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来，用中国结制成的各种小饰物渐渐风行，我每次看到柜台上琳琅满目的中国结饰物，就会不期然地想起自己在遥远的异国用学打中国结排遣乡愁的那一个晚上。这多少有点像《小王子》中的小狐狸，狐狸一看到麦浪就会想起小王子的金色头发，我一看到中国结，就会想到遥远安静的小城安特卫普。
这样对中国结留了意，我才渐渐注意到，在古代女性的生活中，中国结曾经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女红。《红楼梦》里就大约有四次提到打中国结，如第二十四回中提到，“袭人因被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第三十二回，却是袭人求湘云“打十根蝴蝶结子”——当然是为了宝玉；第六十四回，也是写袭人为了给宝玉做一个新扇套，“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呢”。第三十五回中“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更是用浓郁的笔墨描写莺儿利用打中国结的方法打“绦子”和“络子”。据莺儿讲，她打的花样有“一炷香，朝天镫，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其中，如方胜、连环、梅花等，至今也还是打中国结时常常要用到的基本样式。从《红楼梦》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物品要靠女性用打中国结的方法进行装饰，仅书中提到的就有“扇子、香坠儿、汗巾子”、扇套，还有装东西用的“络子”，即线结的小袋子。
其实，中国结在古代生活中的用途非常广泛，远不止《红楼梦》中提到的这些情况。既然上古曾经“结绳记事”，中国结的起源想必是可以追溯到极古远的年代的，这里且不去提它。根据我个人的印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中国结大概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细节形象之一。
比如，人物形象的服饰上就往往会出现中国结。这是因为，一直到明中叶以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才在服饰上普遍使用纽扣，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主要是靠长长的衣带来系束衣服。在把衣带两端连系到一起时，自然要打个结，于是在衣带上打中国结就成了每个人天天必修的功课。所以，在古代生活中，最离不开中国结的地方，首先就是古人的衣带。不过，衣带上打出的花结总以简便为主，要打得简单，能很容易地解开，从古代艺术中就可以看到，出现在人们服饰上的衣结的样式都是比较简单的。顺便说一句，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相似，日本传统服装至今也还是靠衣带来系束，不用纽扣，因此如何把和服的腰带打成结，仍然还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见武内元代《实用系结大全》“和服”篇，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至于中国，到了《金瓶梅》的时代，用纽扣来代替衣带的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而明清时代的纽扣，除了金属、玉、象牙等材料之外，大量都是布纽扣，这些布纽扣也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的，所使用的打结方法可谓花样百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活。
在艺术表现中，中国结被派在各种各样的用途上，范围非常宽泛，很难归类。例如，从春秋时代起，把一块块玉佩、一条条珠串用绦带穿起来，形成长长的佩饰，挂在腰带上，是贵族们炫耀自己身份、财富的重要手段。在信阳、江陵等地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上，就用彩绘表现了这种华丽的长佩，从彩绘上可以清楚看出，人们在用绦带穿系珠玉时，会用绦带打出一个个样式不同的中国结，作为装饰。又如，在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相传为阎立本作品的《步辇图》中，伞盖、旌旗等的装饰飘带上都系有中国结，以形成美观的效果。
