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检方指控，熊、茅二人总共敲诈了橡果国际40万元。针对检方指控的另外25万元，熊、茅二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圈套。按照他们的说法，去年7月27日，二人应蒋宇飞之邀到某饭店吃饭。饭后，蒋宇飞送给二人两个纸袋，“他告诉我们里面是一部商务通手机、一部好记星和一些资料。”熊川说，他当时感觉袋子很沉，但没多想。然而，就在他们走出饭店包厢时，几名便衣突然冲出，从纸袋内搜出一摞用报纸包裹的现金，共计25万元。
“我们确实不知道里面有钱。”茅以宁回忆，看到纸袋中的现金，熊川当时就惊呆了，“可能是蒋宇飞太痛恨熊川了，所以偷偷塞了25万元陷害我们。”
熊川的辩护人许兰亭在阐述辩护意见时提出，
“敲诈勒索罪”，无论罪名是否成立，还是最后承受怎样的刑事处罚，对熊川来说无疑都将是一场人生悲剧，其年轻的记者生涯都将因此而断送。纵观全案，虽然橡果国际也将面临各方关于是否“设套陷害”的质疑，但毕竟，熊、茅二人的行为已经触及到了法律的底线。
刑法定义下的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公私财物的所有人，保管人使用威胁或者要挟的方法，强行索取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如果行为人使用威胁、要挟的手段使被害人产生恐惧并交出财物的，则构成敲诈勒索既遂。如果行为人已经着手实施了威胁、要挟的手段，被害人却未产生恐惧也没有交出财物的，或者被害人虽然产生恐惧，行为人却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未能取得财物的，则是敲诈勒索未遂。
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必须具有非法强索他人财物的目的。如果行为人不具有这种目的，或者索取财物的目的并不违法，如债权人为讨还久欠不还的债务而使用带有一定威胁成份的语言，催促债务人加快偿还等，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采用威胁、要挟、恫吓等手段，逼使被害人交出财物的行为。所谓逼使被害人交付财物，是指由于行为人实施了威胁、要挟、恫吓的手段，造成被害人精神恐惧，不得已而交出财物。在司法实践中，敲诈勒索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如以将要实施暴力相威胁，以将要毁坏比勒索财物价值更大的财物相威胁；以揭发隐私，毁坏名誉相威胁；以栽赃陷害相威胁等。
敲诈勒索的方式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还可以通过第三者转达。在某些情况下，应当注意将手段与目的联系起来认定敲诈勒索罪，例如行为人以揭发犯罪为要挟从他人处获取财物，单就要挟的手段看，并非违法，但是联系其敲诈取财的目的，则构成本罪。
敲诈勒索的行为只有数额较大时，才构成犯罪。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是本罪的加重情节、所谓情节严重，主要是指：敲诈勒索罪的惯犯；敲诈勒索罪的连续犯；对他人的犯罪事实知情不举并乘机进行敲诈勒索的；乘人之危进行敲诈勒索的；冒充国家工作人员敲诈勒索的：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敲诈勒索手段特别恶劣，造成被害人精神失常；自杀或其他严重后果的；等等。
至于刑法对敲诈勒索罪设定的处罚方面，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对于最终多少钱算是“数额较大”，多少钱算是“数额巨大”，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曾在
在上述起点的区间中，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会根据本地区实际情况，在上述数额幅度内，研究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数额巨大”的具体数额标准。就北京地区而言，北京市高级法院规定，敲诈勒索罪，数额较大为二千元以上；数额巨大为二万元以上。
如此，如果熊、茅二人罪名成立，且法院采纳其40万元的涉案金额，其很有可能面临3-10年的刑事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