拥戴，但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改革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为多元化利益的博弈提供基础性意志表达机制，换句话说，党内民主化改革并不能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摆在改革面前的历史现实是：如果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能够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有效社会意志表达机制，那么，既得利益各方将会在充满权力联结效应的现存体制下寻求更多的利益庇护与支持，其后果是政治设租与经济寻租的行为将会进一步弥漫扩散，社会制度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扭曲和挑战，进而影响到执政党独立执政的权威，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执政党而言，如果要顺利地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完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框架，就必须通过改革加快多元化利益的社会意志表达机制的供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供给，逐步建立起单一意识形态融合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和谐社会政治机制：中央集权民主体制。
在市场化改革深化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各方社会利益的衡平尚需要通过现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这是一种抉择：如果以粉碎现存政治制度的方式实现各方利益，机会成本构成的损失显然过大，既不利于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也难以为全社会承载。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变革必须是对现存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只能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而不是其他。
第二十五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意义
一、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完善执政党对社会制度变革的领导体制，强化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中的绝对执政领导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后续建设与完善奠定稳固基础。
二、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完善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构建出社会各方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其意志的国家制度，形成利益均衡的约制体制，使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多元化利益驱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构建社会各方利益表达其意志的国家制度，消除现行制度产生中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规制政府权力，促进并完善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增强执政党科学执政的能力，增强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和谐凝聚力。
四、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实现上位集权与下位民主政治，加强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铲除地方利益膨胀的地方政府集权决策基础，消除区域经济内在利益驱动机制，为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建设扫清障碍。
五、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基础机制，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基础制度，促进公共行政中的服务职能供给符合市场经济需求，发挥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调节作用，完善国内市场基础机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建立与完善铺平道路。
六、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打造支撑法治运行的基础结构机制，为市场经济立法与法律的实施及适用提供保障，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多元化利益的共在和谐。
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理论的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建立提供成熟的基础理论与科学实践的依据。
下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第二部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第一部）
王杰律师
前言
二十一世纪，在国内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无论是执政党，还是国内经济学界，都已意识到国内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认识到既得利益集团与非既得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博弈。
2006年，在完善市场化改革的理论论战中，一个被称为博弈机制的“社会基础制度”概念在众多的经济学家论战中凸现出来，但迄今为止，对于国内利益博弈机制成因及“社会基础制度”构建的论述并不清晰。
本文通过对利益多元化及与之相对应意识形态需求的剖析，揭示出国内经济发展过程中腐败常态生成的根源，进而推导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必然性。
