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lobal Com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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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全球传播的历史道路
艾伦·帕默
艾伦·帕默（犹他大学博士）任教于犹他州普罗沃的扬伯翰大学传播学系。他在那里的研究重点是国际传播问题。他还曾作为客座教授在毛里求斯、贝宁、菲律宾和科索沃教书。
地球村是一个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动荡的地方。
卡林·多弗灵
地理空间：
传播的一个障碍
至少3000年来，人们一直寻求跨越遥远的距离进行沟通。古代中国和埃及采用了精心细致的信使系统。希腊人在山顶上点燃烽火，从而宣告攻陷了特洛伊。一位古罗马皇帝统治帝国的方法是用抛光的金属盾牌上反射的阳光来传递信息。
从传播的早期开端起，它一直演变成今天精密的科技系统和网络，从而改造了世界上的传播。在几千年里破天荒第一次，物理的空间不再是阻碍人类在国际传播领域中互动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过去的“空间地理”已经变成“阅历的地理”（沃克，1994年）。
全球传播是如何从这种不起眼的起源演变而来的？尽管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一直对口述和文字语言传统与技术感兴趣，但是传播的比较广泛的概念是比较新的东西。它是由中世纪历史学家于1979年才第一次采用的，以考察中世纪的文化与知识的历史（莫斯特尔特，1999年）。传播的历史不仅是一个新技术的问题，而且涉及这些技术如何从复杂的社会条件中产生，进而改造人类互动的问题（见艾特肯，1985年；贝尼格，1986年；卡利，1989年；麦金蒂尔，1987年；彼得斯，1999年；温斯顿，1986年）。有了更快和更加广泛的传播，重要的社会和政治发展在科技与意识形态的边缘上发生了，它们相互作用，扩展了彼此的可能结果（古尔德纳，1982年）。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科技是占上风的社会与文化条件的文化象征。
在本回顾中，我们考察在早期文化如何为传播创造条件方面起作用的一些力量。我们从带有古代生活的神话形象的史前开始。古人的命运往往是充满暴力、捉摸不定、残酷和短暂的。人们与敌人、动物和大自然之间的遭遇充满了危险。从一种象征性的观点看，这个古代世界是着魔的，充满了冥界的精灵、动物和形象。
逐渐地，迁徙的人口转而从事农业和商业，贸易路径向外延伸到遥远的陌生异域。科学最终证明了有关外部世界的神话的谬误，并加以废除。到中世纪末的“发现时代”，探险家们游历了已知世界的边疆，绘制了自己路径的地图，以供他人随后寻觅。
种类繁多的传播战略和装置被用来在战争与贸易中获得优势，军事征服和宗教讨伐常常造成意外的后果，包括文化与思想的相互融合。古代中国的造纸术由阿拉伯士兵传到欧洲，最终使一位德国印刷工人有可能开发出金属活字，以印制他的圣经的多个副本。类似地，磁性的指南针从亚洲传播到欧洲，从而导致对电报信号的实验。印刷机与电报挑战了空间和时间的屏障，重新界定了个人的特征，使外部世界变小（劳纽斯，1996年）。
科学家们试验了新的装置以解决旧的问题，把每个问题仅仅看作又一扇行将洞开的大门（林德伯格，1992年）。这些社会变迁的进程一旦开始，就创造了条件，在其影响下，科技在出现的时刻就是合理的。在集体的作用下，它们使社会进入了19世纪末的工业和电子改造以及20世纪末尾的信息革命。
地理与神话世界
古人肯定是带着一种敬畏与惊奇的感觉来看待世界的，疲于把握和控制自己生活中得不到解释的事件。希腊人采用“曼蒂克”（占卜的、预言的）一词来描述思想，包括神话和超自然的两种，这些思想从他们所直接接触的世界以外的某个地方，从冥冥之中的、非他们自己所创造的世界来临。这些信仰是古代的神秘化的部分内容，往往暗含于人们的世界观之中，而不是以明确的语言表达，所涉及的是超越人们世俗生活的、没有得到控制的力量（尼布利，1991年）。
直到近代，也许不出过去一两个世纪，大多数人所了解的都一直仅仅是自己的乡村家园方圆几平方英里内的、眼皮底下的生活。历史上绝大多数时期的旅行都是险象环生的和不切实际的。对超过眼前范围的广袤世界，人们是通过巫术的或玄学的形象来把握的。对天地和地下黄泉的信仰是围绕着圣界与凡间构筑的（埃里亚德，1987年）。
有关这些古代神话世界的形象在历史上的古老传说中流传。古希腊史学家西内修斯报道过，爱琴海岛屿上的农民相信独眼巨人的存在（米格内，1857年）。这种形象出现在早期地图绘制者，譬如中世纪绘图员普林尼的作品中。他用幻想的、生活在奇异的外邦的动物作为自己地图中的图解。