比较特别的是，在传为唐人作品的几幅名画《挥扇仕女图》、《宫乐图》、《调琴啜茗图》中，都一致地表现了使用中国结的一种特殊方式。椅子、凳子是在唐代渐渐流行起来的坐具，出现在这几卷绘画中的椅凳上，都在座框上相隔有间地安有几个小环，每个小环中有一条长长的绳带穿过，绳带两端垂下，在中间打出一个中国结。这种打有中国结的垂带固然起着装饰的作用，不过，推测起来，这些椅子大多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些垂带大概还有类似提手的作用，当人们想要搬动椅子、凳子的时候，用手提起这些垂带就可以了，比直接去抬坐具本身会省力些。
在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的《货郎图》（沈从文先生考为元人作品，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页352）中，货郎担上挂满琳琅满目的各样玩意儿，很多都系有打着精巧中国结的飘带，反映出宋元时代商品的发达，工艺的发达，物质生活的发达。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砖刻上的宋代女性，在喇叭裤的外侧开衩上，缀了一连串的中国结做装饰。
从以上随便所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结在古代艺术中是频繁出现的角色，但是也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之一。因为它总是作为服饰、器物上的小小装饰，出现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很难引起人的注意，永远不可能唱主角。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中国结被艺术家在不经意间如此频繁地取入创作之中，即使在传世珍品如《洛神赋图》中，也活跃着它的身影，这正说明它作为古代生活中一项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重要技艺手段，让艺术家们根本无法回避。中国结在艺术表现中的命运，多少反映了女性的一切创造活动的命运，反映了女性生活，以及女性自身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重要，如此不可否认，却永远只能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因为中国结的用处大，所以，打中国结就成了古代妇女的一项重要女红。为了鼓励女性用心研习这一技艺，在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与打中国结密切相关的某些特定风俗，随着这些风俗的形成，这一技艺拥有了自己的专门节日，这就是端午节。
根据《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等书的记载，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端午节的风俗中就有了特定的一项内容，妇女们要在节前用五彩的丝线编结出许多“长命缕”，在节日那一天分赠家人亲友，让大家系在手臂上，据说是能辟邪、不生病。长命缕也叫续命缕、辟兵缯、五色丝、长索、朱索、百索、宛转绳等，名称很多。唐代无名氏所做的《五丝续宝命赋》中描写妇女亲手制作长命缕的情形，是“对回鸾之十字”、“盘续命之五丝”，这显然正是打中国结的基本动作；描写所盘成的花样的形状，则是“宛委虬盘”，这也正是中国结的形式特点。另外，唐人权德舆有《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诗，诗中有“千年彩缕同心丽”之句，而在诗题中把长命缕直呼为“彩结”，更在诗中提到这长命缕采用了古时最流行的一种结式——同心结。
从这些记载来看，古代端午节的长命缕正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成的。妇女们做长命缕时，不仅仅要打出一些基本的花结，如同心结，而且还要“结为人像”（《酉阳杂俎》）或“日月星辰鸟兽之状”（《荆楚岁时记》），总之，要在基本的结式基础上打出许多复杂的花样。宋人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三）引述同朝人姜廉《花月新闻》中的传说，讲一位女“剑仙”与普通男子结了亲，“值端午节，一夕制彩丝百副，尽饷党族”，这位来历神秘的女士一夜间就制作出了上百副彩丝，遍赠夫家亲戚，所制的彩丝“其人物、花草、字画点缀，历历可数”，这当然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反映出长命缕以能打出各种精巧花样为胜的特点。