本文为《中国经济改革问题深度分析》下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第一部，全文第五章和第六章。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通过构建中央集权民主政治体制，完善执政党独立执政的国家制度，消除改革中的权力联结效应，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实现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正文：
第五章市场化改革目标与利益集团化冲突
第十五节市场化改革的本质与属性
自执政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三十年的改革开放过程是对计划经济模式的否定与对市场经济制度建构的过程。就改革本质而论，是在执政党的领导下，国家对整个社会资源与利益不断深入革新调整的过程。在革新过程中，计划经济时代原有的所有制形式由二元结构逐步向市场经济多元化所有制结构过渡，并最终形成多元化经济成份共存共荣的市场经济国家。和西方国家私有制市场经济不同的是，在多元化的经济形态中，国有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这一本质的区别性，决定了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非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决定了中国未来经济形态的两大属性：1、产权明确的多元化私有经济成份与国有经济成份共存，各种经济成份在市场资源配置中具有平等地位，市场竞争具有平等性；2、国家经济成份中的资本形态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处于主导地位，但其主导性作用应局限于衡平国家经济发展的结构和调节社会分配均衡社会财富。
在这两大属性中，平等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市场经济基础，主导性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归宿。对于主导性之所以给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是因为如不加以限制，任由其主导调整全社会资源，则会破坏平等属性的存在基础，也就是说，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会遭到破坏，市场经济的市场机制将无法生成。反过来，在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的作用的过程中，如果放弃主导属性，任由其他经济成份在市场环境下自由发展，那么，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则容易形成贫富分化，引致社会对立冲突，国家经济难以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化改革难以达到目标。
第十六节市场化改革中突出经济问题成因
从上世纪90年到以来，市场化改革进程不断加快。进入本世纪，非国有的多种经济成份在“国退民进”逐步形成形成并壮大，国有经济成份逐步向稀缺资源领域集中。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对于市场化改革本质认识不足和泛市场化“新自由主义”的误导，国内经济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暴露出诸多经济问题,市场资源配置错位，经济结构失调，内需不足，贫富分化等等。
仔细分析这些经济问题形成成因，不难发现：1、由于对于市场经济主体平等性重视不足，经济领域内逐步形成了在行政权支配下的国有资本垄断经济形态，市场价格机制难以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垄断性行政定价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扭曲，经济结构在高速增长过程中高度失调；2、在国有经济成份逐步向稀缺资源领域集中的过程中，对于国有资本的主导性缺乏充分的认识，国家未能够对国有经济成份的主导性进行相应的限制，导致占有国家稀缺资源的国有经济活动主体不仅占有优势市场竞争地位，而且在行政权支持下，获得了谋求自设利益的特权，稀缺资源的垄断成为垄断行业不断改善福利的源泉，全民资产收益为垄断行业独享，国有资本均衡社会财富分配的主导性功能被阉割，供全民共享的公共福利遭到了掠夺，贫富分化与对立冲突在本轮经济发展过程中凸显出来。3、在既存政治制度下，权力联结效应广泛存在，内部人通过改革和依附于行政权力的利益者之间形成利益关系同盟，在权贵经济基础上共同利用改革机会瓜分掠夺了社会共享财富；4、“国退民进”过程中国企改革的不规范造成原有社会福利被消灭，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新型福利保障体制缺乏建立的过渡基础。
在分析市场化改革的本质与属性过程中，还有一个问题容易被忽略：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改革。长期以来，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在多种经济成份生成的改革目标中，农村集体经济成份的改革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占有大多数人口的“三农”经济市场化进程落后于其他经济成份的改革速度，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才出现了城乡二元化结构，才出现了内需不足，导致国内经济的发展过于依赖外需，出现了经济结构内外失调的发展态势。
第十七节市场化改革理论修正
通过以上经济问题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目标，以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内市场化经济转轨理论：
一、国家应进一步加快产权化改革，放宽市场准入，在现有多元化私有经济成份与国有经济成份共存的基础上，加强各种经济成份在市场资源配置中的平等竞争地位，提高非公有制经济成份尤其是国内民营经济成份的市场竞争能力。
二、加快政企分离速度，完善国有资产管理制度，消除国有资产管理领域内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进一步明确国有经济成份在整个国民经济活动中主导地位的层次，加强国有资产在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衡平经济结构的资源配置引导功能和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功能，完善国有资产对社会主义公共财政的供给职能。
三、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注重农村集体经济成份市场化改革，逐步加快农村经济成份产权化改革，推动农村土地流转，为农村经济的现代化发展铺平道路，为“三农”建设提供更为广泛的实践基础。