航海家们所报道的对怪物的目睹被用来使古代地图的图解变得生动（埃德森，1997年）。欧洲人相信，印度和非洲尤其是这样的地方，矮人在那里与鹳搏斗，巨人与狮身鹰首兽拼杀。异域被认为是奇怪和恐怖的去处，那里的印度天衣派信徒整天观察太阳，在炎炎烈日下两条腿交替着金鸡独立；那里生活着脚朝后的、每只脚有八个脚趾的人，还有一些人只长着一条硕大的腿，疾走如风。有西诺塞法里人，生着似狗的头颅和爪子，狂吠和咆哮着，还有斯基亚泼德人，他们用仰卧和擎着一只大脚的方法，在阳光下为自己遮阴凉。有无头、眼睛长在肚皮上的人、仅仅靠食物的味觉就能够维持生命的人；有身体各部位由几种动物的器官组成的人（莱特，1965年）。
中世纪在许多地方出现了神话，说的是一个叫做普雷斯特·约翰的、信奉基督教的虚构国王的旅行和业绩。他的故事被在音乐和诗歌中传遍欧洲。12世纪有谣传说，约翰给欧洲的统治者们修书一封，描述了他的虔诚及其了不起的征服。据史学家阿尔贝利库斯说，这封被行吟诗人和豪门艺人传遍乡间的书信，描述了这样一个王国，它“过印度，……朝着日出方向，在荒原上，……靠近巴别通天塔”（巴林-古尔德，1885/1967，第38页）。
在约翰王据信所统治的国度里，住着长犄角的人，还有巨人和像独眼巨人一样的怪兽。最最把许多欧洲人吓坏了的是，这封书信扬言，约翰可能会指挥他的骇人的军队，在食人生番和食肉动物伴随下席卷西欧。12世纪的教皇亚力山大二世甚至草拟了给约翰的一封回信，以便让他的个人特使捎去。这些信使离开罗马就一去不返（巴林-古尔德，1967年，第39页）。
中世纪匈奴王阿提拉（公元406年—453年）懂得这种神话在他的敌人中间所产生的心理威力，因而在5世纪横扫欧洲的战役中，鼓励这种夸张的散布（坎特，1999年）。有关龙、海中蛇怪等怪物的流行传说直到中世纪末和文艺复兴初期，一直在不同的人民当中流传，尽管这些故事在穷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当中流传最为普遍（勒库图克斯，1995年）。
古代各种文化中的这些神话是恐惧和想象的产物，具有丰富的象征意义，伴随它们的是艺术、科学、语言和礼仪方面的表达方式（舍夫勒，1997年；舒斯特和卡彭特，1996年）。艺术史学家认为，甚至洞穴艺术，譬如在法国南部阿登地区的拱桥洞山谷发现的、具有三万年历史的史前动物绘画，也被用于与狩猎相关的礼仪。按照史学家的说法，玄学的世界“对这些社会来说，真实性丝毫不亚于西方文化的物理世界”（哈维和伍德沃德，1987年，p.xxiv）。
各个社会与文化在古代的邂逅
古希腊和阿拉伯的哲学家与数学家们试图超脱神话信仰，构筑理性的知识模型，这时他们把世界看作可以测量的空间，甚至建议采用坐标来划分地理空间。作为一门科学，西方地理的滥觞乃是公元前12世纪爱奥尼亚的古希腊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是从他们那里继承对物理世界的想象的（斯塔尔，1962年）。
希腊的先民们把自己西面遥远的岛屿看作已知世界的地平线。古希腊历史上重大的探险航海之一是公元前4世纪记录的，当时古希腊探险家皮西亚斯绕过西班牙航行，进入了在他看来一定是一个奇特和陌生的世界，沿着高卢（法国）海岸，绕过英国，进入波罗的海地区。他的天文学和航海记录在希腊使用了几个世纪，作为有关数理地理和地图绘制的最早著作的依据。
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把欧洲人世界视野的地理边界进一步延伸。他的帝国覆盖了广袤的地区，从埃及经过巴尔干地区和小亚细亚，向东到达印度的恒河。在他的帝国中建立的贸易路径把地理知识从欧洲南部和东部、非洲及亚洲带回了亚历山大。从公元前300年左右开始在著名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纸草纸卷轴上积累的知识，是一项重大成就，但却很快就由于纸草纸的脆弱和席卷该地区的政治动乱而丧失。由托勒密创建的这个图书馆是通过亚历山大对欧洲、亚洲和北非的征服修建的，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历史上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它在公元第一个千年里被焚毁。该图书馆曾经存有50万个纸草纸卷轴，是古代最大的图书馆（蒂姆，1999年）。
古希腊人的学问在罗马帝国中幸存了下来，由拜占庭人于5世纪通过拉丁语译文恢复。古希腊手稿的阿拉伯译文出现于9世纪。12世纪的一位主要的犹太学者迈蒙尼兹也研究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帮助传播了他的影响（坎特，1999年）。
全球探险家：迁徙者、圣人、商人
对农业文明以前的欧洲社会来说，迁徙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断变化的气候条件和食物供应在很长时期里都使游牧生活成为必要。农耕技术与工具的改进使许多游牧群体得以在肥沃的土地上定居，除非他们遇到疾病、入侵或战争。
除了商队和武装护送下的、从事国务活动的使节外，旅行一直被认为是危险和困难的。亚洲人也没有旅行很远。远东，特别是中国的世袭君主制度所统治的亚洲东部（包括今天的中国、日本、朝鲜半岛和越南）被一种中国世界观所松散地统一，与此同时，亚洲西部地区则对印度的印度教和佛教等宗教影响情有独钟（希文和勒德亚德，1994年）。
到公元9世纪，阿拉伯的船只定期地通过海上航线从波斯湾到达中国。北非学者伊德里西于1153年撰写了一份文件，题为《供想要周游世界的人消遣》。史料显示，埃及商人于13世纪末在印度和香料群岛从事贸易。由于为有关东方的知识的零星而遗憾，一位阿拉伯作者说：