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妇女们在端午节前要打的长命缕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打许多条，家人、亲友都要送到。故事中，女剑仙在制彩丝一项上表现出的心灵手巧，立刻得到了夫族亲戚的交口赞誉，“自是皆以仙妇呼之”。可见，端午节做长命缕，实际上是妇女们赛巧、斗巧的一次机会，也让全社会共同来检验各位女性打中国结的水平。因此，这一特定的节日风俗，在表面上的迷信色彩之下，其实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一年一次地集中检验妇女打中国结的技艺以及创新的本领，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说，是“以示妇人计功也”。不过，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得很早，在唐代，市面上就已经有现成的长命缕作为商品出售了，女性可以到市场上买现成物回来，不一定非得自己亲手做（见《太平广记 》“神部”“赵州参军条”），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就更为普遍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端午节的长命缕主要是缠带在人们的手臂上，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中描写宫女在端午节带长命缕的情形是：“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正如今天青少年中流行带在手腕上的绳编幸运手链一样。如今，在用中国结做手链、项链时，常会穿些珠子之类的小饰品做点缀，古人制长命缕时也是这样。《西京杂记》就提到，汉宣帝幼时，他的母亲史良娣曾经制作五彩宛转绳，端午节时系在他的手臂上，绳上特意穿系了一枚小小的身毒国宝镜，用以辟邪。到了宋代，宫廷在端午节时有珍珠百索（《武林旧事》），显然是在百索上穿饰珍珠。另外，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宫廷过端午节时，专门负责做奢华精巧玩意儿的内司意思局，“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这是在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过节的小礼物时，拿多种多样的小玩意儿穿系在彩线上做装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南宋宫廷巧匠用这许多精巧饰件制作的还不仅是长长的彩缕，而是“经筒符袋”，即小口袋形式的玩意儿，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络子”。古人用打中国结的办法，不仅能制作长命缕、绦子，还能制出可以盛放物品的小袋子，而且，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女性们就已经掌握这种精巧的技艺了。北周诗人庾信就写过一首短诗《题结线袋子》，赞叹这种用特殊技艺做成的小袋：“交丝结龙凤，镂彩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南宋宫廷用百宝穿成的结线袋，当然只是作为玩意儿博天子一笑，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但是，对于女性们来说，发明这种复杂的技艺可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要用它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在“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中，宝玉其实是为了解闷、好玩，请莺儿来打络子，先说：“不管装什么，你都每样打几个罢。”又说：“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但是，宝钗来了，提醒说：“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于是，依了宝钗的指点，便由莺儿为那一块通灵宝玉打了一个梅花络。宝玉和宝钗对莺儿打络子这件事在态度上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女性创造活动在认识上的差别。