四、通过重新构建国家与政党制度，完善一元化政党民主化执政制度，提高国家权力约制监督职能，规范政府权力，消除权贵经济基础，为市场经济制度的规制建立扫清障碍。
五、加快市场经济社会制度立法建设，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法治化运行提供保障平台。
作者注：（关于本节详尽论述将在<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最后部分展开）
第十八节时间安排不一致性改革效应
经过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开放，国内经济成份已生成多元化格局：国有经济成份、农村集体经济成份，城镇个体经济成分、民营经济成份、“三资”经济成份以及外商经济成份的共存已成为国内市场经济发展的经济基础。
多元化经济成份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渐进的进程，受渐进性改革的局限，各种经济成份的生成与发展既受到了改革开放政策的时间性安排，又受到改革开放政策的鼓励与限制，因此其生成以及发展并不处于机会平等的状态。
在不平等政策与制度的时间安排下，各种经济成份发展的机会是不平等的，也是不公平的，这种生成的不平等与发展中的不公平必然导致在市场竞争中的不公正，不公正的竞争势必扭曲社会资源的配置。目前，国内经济在高速发展过程中的经济结构失调与内需不足等经济问题正是根源于此，尤其农村经济成份市场化改革时滞所产生的经济影响最为广泛，国有经济成份资源垄断性竞争所导致的市场价格体系扭曲影响也不亚于前者。
第十九节利益多元化与多元化利益冲突
经济成份的多元化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多元化。不同的经济成份由于受改革开放政策时间安排的不同，其在市场经济活动中所承受的损益程度就会不同，各种经济成份在社会中利益并不是处于同一层次上的。不同的经济成份享有不同的政策与制度待遇，相应的享有各自不同的社会损益，这种不同等待遇下损益的必然导致利益的分层化与多元化。计划经济时代的同一化利益格局被打破后，市场化改革的利益分化既为市场发挥基础性资源配置带来了好处，同时也为社会利益分层化竞争带来了外部效应，财富的集中与分化伴随着改革政策与制度的安排演化得更为惨烈。
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市场化改革速度进一步加快，国内经济改革过程中的机会不平等安排外部效应正在溢现出来：各种经济成份之间的不公平市场竞争已使得社会利益分配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错位。
在扭曲的外部效应作用下，获得利益的群体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在改革开放中逐步失去利益的群体则逐步沦为非利益集团。社会利益的分化，已导致社会冲突相对明显，不仅在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之间存在利益冲突，而且在既得利益利益集团与非利益集团的内部也存在冲突，诸如，民营企业与国有垄断企业在基础设施与稀缺资源领域的准入存在冲突；企业所有者与雇佣员工之间的新酬福利冲突；城市经济中的下岗失业工人与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务工之间的就业冲突；高薪行业与低薪行业之间的收入分配冲突；等等。
第六章多元化利益机制的需求与供给
第二十节多元化利益诉求
在利益多元化形成过程中，各种经济成份均会利用各种方式和途径谋求自身发展。
在中国，经济改革先于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党和国家之间在政治权力联结制度上存在权力联结效应。权力联结效应的存在，造成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各种利益集团均会利用内部人利益关系同盟分享社会资源。由于不同的经济成份改革开放政策时间性安排的不同，先行享有安排的的经济成份就会在存在权力联结效应制度的安排下先行受益，成为既得利益集团，而安排滞后的经济成份则在始终处于劣势，其受益程度落后于既得利益集团，或沦为非既得利益的非利益集团。对于非利益集团而言，没有机会从权力联结效中获得收益：改革进程对其既有权益的过度损耗致其无法参与权力联结效应引致的分配。
当非利益集团的改革受益程度接近底线或者成为负状态时，其与既得利益集团之间的冲突将不可避免地突现出来：对于非利益集团而言，其要求通过后续改革取消时间性安排政策以增加或补偿其利益，否则，其对后续改革将产生焦虑并持反对态度。对于既得利益集团而言，由于其在改革的时间性安排中已获得了巨大收益和相应的社会地位，如果将其收益通过改革予以削减，其将会持抵制态度，并且，既得利益集团将会利用既得权利优势通过现行制度中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进行游说、收买或者施压，借以维持其既得利益与地位，如此，后续改革政策将更具有妥协性，更有利于维护或增加其既得利益。在此妥协过程中，非利益集团的利益需求即使在妥协中可能会获得短暂性满足，但从长期来看，其衰微的地位仍将会导致其在后续改革中遭受更多损失。长久下去，后者与前者之间的冲突将无法从根本上化解，对立只会随着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加深。
第二十一节政治多元化变革的否定
多元化时代，各方利益的博弈是客观存在的。利益的多元化相应地应当建立起对应的博弈机制，使得各方利益能够通过谈判和妥协达到应有的均衡，市场经济均衡发展的基础由此生成，换而言之，在渐进式改革进程中，利益博弈中的各方均需要一种能够表达其多元化利益达到均衡的意志表达体制---政治体制。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政治经济发展模式自有其历程：在资本主义战胜封建主义制度的过程中，革命妥协的成功催生了分权论盛行，封建权力专制被权力分立的民主化制度代替，分权民主政治的需求进一步推动了现代政党制度的发展，在多元化政党轮流执政的体制下，选票竞争的政治制度为各方利益群体赋予了更为均衡的意志表达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发展就此获得了稳定发展的基础，市场经济由此也就成为了现代经济发展的主宰模式。
在中国，渊源深沉的传统文化和长期移植而来的前苏联中央集权制度模式已根生于现实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现存的一元化政党执政制度已有的基础已经非常牢固，并且，在这一稳固制度下，执政党推行的渐进式改革开放政策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成就。
动摇这一制度，后果不可估量：政治的多元化改革和改革后的多元化政治不但会打断渐进改革的进程，而且过度的政治裂变将会导致现实的经济建设成就毁于一旦，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西化”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灾难就是典型的历史例证。