“有关世界上的习俗和王国问题的作家们在著作中提到，中国存在着许多省份、地方与河流。……但这些名称根本没有确切地传到我们这里，我们也没有有关它们的情况的任何确定的信息。因此，我们对它们等于一无所知；由于从那些地方来的、有可能给我们提供情报的旅行者寥寥无几，所以我们放弃对这些地方的详述”（尤尔，1915年，第255页）。
古希腊和古罗马帝国衰落后，在欧洲人当中，有关中国和印度的知识与好奇心陷入低潮。史学家们对从古希腊时代晚期到17世纪文艺复兴，在东西方接触方面的1000年空白，感到迷惑不解。尽管这个时期长期以来一直被描述为停滞的、残暴的和黑暗的，但是一些史学家现在说，所谓的“黑暗时代”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的时期，当时社会和知识生活处于过渡之中（坎特，1991年）。“难以相信，在将近两千年里，人们对设计远程传播的实用方法的好奇心有任何减弱。……但令人清醒的事实是，这个时期始终仅仅偶尔地有所提及”（霍尔兹曼和佩尔森，1995年，第57页）。
希腊人有关地理的学识的消失，使欧洲人失去了关于外部世界的许多线索，但他们探索的愿望很快就会导致他们对这个不断变小的世界的知识的拓展。15世纪，欧洲人通过介绍了解了托勒密于公元前1世纪所著的《地理学指南》的阿拉伯语译本。该书尽管有一些计算错误和谬误，但仍被广泛用做地图绘制人员的参考，它是哥伦布在寻找一条通向印度的新的西方贸易航线途中的指南。托勒密写道；“《地理学指南》的宗旨是按照其性质和方位标志出已知世界的统一与连续性。”
在犹太人旅行家的已知记录中，有对通向已知世界的最边远地区的贸易路线的书面描述。公元820年，雅各布·伊本·塔里克把天文学书籍从锡兰带到巴格达。另一位旅行家，西班牙的约瑟夫，从印度将阿拉伯数字引进到西方世界。来自波斯的犹太商人把中国商品带到德国的亚琛（阿德勒，1966年）。
瑞丹部落的犹太商人也通过陆上路线从西班牙穿越欧洲，一直到达北面的基辅和东面的印度与中国。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德赫贝于公元847年编写了《道路与王国之书》，追寻了全欧洲的许多条商路，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亚洲。他在书中描述了与“阿尔鲁斯商人”——俄罗斯-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早期祖先——的接触：“他们是一个部落，来自阿斯萨卡利巴人当中……把海狸和黑狐的皮毛以及剑从最边远的地方带到罗马海[地中海]”（伯巴，1967年，第27页）。
北欧海盗，即古代斯堪的纳维亚人，据说曾往返于北方海洋上的航线，于9世纪袭击了远达南方的西班牙南部地区的塞维利亚和安达卢西亚的西欧城市。欧洲的各个人口中心长期为这些游牧部落的侵袭与入侵所困扰。这些部落还定居在北大西洋的西部地区，包括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
马可·波罗的商队从威尼斯冒险进入蒙古人的王国，然后大约于公元1260年，到达元世祖忽必烈的朝廷。这时，欧洲的商人们就亚洲的生活做出了大量的猜测，但实际上知之甚少。出于在欧洲的贸易目的，商人们对从东方获得丝绸感兴趣。对波罗家族是否真的对因消除欧洲与亚洲之间的障碍而声名远播当之无愧，学者们现在有严重的怀疑，而是把他们的幸运归因于说书人的夸张。到公元1340年，由于欧洲的经济崩溃和商路上的危险，所以与亚洲的贸易几乎被切断（拉纳，1999年）。
中世纪世界中的地图绘制人员
地图的绘制是传播史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地图当时被普遍看作打开未知世界的宝贵钥匙。沃尔特·翁（1982年）描述了印刷的地图如何使探险和发现成为可能：
“只有……在获得了对地图的范围广泛的经验以后……当人们考虑天地、宇宙或‘世界’的时候，他们才会首先想到某种摆在眼前的东西，譬如在一个现代的地图册里的一个广袤的……为‘探索’做好了准备的地表。古代世人通过口头传诵，对‘探险家’知之甚少，尽管他们确实听说过许多流动打工者、旅行家、航海家、冒险家和朝圣者。”
地图被欧洲的王室当作国家机密严密看守。来源于哥伦布到美洲的第一次航行的地图和海图为了安全保管，被存进塞维利亚最牢靠的地窖。这种极端保密大概解释了，为什么哥伦布、科尔特斯和麦哲伦等人所使用的地图原件丢失了。无论如何，地图的可靠性充满了不确定性。哥伦布以为他是在亚洲海岸登陆，而不是在加勒比群岛。
地图的绘制刺激了一些欧洲列强的帝国扩张，尤其是在引进火药以后（黑尔，1985年）。大多数古代地图上的信息都反映了绘图者的文化和宗教倾向，很多信息还是估算的、被歪曲的，或者简直就是错误的。
古代的地图服务于许多目的，包括航海、宗教朝圣和军事以及行政等用途。从比较象征性的观点看，“地图使看不见的东西看得见了（雅各布，1996年，第193页）。亚洲的地图是当作艺术作品来绘画的。与此形成对照，西藏地图则带领旅行者沿着一条精神道路，穿越许多可能的、垂直排列的世界之一，从一个“欲念”的想象世界，到达一个“无我”、“无相”的世界（史密斯，1964年）。由于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地图是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们的智力工具，所以旅行家与军事领导人们大概很少有机会获得它们，也没有实际理由使用它们。在希腊人当中，地图而是被用作智力工具、沉思的对象。
