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了曾颖先生的《蒋雯丽，你还想生几个孩子？》。曾颖先生，有个网名叫“纸刀”，从中青至今，虽未结识，却也是一位令我敬重的老兄弟了。但是，对此我不得不跳出来说上几句。
这篇文章结合浙江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披露的对于名人、富人超生，课以高额社会抚养费，“情节恶劣者将以公开曝光，决不姑息”等情况，以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统筹解决人口问题的决定，依法严惩等相关规定，提出了“蒋雯丽，你还得生几个孩子？”这个问题。作者是作为一个社会公平提出来的。仿佛只有平民和名人、富人一世同仁，都不给多生育，就实现公平、正义了。
对于蒋雯丽，其实还存在着是不是已经加入美国籍的问题。她若是美国籍，是美国人了，在你们中国她想生多少，只是他们自己的愿意而已，这又干我国何事？但是，如果她仍是中国人，她就只能接受“严惩”了。从这本身来看，只能说她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应该感到悲哀的。
我们说，即使这些名人、富人是中国人，他们多生孩子，这本也与公平、正义没有任何关系。因为，他们所犯的是计划生育政策，而并非犯了平民。平民要举报，平民要愤怒，只不过是嫉妒心理在作怪而已。
这令我想起在收容遣送制度时期的广东。在当时的深圳特区周围，有专门经营向深圳关内“偷渡”的“蛇头”。当时就有很多青年女子就是在这个“偷渡”过程中，被强奸，甚至是被奸杀。这时，人们都痛恨这些违法犯罪份子，从来就没有想到过这是罪恶的收容遣送制度造成的结果。
也有人找到了捷径，那就是从铁路乘车“偷渡”到深圳。当时的铁路在查验《深圳特区通行证》是比较松的。当然，他们的本意，并不是为了求得人类的公平和公义，而是作为国家垄断企业，怠于执行地方政府布置的任务而已。
正是因为铁路怠于行使“查证工作”，在当时的报纸上，就经常出现铁路放松“验证”的批评报道，把铁路部门批得焦头烂额。同时，在报上还经常出现各种对无证者的举报。在这些举报报道中，对一些外来工是通过何种通道进入深圳，他们在什么地方聚居等等信息公布得非常详尽。由此，我们现在可以想象，如果当年这些管理者不是我们的公仆，而是纳粹，那些被追捕者不是外来工，而是在犹太人，我看我们举报犹太人下落的劲头，绝不输于纳粹份子。
所有这些举报的人的动力来自于哪里呢？
同样是来自所谓“公平”的需求。虽然，在这些人举报者中，都是同样的受尽了暂住证和边防证的折腾，他们同样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在办证前，受尽公仆们的盘剥敲诈；在办证中，被公仆们反复地刁难拖延。但是，正是这些受害者，当他们一旦发现了这些“偷渡者”、看到这些没有经过盘剥，就顺利地进入特区的同类的时候，他们又涌起了不公平的感觉。他们想到的，就不再是如何抵制这令他们饱受困苦的罪恶的制度，而是把矛头对准了这些没有经过盘剥，通过其他捷径轻松地达到了同样的目的者。
计划生育确实是我们的国策，中国的一个妇女要生孩子，自己是作不了主的，要得到“政府”（真有点囚犯口气）批准，而我们的生育权，还得由我们的公仆来“授予”。我们还不需举出全国各地的人民因为生儿育女而导致的家破人亡的悲剧和惨剧，单只就作为一个中国人，甚至连生育都身不由己这一点，就足以令人深思。
人类做爱和随之产生的生育，本就是人的基本权利。生育孩子本就不是罪，也不是错，而是人类繁衍的常态。不仅如此，就生育本身而言，对于人类社会本就是一个贡献。若以资源不足论，人类赖以生存的资源的耗费，本就是人类之于自然的必然需求。因此，所谓计划生育者，根本就谈不上什么正义与非正义。要说正义的话，生育才是压倒一切的正义——这是任你政策如何变化，都不能改变的人类的最基本法则。
也即是说，我们的名人、富人生儿育女，不过是行使了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而已。而以平民而言，与名人、富人比较，他们的经济能力无法承受巨额的罚款和一些土政策的要挟，因此无法实现其权利。这虽然也是可怜和可悲的，但是同为中国人，虽然贫富不同，他们和名人、富人一样享受的是同样的待遇，谁也没有特权可言。不同的，只是因为名人、富人有更大的接受处罚的承受能力，才形成了这种生育的不平等。
这种不平等，却并不是名人、富人赋予的，就和收容遣送制度一样，是制度、政策使然——收罚款的本就是公仆们，又与名人、富人何干？如果说，平民要体现公平，只有赖于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宽松或是网开一面，而与名人、富人没有任何关系。
以不公平的现状不满，却把眼睛不是审视政策上，而是盯在本就处在同一地位的名人和富人上，以此来指斥、举报他们本来就应有的生育的权利，是一种多么不健康、可怜、可悲、可鄙、卑微的心态。
——这，与当年举报“偷渡”深圳者，又有什么区别呢？
（20070213晚草，0214凌晨一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