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和计划生育政策


  进入新世纪以来,由于人口老龄化的比重不断上升,于是便有一些人提出要改变现行政策,以此来调整中国人口的年龄结构。对于这一点,窃以为还是采取审慎的态度为好。以社会政策的视角来看问题,在一项政策已经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情况下,进行调整就需要仔细斟酌。因为政策的调整其实就是利益的调整,在一部分人因政策调整而受益的同时,通常会有另一部分人因此而受损。所以,必须小心谨慎、反复推敲,直到找到一个政策变动对整个社会经济大系统影响最小的方案。

  对于老龄化问题,是否可以提出一个理论假设,就是同样的老龄化程度,其影响对于一个数以亿计的人口大国,与人口只有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乃至几千万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首先是劳动力的短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规模越小,在老龄化程度相同的情况下,其劳动力的绝对数就小,因为“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点劳动力就不够摆布,就显得捉襟见肘。而人口大国却不同,虽然老龄化的程度相同,但劳动力的绝对数大,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相对来说就不那么严重。同样的高度老龄化,对人口上亿的日本的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就比人口只有几百万、几千万的欧洲国家要轻一些。要论中国,在人口规模上又要上一个档次,即使与日本相比,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现在有人提出人口政策必须未雨绸缪,对此倒是表示赞同。但现在就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可能还为时过早。为了说明这个观点,可以先看看今后一段时间,譬如到2050年,中国人口数量和结构的走势:

  根据人口学家的预测,以不改变现行计划生育政策为前提,从2000—2050年,就总的被赡养人口(包括老年人和未成年人)而言,中国的人口发展趋势是,在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的同时,未成年人的比例则在下降。所以在这50年间,总的赡养比(被赡养人口与劳动年龄人口之比)会从42:58变化到57:43,正好倒了个儿。但两者的差距却并不会很大,可能保持在14—16个百分点之间。

  劳动年龄人口所占的比例,从58%下降到43%,下降了15个百分点。但是,因为人口总量在上升,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虽有所下降,但规模却依然非常庞大。如果以13亿人口来计算200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绝对数应该是7.54亿;如果以15亿人口来计算2050年的劳动年龄人口,应该是6.45亿。虽然50年中减少了1个亿,但6.45亿仍然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人口规模。在当今世界上,美国那首屈一指的经济总量,仅仅是1亿多劳动力创造出来的。而中国在未来的50年间,能够始终保持着这么一个是其4—5倍的规模庞大的劳动年龄人口,就数量而言,应该是不愁的。

  同时,虽然我们的老年赡养系数在增加,但首先因未成年人的赡养系数下降,从而抵消了一部分,所以总赡养比的差距并没有拉得很大。

  对于单纯就人口结构讲赡养比,我总以为是形而上学的,因为同样是养家,一个会挣钱的人和一个不会挣钱的人的赡养能力是难以比拟的。何况未来的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可能并不在于劳动力的多少。因为经济发展比拼的不是体力,而是智力。即使是打仗,也不是人多势众就能打赢。

  坦率地说,对于一些专家学者所津津乐道的“人口红利”,我始终是不理解的。人有一张口,也有一双手,虽然劳动年龄人口比重很大,但要是社会不能给他们提供足够的工作岗位,“一双手”发挥不了作用,“一张口”便反而成了负担,哪来的“红利”可言?总感到这种说法是个“黑色幽默”,而中国目前正处于这样的尴尬局面。因此,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适度减少,对中国来说,可能反而倒是件好事。

  至于美国的CNN搬弄什么“年轻的印度、暮年的中国”的是是非非,那也只代表他们的一厢情愿而已。美国的人口老龄化进程实际上比中国还略快一筹。统计数据表明,到2008年,美国65岁以上的老人将占美国总人口的12%。此后,美国的老龄化将进入“快车道”,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升至19%。以此推论,中国是暮年,美国至少也是彼此彼此,同喜同喜。

  当然,美国人倒也确有替他人担忧的资格,因为他们的经济总量目前是中国的5—6倍,劳动生产率也至少是中国的5倍以上。因此,就发展这个“硬道理”而言,中国今后的关键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至于中国的人口政策,再观望十年二十年也不迟。最重要的是提高人口的素质,所以教育体制的彻底改变,对中国的发展是生命攸关的。如果50年后,中国仍然只能以“世界加工厂”自得其乐,那么CNN的预言可能就会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