罗马帝国衰落后，欧洲大体上被划分为南部的伊斯兰、西部的各基督教王国和东部的基督教拜占庭帝国。中世纪的地理学家们在粗略的地图上描绘世界，把它划分为三个洲——亚洲、非洲和欧洲。在这些古老地图的一个版本中，世界被围在一个圆圈里面，三大洲当中最大的亚洲占据了上面的半圆。下半部是一个“T”，由尼罗河把非洲分在右面，欧洲分为左部（拉纳，1999年）。
由于旅行涉及超越安全和熟悉的地域的冒险，所以它常常被看作一种宗教献身行为。宗教信仰体系直接地反映在中世纪欧洲的许多地图中。这种地图不论是明确地与否，都以耶路撒冷为中心，用意在于像经文一样被解释为一种“道德化的地理学”，如同一种科学工具（科斯格罗夫，1992年，第68页）。这种地图采用一个均等的网格系统，在耶路撒冷周围比例缩小。
在从4世纪到18世纪的中世纪，欧洲人口的相对孤立反映在其道路系统的残缺不全之中。据一位主要的中世纪史学家说，11世纪的欧洲，除了残存的寥寥无几的古罗马陈旧道路之外，没有任何真正的路。旅行和商业几乎完全依靠少数几条可通航的河流，譬如多瑙河和莱茵河。贸易和商业在法国由于缺乏内陆水道而受到阻碍（坎特，1991年）。
一种新的地理意识由于基督教十字军东征而出现，这一讨伐从11世纪末开始，延续到15世纪。十字军东征标志着新的探险浪潮。在这些跨越欧洲、进入巴尔干地区和地中海东部的军事远征中，许多欧洲人比较熟悉了遥远的语言、文化和地方（康斯特布尔，1988年；莱利-史密斯，1986年）。十字军战士养成了对自己在旅行期间所发现的货物，包括来自中国和印度的物品的嗜好。这些讨伐构成了国际传播中的一个重要篇章，尽管它们产生了既复杂又矛盾的影响（巴诺，1989年）。
最终，十字军东征所开始的一系列事件扩展了欧洲商人的贸易活动，改变了欧洲人对外部世界的态度，通过15世纪的探险家哥伦布和葡萄牙的迪亚士与伽马等，开创了“发现的时代”。包括威尼斯在内的商业中心成了连接欧洲和中东的贸易中心。
至于穆斯林，他们在1400年里所崇拜的是朝着自己最神圣的麦加圣坛的方向。这座雄伟建筑物象征着真主的存在。在中世纪，他们运用两项传统来确定这个神圣的方向，一个寻求为某些恒星和太阳子午线定位，另外一个利用地球仪上的一个圆周的方向。穆斯林还从许多国家获得了思想和发明装置。一则伊斯兰教格言提供了关于他们的跨文化意识的如下真知灼见：“真主缔造了三个奇迹：希腊人的脑、中国人的手和阿拉伯人的舌”（斯特雷耶，1988年，第661页）。
伊斯兰教的学者们认识到大地是一个圆球，他们利用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来改进自己的测量，一直到9世纪中叶采用经度和纬度为止。这种方格坐标成为伊斯兰教各地区和城市范围广泛的复杂地图绘制的基础（金，1997年）。只是后来，培根等创新者（1220年-1292年）才在其中世纪科学百科全书中把古希腊和伊斯兰教的科学真知灼见混合起来。培根等欧洲学者开始权衡来自其它文化的进步的价值，借鉴了用于研制望远镜、火药、飞行和航海的基本思想。
发明家：信号和旗语
用于传播的技术，其世代相传是漫长的。追踪信息技术浮现的时间线索显示了令人惊叹的一系列概念和实物的发明。创新的时间顺序可以划分为互不相连的基本事件（德斯蒙德，1978年），或者从文化连续性的证据角度来考察。一项回顾根据其领域把它们归类：或者是根据字母顺序和数学，或者根据光学和声学传媒（舍门特和斯托特，1990年）。
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大多数信息技术都是对有形和眼前的问题的解决办法。传播领域中对一种远程简单信号系统的最早的已知采用所使用的是篝火或烽火。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322年）在《宇宙论》中描述了公元前500年的一项复杂的信号传输计划，其目的是在一天内把波斯国王的小亚细亚帝国里所发生的每一件重要的事情都通告给他。
三位古希腊作家——荷马、维吉尔和埃斯库罗斯——描述了用于军事用途的信号系统。埃斯库罗斯在《阿伽门农》中描写了征服特洛伊的消息（公元前1184年）传到400英里以外的迈锡尼的情形：“可是有谁能够这样快速地将捷报传来？”这位作家答道，这一喜讯是越过一座座山顶，“一个又一个烽火台地”传递，“快马加鞭，笼罩在辉煌的荣耀之中，如同一轮奇异的新太阳”（奥蒂斯和奥尼尔，1938年，第177页）。
据史学家波利比奥斯（公元前200年-118年）说，古希腊人试图开发一个基于字母表的更加复杂的火炬信号系统，但它被证明太笨拙，不适于实际使用（瓦尔班克，1979年）。
古希腊人对信号传递系统的兴趣是建立在潜在的军事目的基础上的。荷马于公元前700年左右在《伊利亚特》中写道：
“这样，在某个遥远的、四面楚歌的岛屿上，战士们终日固守城墙，孤注一掷，杀得昏天黑地；但太阳一落山，一串烽火的火焰升起，射入云霄，以向邻近的岛民报警，使援军乘船赶来。”（荷马，1950年，第342页）
