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先是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系主任张鸣教授因为在网上炮轰其所属的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李景治和学校领导被撤职，而后又传来了因炮轰房地产商走红的经济学家易宪容因“研究态度不严谨”不再担任社科院金融发展与金融制度研究室主任一职的消息。从网上的各种评论看，人们对于张鸣、易宪容虽是同情居多，但多数仍是就事论事。其实，张鸣、易宪容的离职，放在社会的视野看，有一个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如何生存的问题。
根据有关的定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易宪容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两位都是专家。而人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却都是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的言论认识的。应该说，对于公众而言，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专家，不如说是公共知识分子。易宪容批判的房地产暴利，张鸣批判的高校行政化，尽管有人做了一些有关他们自身背景的分析，但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张鸣声明中“反对将道理问题变成道德问题”的看法。而明晰道理问题，恰恰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意义所在。
在专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们对于专家的再认识的过程。在一般人眼中，无论是张鸣代表的政治学专家，还是易宪容所代表的金融专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但对于一般人而言，一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家，最重要的他注视大众关心的话题，而且能够从纷杂的经济社会乱象中理出头绪，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知识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不能用专业眼光看待的一种新现象，这也是易宪容一年发表600多篇文章的意义所在。因为按照专业眼光，一年能有一两篇有价值的论文发表都是难得的。笔者也在媒体工作，也经常会接触一些专家学者，因此深深地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位好专家不一定会成为媒体的好作者。也许有人不屑，但更多情况是很多专家缺乏与公众交流的能力。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有一定水平的，有道德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专家（按一般看法，有副教授职称都可以称为专家了）尤为缺乏。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只是专家学者的一种附属身份。从专业的角度看，易宪容确实是牺牲了专业，离职则是当然之义。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可以让公共知识分子能够自食其力生存的土壤。在中国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下，无论是在大学做教授，还是在科研机关搞研究，至少目前还都是有一个铁饭碗的。即使很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一年课没上几节，研究成果寥廖，但还是要比易宪容之辈活得轻松的。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媒体采访是不付费的，发表作品稿酬也是偏低的。拿易宪容与房地产商PK的600篇多篇文章而言，如果单从易宪容能够从媒体拿到的稿费而言，最多20几万元，而且我们知道，一年600篇文章对于一个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持续的。远不及体制内的收入和客串讲课收入来得容易。有专家曾经对笔者戏言，在中国，专家面对的受众越少（如××总裁班、MBA班等），收益越多，给媒体写稿子，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了。而对于张鸣、易宪容而言，如果失去他们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依托，不仅社会地位堪忧，生活质量恐怕也会大幅下降吧。
因此，要想让越来越多的专家成为为公众说话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不关心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也不能不关心媒体的进一步改革，给他们一个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由。
根据有关的定义，所谓公共知识分子是指那些“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就公众关心的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等热点问题在各种公共媒体和讲坛上发表评论的知识分子”。张鸣是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易宪容是中国社科院的研究员，两位都是专家。而人们对于他们的了解，却都是他们在大众传媒上发表的言论认识的。应该说，对于公众而言，他们的身份与其说是专家，不如说是公共知识分子。易宪容批判的房地产暴利，张鸣批判的高校行政化，尽管有人做了一些有关他们自身背景的分析，但笔者认为，应该尊重张鸣声明中“反对将道理问题变成道德问题”的看法。而明晰道理问题，恰恰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意义所在。
在专家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过程中，有一个人们对于专家的再认识的过程。在一般人眼中，无论是张鸣代表的政治学专家，还是易宪容所代表的金融专家，都是一副高深莫测的模样。但对于一般人而言，一位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专家，最重要的他注视大众关心的话题，而且能够从纷杂的经济社会乱象中理出头绪，并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将专业的知识说得明明白白。这是不能用专业眼光看待的一种新现象，这也是易宪容一年发表600多篇文章的意义所在。因为按照专业眼光，一年能有一两篇有价值的论文发表都是难得的。笔者也在媒体工作，也经常会接触一些专家学者，因此深深地了解这样一个事实，一位好专家不一定会成为媒体的好作者。也许有人不屑，但更多情况是很多专家缺乏与公众交流的能力。因此，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中国，有一定水平的，有道德良知的公共知识分子比专家（按一般看法，有副教授职称都可以称为专家了）尤为缺乏。
但现在的问题是，中国的公共知识分子仍只是专家学者的一种附属身份。从专业的角度看，易宪容确实是牺牲了专业，离职则是当然之义。但问题的关键是，中国现在并没有一个可以让公共知识分子能够自食其力生存的土壤。在中国现有的科研教育体制下，无论是在大学做教授，还是在科研机关搞研究，至少目前还都是有一个铁饭碗的。即使很多的所谓专家学者一年课没上几节，研究成果寥廖，但还是要比易宪容之辈活得轻松的。因为，在目前，中国的媒体采访是不付费的，发表作品稿酬也是偏低的。拿易宪容与房地产商PK的600篇多篇文章而言，如果单从易宪容能够从媒体拿到的稿费而言，最多20几万元，而且我们知道，一年600篇文章对于一个人来说，绝对是不可持续的。远不及体制内的收入和客串讲课收入来得容易。有专家曾经对笔者戏言，在中国，专家面对的受众越少（如××总裁班、MBA班等），收益越多，给媒体写稿子，是最吃力不讨好的活了。而对于张鸣、易宪容而言，如果失去他们的教授、研究员身份依托，不仅社会地位堪忧，生活质量恐怕也会大幅下降吧。
因此，要想让越来越多的专家成为为公众说话的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就不能不关心公共知识分子的生存之道，也不能不关心媒体的进一步改革，给他们一个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