打中国结所使用的材料是丝绳、布绳之类，所以很难保留下来。但是，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经过考古发掘，居然从湖北江陵战国墓中出土了系带、腰带的实物，上面已经打了一系列花样变化不一、技巧复杂的中国结（参考《寄情中国结》，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页22），说明中国结的编结技艺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不同年代的类似出土实物，当然尚不仅止于这一例。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一只“鎏金卧龟莲花朵带五足银薰炉”，炉身上配有几个活环式的鎏金银提手，这几个提手的图案，正是被表现为用绳带“对回鸾之十字”、 “盘续命之五丝”而成的中国结的形式。花纹中呈现的花结样式颇为复杂机巧，可以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呈现为一个标准的中国结，不过，我在中国人撰写的介绍打结方法的书中找不到相似的样式，倒是在一位日本人武内元代所撰的《实用系结大全》中找到一种“三环结”，与之约略相像；下半部分，则是由绳带以一件圆球形物件为中心来回穿绕，形成回环缠绕的纹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核心的圆球形物，与一同在法门寺出土的银香球极为相似，似乎这里是在表现用绳带以打中国结的方法来装饰金银香球。显然，当年制作这件薰炉的金工们，一定是在生活中看惯了安装在器物上的、用打有中国结的绳带做成的提手，所以，在为银薰炉制作活动提手的时候，就直接援用了做成中国结形式的绳带提手的形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在唐人生活中，用绳带系挂在器物上，打个中国结，当作提手，这种简便灵活的方式一定还是很常用的。
对我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它有一种隐约的象征意味让我非常感动。金属工艺，特别是贵重金属工艺，是为男性所独占的技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工艺集中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诸多特质，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强大与否的标准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它都似乎与用丝绳来打结的女红形成鲜明的对立。甚至金属工艺所追求的材质的永恒，都与丝绳的速朽形成对照，金银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与之相比，丝绳在价值上显然无足轻重。然而，正是这一件由男性工匠制作的、以凸显象征财富的金银为目的、为皇权和宗教服务的工艺品上，却赫然出现了绳带打成的中国结的形象。女性的文化就是这样强行在男性文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留下了痕迹。这也如同一个象征，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对压制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顽强。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起伟大的曹雪芹。他没有像其他男性画家和工匠那样，仅仅把中国结当作一个不得不涉及的细节，在不经意间一带而过。相反，他浓墨重笔，在自己的巨著中为中国结立下了专门的篇章。他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位善于编结技艺的女性形象——莺儿，在稍后的篇章中，又花了很大篇幅，让这位“手巧”的少女在柳叶渚边用柳条和花朵编花篮。在他笔下，莺儿成了一个典型形象，她象征了一类擅长编结技艺的女性，也成了编结这一女性技艺的象征。像他笔下的贾宝玉一样，曹雪芹是极少数心灵敏感的男性之一，能够意识到被压抑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生活的存在，因此他能敏锐地发现小小的中国结中所蕴涵的女性文化的意义。