古罗马统治者采用了一种日光反射信号器，即利用反射的阳光的视觉信号系统。罗马皇帝提比略从卡普里岛统治罗马（公元26年-37年），利用抛光的金属镜子传递信号。由于一直没有找到有关用于这些反射信息的代码的记载，因而令怀疑论者对这一努力的实际价值产生疑问。摩尔人也于11世纪在阿尔及利亚使用了一种日光反射信号器（伍兹，1965年，第151页）。
信息传递系统采用了步行和骑马两种信使。在古巴比伦，国王汉穆拉比（公元前1792年-1750年）派遣信使定期经过一条花费两天的路线，日夜兼程到达拉尔萨。古埃及经文抄写者记录了该王国与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接壤的边界前哨上的、执行军事和外交使命的信使的日常来往。这些信使对在途中遭到贝都因劫匪袭击很警觉，从而促使了在边境设置皇家卫队岗哨，以及最终使用篝火-烽火信号。
古希腊史学家希罗多德十分详细地描述了公元前486年-465年薛西斯一世统治波斯期间的一个快马邮递式的中继系统，它模仿的是为了庆贺赫菲斯托斯统治希腊而举行的一场火炬赛跑（德沃尼克，1974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对信使系统进行了重大改进。
“[居鲁士]进行了试验，以弄清一匹马在使劲骑的时候一天能够跑多远，而不会累垮，然后他在恰好这样长的距离上建立了一个个驿站，配备了马匹和照料它们的人员；在每个驿站，他都任命了专门的官员来接收送到的信件，然后继续转发，照料筋疲力尽的马匹和骑手，并派出新的人马继续前进。此外，据说有时这种快递并不是整夜停留，夜间的信使而是接续白天的信使继续传递，一些人说，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快递在地面上行进的速度超过了鹤翔。”（霍尔兹曼和佩尔森，1995年，第48页）
古希腊史学家赫罗多图斯报道说，在彼此相距大约1800英里的萨迪斯和苏萨之间，起码有111个驿站。在发生在雅典附近的马拉松战役（公元前490年）中，古希腊军队阻止了波斯人的入侵，波斯国王居鲁士向其在战场上的指挥官传递的一封信中的一段话后来成为美国邮政局的口号：“世上论旅行快速，非这些波斯信使莫数。……什么也阻挡不了这些信使，在尽可能快的时间里跑完自己规定的路程——不管是雨雪、炎热，还是黑夜”（赫罗多图斯，德塞林科特和伯恩斯，1972年，第556页）。
古罗马人采用了波斯人的信使和信息系统，利用著名的罗马道路系统运兵、通商和通信。政府和商业界的邮局都把信函传递到罗马帝国的四面八方。信息在纸草纸、羊皮纸和蜡板上传递。信使系统采用复杂的驿站，以经受住陆上旅行的严酷。每个驿站都保持一个有40匹马的马厩和骑手，这些骑手携带皇帝所发给的特别许可证，以获得新的马匹。按照这一安排，邮件每天能够传递50到100英里。该系统由于在谁将负责提供马匹和给养问题上的争执而最终瓦解。
整个中世纪，在商业中心，譬如威尼斯和布鲁日周围，一直保持了地区商务邮政服务。查理曼在法国、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之间指挥了一个信使系统。1464年，法国的路易十一重新采用了一个包括传递官方公报的马上信使的驿站网络。英格兰于1481年开始建立一个相应的服务系统。以皇家特许为基础的私营商业系统早在15世纪就在威尼斯建立。
通过中世纪邮政系统的传递的可靠性和速度是非常出色的。史学家已经找到了证据，表明从15世纪到19世纪初在英国，一些信息的传播速度每天达到150英里。到1900年，这一传递服务系统提供了一天内350英里的邮递服务。
中国人早在周朝（公元前1122年-221年）就开发了范围广泛的信差和信使网络，但已知的详实史料很少。马可·波罗描述了蒙古人在公元13世纪用来向周围地区传递包括外交信函和水果的各种东西的一个中继系统。每个驿站相隔25到30英里，储备着至少400匹马。信差们在应急情况下，每天能够行进250到300英里。威尼斯商人波罗评论说：“整个这一组织是如此令人惊叹，如此劳民伤财，话语和文章简直无法形容”（波罗，1938年，第150页）。
蒙古统治者成吉思汗于12世纪把信鸽用于自己王国里的传播，这个王国幅员辽阔，包括了几乎整个中亚，从西面的咸海一直延伸到东面的中国海（伍兹，1965年）。古埃及的法老们早在公元前2900年，也使用信鸽来通告贵客的到来。在古希腊，有关奥运会比赛结果的消息用鸟携带到雅典。美索不达米亚的国王们于公元前2350年给每个皇家信使发放一只信鸽，以便带着走上危险的路程。如果信使遭到袭击，就会释放信鸽，以告之信已经丢失，应当派遣新的信使（尼尔，1974年）。
中世纪南美洲的印加人大约从公元1200年开始，采用一个包括烟雾信号和结绳（一根以一种数字系统为基础的、打着结的绳子）在内的复杂的通信系统。这种数字绳子由接力信差在一天内传递达150英里之遥（坎特，1999年）。
号、鼓等装置，甚至普通人的喊叫，都被许多不同的文化用来扩展物理声音的传播范围。公元一世纪，西库鲁斯描述了采用声音洪亮的人的喊声来越过开阔的田野传递消息（伍兹，1965年）。
开发出的其它传播创新涉及用锤子在金属管子上敲出代码，或者向圆筒里吹气，以产生声音。意大利学者德拉波塔于公元1553年在《自然界的神奇》中描述了一种声学装置，在其中，信息通过所谓的“话管”呼喊传递。12世纪末，指南针从中国引进到欧洲。到16世纪，在利用一个粗糙的指南针系统传送密码方面的实验取得了成功，从而导致了电报的最终开发（斯特雷尔，1988年）。