对于中国经济改革而言，“西化”的多元化政治体例是不可选择的：这种否定的需求不仅来源于执政党本身，也来自于社会各阶层，因为：社会各阶层在经济改革成就中的利益需要的是进一步的衡平和稳定，而不是被颠覆。
既然西方社会的政治模式并不可取，在未来，中国政治体制变革的方向将只能是在现行体制基础上的优化和重置，而不是照搬照抄现有的西方政治制度。
第二十二节厘清政治体制改革误区
市场化改革是依靠执政党内部人的推动来进行的，这既是改革的现实基础，也是改革的出发点，没有内部人的推动，中国的改革是无法启动的。长期以来，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囿于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思维，传统的民主集中制政治理论导致中国的经济改革逐步走向了单维改革的误区，既有的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之间的安排不可突破，改革陷入了纯经济改革的囹圄。尽管纯经济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但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受传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约束，除了小平同志提出的党政分立的基础政改理念外，政治体制变革理论的突破尺寸却近乎为零。
改革三十年，尽管政治体制改革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也有不同程度的探索与实践，但更多的改革实践实质表明所进行的改革是政府体制改革，而非政治体制改革。无论是九十年代的机构精简改革，还是本世纪以来的政府职能改革，其效用仅限于改善政府行政效率和职能配置，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因内部人改革而产生的权力联结效应。因此，从九十年代至今，无论政府精简机构的改革，还是近年来政府职能转变的行政体制改革，都属于政府体制改革，并非政治体制改革。因为，政治体制改革是以政党制度与国家制度为核心的制度设计与安排的改革。
正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混淆了政治体制改革与政府体制改革的属性，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权力的规范与约制问题始终未能够获得有效的解决。由于对于政府权力能够产生约制机制的政治体制改革的缺位，导致的市场化改革不可避免地产衍生出了内部人利益同盟，衍生出权力联结效应，引致国内经济发展出现畸形增长，社会分化严重，不利于和谐社会的建设，民生问题严重。
第二十三节多元意识意识形态与单一意识形态
在现代政党制度下，任何政党都具有相应的意识形态，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具有局限
性，并不具有普遍性，除非整个社会利益具有一致的同一性。
在社会利益多元化国家，意识形态相应地具有多元性，因此，在利益多元化的国家，尤其在西方国家，每一政党的产生渊源都与其代表的一定阶层或社会群体的利益相关。在这些国家，政党的当选总与其所代表的阶层利益支持是相关联的，尽管竞选选举中各政党的意识形态出现了趋同化的倾向----为了争取更多的选民支持。
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在计划经济时代的社会主义国家，多元化利益经济基础被消灭，社会利益同一化，因此，执政党所代表社会利益的意识形态具有单一性，与此相适应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家基础制度：一元化政党执政的政治制度。
在上世纪末期，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先后步入了否定计划经济体制的市场化改革历程，社会利益同一性被打破，社会利益趋于了多元化。在利益多元化进程中，不同的利益集团产生了不同的需求，相应的意识形态也就产生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伴随着改革进程的不同而在不同的时间走进了不同社会主义国家的视界。
在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始初，尽管原有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为市场化改革的实施起到了决定性推动作用，但随着利益多元化的形成，单一意识形态的政治制度逐步成为市场化制度设立的障碍，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多元化利益无法通过单一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制度实现其利益博弈：一个政党无法从根本上承载社会利益冲突各方的意志表达。这种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而言，不仅是一个崭新的理论问题，而且似乎是一个难以跨越的实践问题。受上个世纪历史性局限，这个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无法获得突破，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因此被先后颠覆。在东欧，社会利益多元化后，大部分国家的执政党无法协调冲突的社会利益，或者被迫放弃了单一的意识形态逐步采取了西方多元政治模式，或者出现了暴力革命，既有执政党被新政党取代，最终也跨向了西方政治模式。
在中国经济改革的前行过程中，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也孕生了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多元化利益所产生的多元化意识形态正在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开发商只能为富人盖房子”，“向富人征税是劫富济贫”等等观点并不是简单的经济利益取向或者学术认知，其背后隐藏的真实本质是社会利益集团或者其代言人的意识形态。理解了这一点，也就理解了有利于中低收入社会弱势群体的宏观经济调控政策（房地产调控政策）与经济改革政策（医疗、教育等改革政策）为何难以被贯彻执行的深层原因，多元化利益意识形态间的博弈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并在进一步增强，尤其强势利益集团的博弈权重正在增加。
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对于执政党而言，构建和谐社会将变得十分渺茫。忽视了多元化意识形态博弈的存在，可能就会导致改革陷入误区：要么消灭已经生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回归单一的意识形态，要么让建立多元化意识形态，放弃单一的意识形态。前一种选择，与市场化经济改革背道而驰，是计划经济的复辟，显然不符合历史潮流；后一种选择，既不符合广大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不符合代表广大弱势群体（工农阶层）利益的执政党利益，与执政党领袖亲民的政治态度更是相悖逆的。更客观地从历史现实来看，选择后者将有可能毁灭中国经济改革三十年来的巨大经济建设成就，导致经济大衰退，造成民生劫难。