《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道具，那一块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原本是黛玉给“穿的穗子”。后来黛玉在与宝玉的争吵中，赌气把穗子铰坏了，于是，宝钗又出了个主意，让莺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地拈上，打成络子”，然后用这络子把通灵玉盛护起来。对我来说，这正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薰炉上的中国结纹样一样，是一种象征：女性就是这样在男权文化中顽强地留下了自己文化的记忆。通过以她为压制对象的那一机制，她获得了同样的不朽，虽然不朽或许只是男权文化所标榜的幻象。
这样对中国结留了意，我才渐渐注意到，在古代女性的生活中，中国结曾经是一项多么重要的女红。《红楼梦》里就大约有四次提到打中国结，如第二十四回中提到，“袭人因被宝钗烦了去打结子”；第三十二回，却是袭人求湘云“打十根蝴蝶结子”——当然是为了宝玉；第六十四回，也是写袭人为了给宝玉做一个新扇套，“手中拿着一根灰色绦子，正在那里打结呢”。第三十五回中“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更是用浓郁的笔墨描写莺儿利用打中国结的方法打“绦子”和“络子”。据莺儿讲，她打的花样有“一炷香，朝天镫，象眼块，方胜，连环，梅花，柳叶”，其中，如方胜、连环、梅花等，至今也还是打中国结时常常要用到的基本样式。从《红楼梦》的描写中不难看出，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有大量的物品要靠女性用打中国结的方法进行装饰，仅书中提到的就有“扇子、香坠儿、汗巾子”、扇套，还有装东西用的“络子”，即线结的小袋子。
其实，中国结在古代生活中的用途非常广泛，远不止《红楼梦》中提到的这些情况。既然上古曾经“结绳记事”，中国结的起源想必是可以追溯到极古远的年代的，这里且不去提它。根据我个人的印象，在中国古代艺术中，中国结大概是出现得最频繁的细节形象之一。
比如，人物形象的服饰上就往往会出现中国结。这是因为，一直到明中叶以后，中原地区的人们才在服饰上普遍使用纽扣，在此之前，人们一直主要是靠长长的衣带来系束衣服。在把衣带两端连系到一起时，自然要打个结，于是在衣带上打中国结就成了每个人天天必修的功课。所以，在古代生活中，最离不开中国结的地方，首先就是古人的衣带。不过，衣带上打出的花结总以简便为主，要打得简单，能很容易地解开，从古代艺术中就可以看到，出现在人们服饰上的衣结的样式都是比较简单的。顺便说一句，与古代中国的情况相似，日本传统服装至今也还是靠衣带来系束，不用纽扣，因此如何把和服的腰带打成结，仍然还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见武内元代《实用系结大全》“和服”篇，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至于中国，到了《金瓶梅》的时代，用纽扣来代替衣带的情况就已经相当普遍了，而明清时代的纽扣，除了金属、玉、象牙等材料之外，大量都是布纽扣，这些布纽扣也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的，所使用的打结方法可谓花样百出，是非常复杂的技术活。
在艺术表现中，中国结被派在各种各样的用途上，范围非常宽泛，很难归类。例如，从春秋时代起，把一块块玉佩、一条条珠串用绦带穿起来，形成长长的佩饰，挂在腰带上，是贵族们炫耀自己身份、财富的重要手段。在信阳、江陵等地战国楚墓出土的木俑上，就用彩绘表现了这种华丽的长佩，从彩绘上可以清楚看出，人们在用绦带穿系珠玉时，会用绦带打出一个个样式不同的中国结，作为装饰。又如，在相传为顾恺之作品的《洛神赋》、相传为阎立本作品的《步辇图》中，伞盖、旌旗等的装饰飘带上都系有中国结，以形成美观的效果。
比较特别的是，在传为唐人作品的几幅名画《挥扇仕女图》、《宫乐图》、《调琴啜茗图》中，都一致地表现了使用中国结的一种特殊方式。椅子、凳子是在唐代渐渐流行起来的坐具，出现在这几卷绘画中的椅凳上，都在座框上相隔有间地安有几个小环，每个小环中有一条长长的绳带穿过，绳带两端垂下，在中间打出一个中国结。这种打有中国结的垂带固然起着装饰的作用，不过，推测起来，这些椅子大多没有靠背，也没有扶手，所以这些垂带大概还有类似提手的作用，当人们想要搬动椅子、凳子的时候，用手提起这些垂带就可以了，比直接去抬坐具本身会省力些。