文艺复兴时期，为了进行远程传播，取得了各种发明。但发明家的热情却遭到了诋毁。伽利略于公元1632年在《系统世界的对话》中描述了自己对这样一个拟议中的装置的反应：
“您使我想起一个人，他想要卖给我一个密传诀窍，使我能够利用磁针的吸力与两、三千英里以外的某人谈话。我对他讲，我会很乐于买下这个装置，只要允许我先试一试。如果我能够从房间的一个角落对着另外一个角落做到这一点，我就会满意的。他回答说，在这么短距离上，装置的效果会几乎听不见的。此刻我对该人说了再见，说我丝毫也不想千里迢迢到埃及或莫斯科去，才能试验这个装置，但假如他想要搬到那里去，我会很愿意留在威尼斯，从这里发出信号。”（伽利略，1953年，第88页）
16世纪，当法国、西班牙和威尼斯海军开始在军舰上使用旗语的时候，人们重新对信号传递系统感兴趣。以后，荷兰眼镜制造商汉斯·利波斯利于1608年研制出望远镜，从而拓展了观察者的视野。
到18世纪，在德国和瑞士，对光学信号的兴趣带来了种种实验。德国教授贝格施特雷瑟修筑了一条连接费尔德堡、霍姆堡和菲利普苏赫的光学电报线路。1786年，捷克音乐家约瑟夫·胡迪设计了一个有5盏灯的系统，可以在一定距离外用望远镜查看。它实际上是采用了一种有5个比特的二进制代码。
印刷机、扫盲与知识的急剧增加
整个中世纪早期，神职人员都属于从事任何要求书写的任务的、寥寥无几的识字者之列。除了其宗教职责之外，他们还草拟了法律文件和书信，以供官方发送。偶尔地，当用于外交或商务的书面传播有必要的时候，所偏好的途径是通过使徒书信。
宗教和外交信函的传送是一项古老的活动，但在12-14世纪的中世纪全盛时期，这种活动得到了扩展和升华。当时，西欧在文学以及哲学、政治和法律方面，发生了显著的变革。然而，普通公众的扫盲却要求对印刷品唾手可得，而且有办法运输和广泛地加以发行；因此，印刷机和邮政服务是先决条件。知识与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创造了一个适合于信息传播的市场，从而刺激了欧洲在印刷机研制后的普遍扫盲（麦金蒂尔，1987年）。
虽然印刷机早在8世纪就在亚洲出现，但是由于复制文本所需的中国汉字非常浩瀚，所以这种印刷机的成功受到了阻碍。公元751年，当阿拉伯人在撒尔马罕打败中国军队的时候，他们俘虏了中国的造纸匠，把这一创新工艺带回北非。造纸的出现在西班牙是1150年左右，在意大利是1270年，在德国为1390年。法国于12世纪从西班牙获得了这项新工艺，但直到14世纪末才生产了纸张。
大约公元1450年，谷登堡在德国的美因兹对印刷机的研制来自于他的一项协同努力，即印制圣经，以用于当地的教堂中。金属加工技术在德国的进展使谷登堡有可能为仅仅50个字母字体制造金属活字。他还改进了自己的印刷机，以便有可能在一张纸的两面都印刷，其印出的拷贝的字体与使用比较陈旧的木版印刷所可能做到的相比，要清晰得多。
印刷机的社会影响是深远的，最终促成了普通人当中阅读的习惯和中世纪欧洲的制度与机构、宗教和政府的改革（艾森斯坦，1979年）。尽管如此，在17世纪的欧洲，几乎没有任何印刷品是值得信赖的。印刷领域以其盗版、不文明、剽窃、未经许可的翻印、出处上的错误、煽动言论和谬误而臭名远扬（亚德里安，1998年）。书籍与其它印制材料最终引发了社会和政治的变革。这些变革使民众的政治意识和“舆论”兴起（达恩顿，2000年）。
工业革命并没有因为活字所带来的印刷技术的问世而结束。甚至在谷登堡的创新以后，印刷工人在直到19世纪中叶为止的将近5个世纪里，仍然一直用手工排字。19世纪中叶，默根特勒（德裔美国发明家）推出莱诺铸排机，以采用浇铸的金属按照行和列排字（加德纳和肖特尔，1997年）。印刷机所开创的变革是深刻的。普遍识字的新情况在有学问的人和普通人当中都带来了新型的社会关系和网络（托马斯和尼彭多夫，1990年）。
邮政服务这项创新所仿效的是较老的信使和信差系统。这种传送使使徒书信和其它信函的传递正规化和惯例化，而费用却是一个不断成长的中产阶级所能够支付的，从而为传单和报纸开辟了市场（罗宾逊，1953年）。
科学家与国际网络
19世纪中叶，旅行方面的技术创新和国际上科学活动不断变化的角色，在国家间的关系方面带来了深远的变迁。从前孤立的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融合成了一个连贯的全球网络。这一融合是由于各国的共同利益与棘手的分歧两者都通过技术手段相互混合。
便于用户使用的电报于1844年的最初采用，是在开发双向信息交流问题上的长期存在的困境方面的一项突破（胡吉尔，1999年）。它还标志着运输和礼仪性传播模式之间的一项转移，并使具有战略意义的信息跨越远距离的传输成为可能（卡利，1989年）。在电报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电话和无线电。这些工具打开了通向以后的、伴随信息时代的社会革命的大门。
以铁路和电报为开端，大小城市在一国内部更加密切地相互联系，不管参与者是不愿意接受，还是热情地拥抱这些变革。铁路和电报公司在这一时代在拓展疆土方面的、奔放的乐观情绪基础上建设起来。