第二十四节多元化利益机制需求与供给
市场化改革既已生成了多元化利益格局，医不讳言的是：这些利益之间的相互博弈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利益表达机制，换而言之，拥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不同利益群体均需要有一种能够自由表达其意志的社会基础机制，该机制既包括表达其利益立场的机制，也包括保障其利益实践的机制。这一事实的客观存在已构成了多元化利益机制的需求。现实中，这些需求既来自于既得利益集团，也来自非既得利益集团，既来自于社会强势群体，也来自社会弱势群体，既来自于资本阶层，也来自雇佣阶层，既来自于城市市民，也来自广大乡村农民。
改革三十年，多元化意识形态渐进生成，尽管执政党的基础意识形态并未受到本质性冲击，但也应当看到，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化进程加速，来自执政党内部的腐败行为正在逐年增多，党内已存在意识形态的变异，腐败并不是简单的权力资本化行为，也不是简单的设租行为，腐败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异化行为。
在改革过程中，腐败行为之所以长期生成并源源不断滋生的根源在于各种谋求现实利益的行为无法正常通过有效的意志表达机制来实现，只能通过非制度化的“寻租”模式实现：游说，贿赂，直至收买成为了获取正常或额外利益的惯常手段。这不仅是经济活动现实，而且也是国家基础制度内在缺陷的必然。
90年代以来，虽然执政党在党内党外进行了大规模的“三讲”教育，并实施了多轮次政治整治，但是，由于有效社会利益意志表达机制缺位，游说，贿赂，收买获取利益和权力的行为并没有被彻底扼制消灭，伴随着每一轮的整治，腐败行为变得更加隐蔽。近年来，随着市场化的加快，腐败行为又呈现出了新形势下的反弹。
为了根治腐败，2006年后期，执政党开始了党内民主化的改革。尽管党内民主化改革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有助于改善执政党廉洁执政效能，并获得了民众的广泛关注与拥戴，但从理论上分析，这种改革也是存在局限性的：党内的民主化改革并不能从根本上为多元化利益的博弈提供基础性意志表达机制，换句话说，党内民主化改革并不能从根源上铲除腐败滋生的社会基础。
摆在改革面前的历史现实是：如果在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不能够尽快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发展形势的有效社会意志表达机制，那么，既得利益各方将会在充满权力联结效应的现存体制下寻求更多的利益庇护与支持，其后果是政治设租与经济寻租的行为将会进一步弥漫扩散，社会制度的发展将面临新的扭曲和挑战，进而影响到执政党独立执政的权威，影响到中国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发展。
对于执政党而言，如果要顺利地建立和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如果要实现科学的发展观，完成和谐社会的构建框架，就必须通过改革加快多元化利益的社会意志表达机制的供给。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供给，逐步建立起单一意识形态融合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和谐社会政治机制：中央集权民主体制。
在市场化改革深化的道路上，中国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任重道远，各方社会利益的衡平尚需要通过现有政治制度的变革来实现。这是一种抉择：如果以粉碎现存政治制度的方式实现各方利益，机会成本构成的损失显然过大，既不利于各方利益的最大化，也难以为全社会承载。因此，中国的政治体制的变革必须是对现存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只能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而不是其他。
第二十五节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的意义
一、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完善执政党对社会制度变革的领导体制，强化中国共产党在国家制度中的绝对执政领导地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后续建设与完善奠定稳固基础。
二、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完善执政党与国家之间的制度设计与安排，构建出社会各方利益能够充分表达其意志的国家制度，形成利益均衡的约制体制，使得市场化改革过程中的多元化利益驱动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从而有利于推动中国经济稳定地可持续发展。
三、通过构建社会各方利益表达其意志的国家制度，消除现行制度产生中存在的权力联结效应，规制政府权力，促进并完善执政党党内民主制度，增强执政党科学执政的能力，增强执政党与社会各阶层在市场经济建设过程中的和谐凝聚力。
四、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实现上位集权与下位民主政治，加强中央政府的经济职能，铲除地方利益膨胀的地方政府集权决策基础，消除区域经济内在利益驱动机制，为国内市场经济的一体化建设扫清障碍。
五、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实现地方政府决策民主基础机制，为政府职能的转变提供基础制度，促进公共行政中的服务职能供给符合市场经济需求，发挥市场对国民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基础调节作用，完善国内市场基础机制，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建立与完善铺平道路。
六、通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打造支撑法治运行的基础结构机制，为市场经济立法与法律的实施及适用提供保障，在法治框架下促进多元化利益的共在和谐。
七、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理论的完善，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全面建立提供成熟的基础理论与科学实践的依据。
下篇：《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央集权民主体制》第二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