在传为宋代画家苏汉臣的《货郎图》（沈从文先生考为元人作品，见《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页352）中，货郎担上挂满琳琅满目的各样玩意儿，很多都系有打着精巧中国结的飘带，反映出宋元时代商品的发达，工艺的发达，物质生活的发达。另外，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是河南偃师酒流沟宋墓出土砖刻上的宋代女性，在喇叭裤的外侧开衩上，缀了一连串的中国结做装饰。
从以上随便所举的几个例子，就可以看出，中国结在古代艺术中是频繁出现的角色，但是也是最不起眼的角色之一。因为它总是作为服饰、器物上的小小装饰，出现在边边角角的地方，很难引起人的注意，永远不可能唱主角。可是，这并不能说明它不重要。中国结被艺术家在不经意间如此频繁地取入创作之中，即使在传世珍品如《洛神赋图》中，也活跃着它的身影，这正说明它作为古代生活中一项兼具实用性和装饰性的重要技艺手段，让艺术家们根本无法回避。中国结在艺术表现中的命运，多少反映了女性的一切创造活动的命运，反映了女性生活，以及女性自身的命运：在人类历史中是如此重要，如此不可否认，却永远只能处在被忽视的地位。
因为中国结的用处大，所以，打中国结就成了古代妇女的一项重要女红。为了鼓励女性用心研习这一技艺，在历史上甚至出现了与打中国结密切相关的某些特定风俗，随着这些风俗的形成，这一技艺拥有了自己的专门节日，这就是端午节。
根据《荆楚岁时记》、《酉阳杂俎》等书的记载，至迟在南北朝时期，端午节的风俗中就有了特定的一项内容，妇女们要在节前用五彩的丝线编结出许多“长命缕”，在节日那一天分赠家人亲友，让大家系在手臂上，据说是能辟邪、不生病。长命缕也叫续命缕、辟兵缯、五色丝、长索、朱索、百索、宛转绳等，名称很多。唐代无名氏所做的《五丝续宝命赋》中描写妇女亲手制作长命缕的情形，是“对回鸾之十字”、“盘续命之五丝”，这显然正是打中国结的基本动作；描写所盘成的花样的形状，则是“宛委虬盘”，这也正是中国结的形式特点。另外，唐人权德舆有《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诗，诗中有“千年彩缕同心丽”之句，而在诗题中把长命缕直呼为“彩结”，更在诗中提到这长命缕采用了古时最流行的一种结式——同心结。
从这些记载来看，古代端午节的长命缕正是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成的。妇女们做长命缕时，不仅仅要打出一些基本的花结，如同心结，而且还要“结为人像”（《酉阳杂俎》）或“日月星辰鸟兽之状”（《荆楚岁时记》），总之，要在基本的结式基础上打出许多复杂的花样。宋人洪迈《夷坚志》（支庚卷第三）引述同朝人姜廉《花月新闻》中的传说，讲一位女“剑仙”与普通男子结了亲，“值端午节，一夕制彩丝百副，尽饷党族”，这位来历神秘的女士一夜间就制作出了上百副彩丝，遍赠夫家亲戚，所制的彩丝“其人物、花草、字画点缀，历历可数”，这当然是文学性的夸张，但也反映出长命缕以能打出各种精巧花样为胜的特点。
从这个故事也可以看出，妇女们在端午节前要打的长命缕不是一条两条，而是要打许多条，家人、亲友都要送到。故事中，女剑仙在制彩丝一项上表现出的心灵手巧，立刻得到了夫族亲戚的交口赞誉，“自是皆以仙妇呼之”。可见，端午节做长命缕，实际上是妇女们赛巧、斗巧的一次机会，也让全社会共同来检验各位女性打中国结的水平。因此，这一特定的节日风俗，在表面上的迷信色彩之下，其实是制造了一个特殊的机会，一年一次地集中检验妇女打中国结的技艺以及创新的本领，正如《荆楚岁时记》所说，是“以示妇人计功也”。不过，由于中国商品经济发达得很早，在唐代，市面上就已经有现成的长命缕作为商品出售了，女性可以到市场上买现成物回来，不一定非得自己亲手做（见《太平广记 》“神部”“赵州参军条”），这种情况到了宋代以后就更为普遍了（孟元老《东京梦华录》）。
端午节的长命缕主要是缠带在人们的手臂上，五代花蕊夫人《宫词》中描写宫女在端午节带长命缕的情形是：“美人捧入南薰殿，玉腕斜封彩缕长。”正如今天青少年中流行带在手腕上的绳编幸运手链一样。如今，在用中国结做手链、项链时，常会穿些珠子之类的小饰品做点缀，古人制长命缕时也是这样。《西京杂记》就提到，汉宣帝幼时，他的母亲史良娣曾经制作五彩宛转绳，端午节时系在他的手臂上，绳上特意穿系了一枚小小的身毒国宝镜，用以辟邪。到了宋代，宫廷在端午节时有珍珠百索（《武林旧事》），显然是在百索上穿饰珍珠。另外，据南宋吴自牧《梦粱录》记载，南宋宫廷过端午节时，专门负责做奢华精巧玩意儿的内司意思局，“以百索彩线、细巧镂金花朵，及银样鼓儿糖、蜜韵果、巧粽、五色珠儿，结成经筒符袋”，这是在用打中国结的方法制作过节的小礼物时，拿多种多样的小玩意儿穿系在彩线上做装饰。