奇怪的是，各国政府到19世纪中叶为止，对于科学上的倡议通常是爱恨交加。政府在科学问题上的合作常常取决于一种先决条件，即这种项目“耗费不是太大，科学家们自己准备做这项工作，而且这一承诺之中没有任何内容有损于国家安全或主权”（莱昂斯，1963年，第228-229页）。
由于传播对军事和外交目的的战略重要性，所以在19世纪的大多数政治圈子里，国家之间的传播都被看作是战略性的和专有的。民族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到1850年左右为止，一直阻碍了国际组织的崛起。最初的现代政府间组织之一是维也纳会议于1851年组建的莱茵河航行中央委员会（巴诺，1989年）。
法国当时有条件脱颖而出，在殖民列强当中关于新的国际交流标准的谈判中扮演核心角色，但它历来都为了战略军事目的而把持着传播系统。法国保持了组织最完善的视觉信号系统之一。该系统涉及一个遍及农村的塔的网络。法国人所使用的旗语代码直到1850年左右，一直被认为是一项国家机密。科学家们最终寻求超越国家利益，获得更多的政府间合作与支持。少数政府间科学项目于19世纪末启动。其中一个项目是1860年普鲁士大地测量学研究所（于1867年更名为国际大地测量学协会）所实行的关于测量地球周长的主动行动。
一项科学代码最初的标准化发生于1860年。当时一批化学家在德国卡尔斯鲁赫开会，以澄清化学符号的普遍使用问题。不出几年，类似的会议召开了，以讨论植物学和园艺学（1864年）、大地测量学（1864年）、天文学（1865年）、药学（1865年）、气象学（1873年）和地质学（1878年）等学科中的国际合作。草拟了国际协定，以便对邮政和电报的传输进行管制。国际电报联合会成立于1865年；世界邮政联合会于1875年建立。
到1889年，有91次国际会议与巴黎万国博览会协作举行。到19世纪80年代末，总部设在巴黎的科学进步协会颁发了一种身份证，即护照，科学家们在出国旅行期间携带（克劳福特，1992年）。从1850年到1880年，在这种科学会议上草拟了37项国际合作协议。一项国际协议于1874年由邮政总联盟发布，一项关于海上航线的国际管制条约于1879年签订（马特拉特，2000年）。
朝着使世界国际化迈出的重大步伐之一，是实行一个全球时间系统（马塞，1989年）。1884年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了一次关于时间估算的国际标准问题会议，以讨论改革时间标准和指定一条国际子午线。
选择伦敦附近的格林威治天文台作为国际子午线，表明了谈判代表们对改为采用一个引起全球兴趣的科学中心的默认，尽管由于法英两国之间的相互妒忌，法国反对采用格林威治。法国官员试图就协议讨价还价，用自己接受有关把格林威治定为国际子午线的建议来换取英国接受把法国米制当作国际交换的基础。法国早在1792年就提倡在世界范围采用米制，说米制是“采用它的各国人民之间博爱的一条新的纽带”，是“惠泽四方的真理，将成为各国之间的一种新的联系和平等思想所取得的最有用的征服之一”（马特拉特，2000年，第5页）。当时，美国计量学学会的负责人已经接受了提倡米制的挑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全球的采用，特别是在长期以来对其加以抵制的英语国家中。
国际电气革命
19世纪的科学创新使世界走上了一条工商业电气化的道路。蒸汽动力带来了以前似乎是惊人的旅行速度，首先是通过轮船，然后通过铁路。“萨凡纳”是第一艘横跨大西洋的轮船，是1819年依靠桨轮和风帆两种动力完成横渡的。在英格兰，以蒸汽为动力的铁路系统于1830年在利物浦和曼彻斯特之间开辟了第一个铁路服务系统，列车时速为45公里。
在英格兰、丹麦、俄罗斯和瑞典进行的电气实验导致了高斯和韦伯于1838年在格廷根首次使用了电报。铁路和电报系统在建立国际大公司的势力范围方面是重要的。这些大公司成功地带来了技术创新，于1839年在英格兰把电报与铁路系统连接起来（国际电信联盟，1965年）。
在1844年电报普及后，不出20年，全世界就有了15万英里的电报线路，但主要是在欧洲和北美洲。横跨大西洋的线路最终成为朝着使各国团聚在一个国际传播网络中迈进的划时代的一步。
关于铺设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缆的最早建议之一是1853年7月在《国民电报评论》上提到的，但商业上的推销者未能吸引到足够的支持。菲尔德和吉斯伯恩于1854年再次考虑了这项建议，并寻求获得电报发明者莫尔斯的支持（汤普森，1972年）。要最终完成这一计划，必须达成一系列棘手的商业协定，包括把当时各个独立的美国电报系统合并成最终的美国电报公司。莫尔斯急于实现电报技术的扩展，因而答应让从加拿大的英属各省到纽约的一条线路无偿使用其专利，并以半价发送电报。
第一条横跨大西洋的电报线路运转不灵，另外一些铺设线路的努力要么夭折，要么失败。1866年，一条线路终于完全投入使用。该计划的支持者们主要是受自己想要把新闻从欧洲传到美国的时间缩短48小时之多的愿望所驱动（汤普森，1972年）。
在这项横跨大西洋的计划开始之前，另外一位企业家、商人柯林斯开始宣扬其用电报把世界连接起来的宏大计划。柯林斯想要铺设一条电报线路，从美国西部经过不列颠哥伦比亚和俄属美洲（阿拉斯加），穿越白令海峡海底，然后从陆上穿越西伯利亚与亚洲东部的一条俄罗斯线路相连接。这项努力还包括修筑通向中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电报线路。柯林斯此前已经获得了美国和俄罗斯政府批准，以开始铺设从阿拉斯加到俄罗斯线路的工程，他派遣肯南着手勘测一条跨越西伯利亚冻原的路线。这项工程于1866年7月一条跨越大西洋的电缆成功铺设的时候流产（特拉维斯，1990年）。
亚历山大·贝尔认为自己的真正使命是担任聋哑人的教师，他在试图改进电报时，几乎是意外地发现了电话所采用的电信号传输过程。贝尔寻求设计一个系统，以便在单独一条电线上不受干扰地同时传送几个信息（普尔，1977年）。1876年，电话在费城世纪展览会上展出，公众对这一装置并没有显示出热情。甚至一些科学家，虽然看到了电话中所采用的科学成果的优点，但也对其实际社会用途爱恨交加（加德纳和肖特尔，1997年）。
电话这项传播创新在每个国家的采用和管理都有所不同。在美国，私营的贝尔电话公司监督了电话的开发。该公司寻求把最初的电话专利以10万美元价格卖给西部联邦电报公司，但这一提议被拒绝。后来贝尔公司颁发了特许权，以向全国的私人代理商租赁电话。
在德国、法国和英国，政府监督了商业电话的开发，从而造成了国家的垄断。瑞典和少数其它国家以公开市场为开端，但最终采取了政府通过管制和颁发许可证的控制。
技术的社会用途一旦得到解放，就沿着自己的社会与经济机遇之路前进。最老的通讯社之一路透社创办于1850年，当时保罗·路透使用40只信鸽在布鲁塞尔和亚琛之间传送股市行情，以便与效率低下的欧洲电报系统竞争。路透通讯社最终成为国际信息的一大来源，主要是由于它注重信息交流的速度，这一价值观为其它企业所共有：
“速度在……国际有线服务的成长中地位显赫。但高速的通信对军队来说最为重要（因为它意味着胜败和生死之间的差别），对国际商人也是如此（因为它意味着盈利与亏损之间的差异）。国际通讯社之所以成长壮大，是因为它们服务于对高速通讯的需求。”（阿莱内，1997年，第20页）
“空中电报技术”，即从空中进行无线信号传输，于1872年申请第一项专利。后来，托马斯·爱迪生等人产生了无线传输的基本想法。爱迪生最终把自己的创意和专利卖给了马可尼和他的马可尼无线电报公司。第一个编码的跨大西洋无线电信号于1901年收到（邓拉普，1937年）。
广播的发明者、现在被人们当作“无线电之父”而记得的李·德福雷斯特，用他的三极电子管在声音的清晰度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从而使声音——语音和音乐——的传输成为可能。德福雷斯特对无线电的社会用途的设想所依据的是他的一个想法，即如果向海上的海员进行传送，会是一种音乐的灯塔。他厌恶有关使无线电商业化的建议，到死一直相信，这项技术注定将用于某种比较高尚的、超凡的用途（德福雷斯特，1950年）。
有趣的是，由于这些新的信息机器开创了社会中的一个比较真实的互联时代，所以为传播而设计了新技术的另外一些人也从中看到了希望（彼得斯，1999年）。然而，他们的梦想很快就被商业上的紧迫需要和公众对信息的不断扩大的需求所替代。
小节：全球范围的即刻性与透明性
远程的传播一直是人类关系方面的许多变化的一副催化剂。通过各种传媒技术，这些变化的累积效应是对空间与时间的重新界定，增强了全球互联方面的即刻性和透明度（奥尔森，1999年）。
从古希腊和古罗马人当中的简单的信号系统开始，到今天的全球社会中的创新，在这两者之间可以听到连续性的回声（伊尼斯，1950年、1951年；拉斯维尔、勒纳和斯佩尔，1979年）。总体来说，这些技术伴随的是朝着现代主义及其以后的劲敌后现代主义范围广泛的迈进。
传播牵扯到全面的社会和政治信息景观，包括资本和劳工之间的不断变化的关系，以及在旧的形而上学符号和障碍问题上的持续斗争。另外一些人已经把这些发展置于主要的历史主题，譬如战争、进步和文化的范畴之内（马特拉特，1994年）。使传播受到约束的是“人类权力斗争的地理政治后果”，或者是市场通过权力的技术网络而合理化，对这一点，人们一直过于轻易地忽略了（马特拉特，2000年）。重要的是，对古代传播实践的最犀利的研究之一包含在一部间谍历史之中（德沃尼克，1974年）。
决定在今天的全球传播方面，什么是，或者什么不是具有鲜明特色的东西，这要求对历史证据加以合成。对于认识文化蜕变的难题，技术仅仅部分地加以解释。我们未能认识到另外一些因素：“我们的历史一直被我们的工具的形式和使用，以工具的发明者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方式影响着，这一点出于权宜之计，始终为人们所忘记”（罗奇林，1997年，第5页）。国际传播的涌现带来了有关历史变迁路径的新的涵义框架。
供讨论的问题
1． 对其所认为生活在像印度这样遥远的地方的人民，欧洲人所抱有的奇怪形象和神话都是什么？今天有关陌生人和遥远国度的这种神话依然存在吗？
2． 像马可·波罗和亚历山大大帝这样的人所进行的探险与征服是如何拓展了已知世界范围的？今天的探索者是谁？
3． 中世纪的地图绘制者和旅行商人在开发世界上的未知地区方面扮演了什么角色？地图绘制者今天扮演重要角色吗？
4． 描述一下最早的已知信号和信差系统如何最终演变成了跨越遥远距离的现代传播活动。
5． 印刷机对国际传播的影响是什么？电报呢？时钟呢？今天的发明有可能如何改变未来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