值得特别一提的是， 南宋宫廷巧匠用这许多精巧饰件制作的还不仅是长长的彩缕，而是“经筒符袋”，即小口袋形式的玩意儿，也就是《红楼梦》中所说的“络子”。古人用打中国结的办法，不仅能制作长命缕、绦子，还能制出可以盛放物品的小袋子，而且，早在南北朝的时候，女性们就已经掌握这种精巧的技艺了。北周诗人庾信就写过一首短诗《题结线袋子》，赞叹这种用特殊技艺做成的小袋：“交丝结龙凤，镂彩织云霞。一寸同心缕，千年长命花。”南宋宫廷用百宝穿成的结线袋，当然只是作为玩意儿博天子一笑，没有什么实用的意义。但是，对于女性们来说，发明这种复杂的技艺可绝不是为了好玩，而是要用它在生活中发挥实际作用。在“黄金莺巧结梅花络”一节中，宝玉其实是为了解闷、好玩，请莺儿来打络子，先说：“不管装什么，你都每样打几个罢。”又说：“你闲着也没事，都替我打了罢。”但是，宝钗来了，提醒说：“这有什么趣儿！倒不如打个络子，把玉络上呢。”于是，依了宝钗的指点，便由莺儿为那一块通灵宝玉打了一个梅花络。宝玉和宝钗对莺儿打络子这件事在态度上的不同，似乎也反映出男女两性对女性创造活动在认识上的差别。
打中国结所使用的材料是丝绳、布绳之类，所以很难保留下来。但是，中国是一个充满奇迹的国家。经过考古发掘，居然从湖北江陵战国墓中出土了系带、腰带的实物，上面已经打了一系列花样变化不一、技巧复杂的中国结（参考《寄情中国结》，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页22），说明中国结的编结技艺至迟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很发达了。不同年代的类似出土实物，当然尚不仅止于这一例。
不过，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在法门寺出土的唐代金银器中，有一只“鎏金卧龟莲花朵带五足银薰炉”，炉身上配有几个活环式的鎏金银提手，这几个提手的图案，正是被表现为用绳带“对回鸾之十字”、 “盘续命之五丝”而成的中国结的形式。花纹中呈现的花结样式颇为复杂机巧，可以分为两部分，上半部分呈现为一个标准的中国结，不过，我在中国人撰写的介绍打结方法的书中找不到相似的样式，倒是在一位日本人武内元代所撰的《实用系结大全》中找到一种“三环结”，与之约略相像；下半部分，则是由绳带以一件圆球形物件为中心来回穿绕，形成回环缠绕的纹样，值得注意的是，作为核心的圆球形物，与一同在法门寺出土的银香球极为相似，似乎这里是在表现用绳带以打中国结的方法来装饰金银香球。显然，当年制作这件薰炉的金工们，一定是在生活中看惯了安装在器物上的、用打有中国结的绳带做成的提手，所以，在为银薰炉制作活动提手的时候，就直接援用了做成中国结形式的绳带提手的形象。从这一点也可看出，在唐人生活中，用绳带系挂在器物上，打个中国结，当作提手，这种简便灵活的方式一定还是很常用的。
对我来说，事情还不止于此。它有一种隐约的象征意味让我非常感动。金属工艺，特别是贵重金属工艺，是为男性所独占的技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这一工艺集中反映了传统男权社会文化的诸多特质，因此无论在哪一个文明中都占有重要地位，往往成为衡量一个社会文明程度、强大与否的标准之一。无论从哪一方面，它都似乎与用丝绳来打结的女红形成鲜明的对立。甚至金属工艺所追求的材质的永恒，都与丝绳的速朽形成对照，金银象征着权势和财富，与之相比，丝绳在价值上显然无足轻重。然而，正是这一件由男性工匠制作的、以凸显象征财富的金银为目的、为皇权和宗教服务的工艺品上，却赫然出现了绳带打成的中国结的形象。女性的文化就是这样强行在男性文化上打下了自己的烙印，留下了痕迹。这也如同一个象征，象征着女性在男权社会中面对压制时所表现出的惊人的顽强。
当然，说到这里，我们又不能不提起伟大的曹雪芹。他没有像其他男性画家和工匠那样，仅仅把中国结当作一个不得不涉及的细节，在不经意间一带而过。相反，他浓墨重笔，在自己的巨著中为中国结立下了专门的篇章。他甚至专门设计了一位善于编结技艺的女性形象——莺儿，在稍后的篇章中，又花了很大篇幅，让这位“手巧”的少女在柳叶渚边用柳条和花朵编花篮。在他笔下，莺儿成了一个典型形象，她象征了一类擅长编结技艺的女性，也成了编结这一女性技艺的象征。像他笔下的贾宝玉一样，曹雪芹是极少数心灵敏感的男性之一，能够意识到被压抑在男权文化下的女性的存在和女性生活的存在，因此他能敏锐地发现小小的中国结中所蕴涵的女性文化的意义。《红楼梦》中贯穿始终的最重要的道具，那一块命根子的通灵宝玉，原本是黛玉给“穿的穗子”。后来黛玉在与宝玉的争吵中，赌气把穗子铰坏了，于是，宝钗又出了个主意，让莺儿“把那金线拿来配着黑珠儿线，一根一根地拈上，打成络子”，然后用这络子把通灵玉盛护起来。对我来说，这正像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银薰炉上的中国结纹样一样，是一种象征：女性就是这样在男权文化中顽强地留下了自己文化的记忆。通过以她为压制对象的那一机制，她获得了同样的不朽，虽然不朽或许只是男权文化所标榜的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