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有一种购书热潮，人们在长队中排几个小时，等待名人的签名售书，人们以精品购物的心态买书。在我看来，买书和阅读是可能有关但也可能截然不同的两回事。我和我那一代人对书和阅读有一种特别的情愫，下面是我个人的阅读经历。
个人阅读史之一：人性阅读
大概是在小学3年级，我开始读小说。现在还有点印象的，是苏联的“反特小说”《雪地追踪》和《形形色色的案件》，这大概是男孩子的天性使然，在阅读中追求刺激和惊险。
不过说来也怪，追求刺激和惊险很容易把人引向沉溺于武侠小说，而我却没有。上初中时，班上男同学中间兴起看武侠小说的风潮，许多人着迷得上课不听讲，课后不做作业，整天恍恍惚惚、神神叨叨，一心想飞檐走壁、除霸安民。我也看了各种武侠书，如《三侠五义》、《小武义》、《续小武义》等等，但只有兴趣，没有沉醉。我想，在阅读方面，我可能有一种美学的固执，许多众人喜欢的东西与我无缘。比如，我从来读不进金庸、古龙等人的作品，我知道不少中文系的教授爱读，还有知名的学者劝我读，我多次尝试，但总读不下去。
与这种阅读美学的固执、癖好有关的，是我读不进《金瓶梅》这样的书。绝大多数人是知其名而不可得，我运气特好，刚下乡时这书传到我手中，时间几乎长达半年，我好多次打起精神硬着头皮开始读，始终进不去。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英国牛津大学作访问研究长达两年，那里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图书馆中有一整套《金瓶梅》，许多中国学生和学者就是奔着这书到那里去的。我爱这个图书馆清净，经常去那里，也多次去翻那部《金瓶梅》，但从来没有读上3页。我说这些无意标榜自己趣味高洁，因为文革中流传一本外国的“黄”书，法国莫泊桑的《一生》，我读得津津有味，而且完全有一般人读“黄”书的心情：着迷，想一口气看下去；紧张，生怕别人知道自己在看什么书。
从小学5年级起，我的阅读品位明显上了一个台阶，虽然仍然与刺激和惊险有关，但内涵却大大丰富了，这时我沉醉于福尔摩斯侦探故事和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的《格兰特船长的儿女》等冒险故事。福尔摩斯侦探故事中的逻辑推理，儒勒·凡尔纳故事的世界视野冲击了我的知性，打开了我的眼界。逐渐地，我成了同学中看书最多，最善于讲故事，作文经常是范文的人，也是少年先锋队的中队宣传委员。
我的书源是相当充足的。第一，我有3个成都市少年之家的借书证，一个是发给我所在的小学，学校给了我；一个是发给我所在的班，也给了我；第三个是我在少年之家服务得到的奖励。我在少年之家的图书馆借了很多书，包括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俊友》、左拉的《拉娜》，应该说，在那个年纪，我并没有看懂这些书，但看书和牛吃草一样，当时不能消化，过后却能反刍。我记住了情节和内容，若干年之后再细细地重新咀嚼。第二，我从我舅舅那里看到许多好书，我舅舅受教育程度不高，但爱书如命，他早年购买了很多相当宝贵的书，如鲁迅为纪念好友瞿秋白而出版的《海上述林》，还有一部厚重的《西洋文学史》。《西洋文学史》叙述之简明、生动，插画之精美，可能自1949年以来半个世纪无书可以匹敌。我舅舅持有一个区图书馆的借书证，我由此读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九三年》等好书。第三，当时租书店很多，书种极其丰富，我通过这条途径看了郁达夫和英国作家斯蒂文森等人的作品。
我的阅读黄金时期是在中学阶段，主要读的是欧洲18和19世纪人道主义作家的经典作品，当时的意识形态把这些作品说成是资产阶级的，对青年的思想革命化有害的，我相信这些话，因为我“追求进步”、“靠拢组织”，但这些著作的魅力对我是不可抗拒的，其中散发的人性气息熏陶我的精神。
对我影响最大的首推托尔斯泰的《复活》，它启示我要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应该坚决屏弃私欲和社会习俗、偏见，敢于面对自己的灵魂，进行自我谴责。当时在青年学生中十分流行的《牛虻》一书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对我而言，书中主人公一生受苦受难不过是要为自己无意犯下的过失赎罪，不过是要为自己自出生起就带有的“原罪”进行救赎。这两本书对我的影响是终身的，我始终相信，人生的最高目的，就是对终极意义、终极价值——那就是善——的追求。
使我最感共鸣的是雨果的作品，其中对于正义的呼唤，对于不公正和压迫的谴责震撼人心。我在读书笔记中抄下了《悲惨世界》作者序言中下面的话：“只要因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还存在一天，在文明鼎盛时期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只要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赢弱——还得不到解决；只要在某些地区还可能发生社会的毒害；换句话说同时也是从更广泛的意义来说，只要这世界上还有愚昧和困苦，那么，和本书同一性质的作品都不会是无用的。”
我最感亲切，使我长时间流连忘返的书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多夫》，这真是精神生活的百科全书。书中描写了友谊的温沁、爱情的迷人、艺术的魅力和人的生命力的不可战胜。我抄下罗曼·罗兰下面的话当作自己的座右铭：“我们每个人的责任是：不要把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的抉择留给别人，即使是最好、最可靠、最亲爱的人。我们必须自己去追求解答，必要时，终生去追求，不厌不倦地追求。我们自己获得的一半真理也比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像鹦鹉学舌那样背出来的全部真理有价值得多。我们闭着眼睛而驯服地、恭敬地、奴隶般接受的真理——那决不是真理，只是一篇谎言。”
直到初中毕业，我的阅读是顺畅的、愉悦的，但自从上高中，形势陡变。我记得，进高中一周之后我去图书馆，递进一张借阅条，管图书的老师一看，脸色大变，惊惧地说不行，挥手让我离去。我想借的是莎士比亚的戏剧集，我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老师像躲避毒品似地拒绝我的借书条。我后来知道他是“右派”，在失去教课的权利后，发配到图书馆干活。他的谨小慎微不仅是由于自己“被改造”的身份，而且和大形势有关。这时，毛泽东“大讲阶级斗争”的号召以及“阶级斗争教育”方针在全国贯彻，尤其是在学校——已经被称为“教育战线”。
我对形势不敏感，依然故我，学校图书馆不能利用，还有其他渠道。但很快，环境就让人感受到压力。第一件事是有同学悄悄告诉我，班上的团支部派团员乘我不在时搜查了我的课桌，因为里面有一本《红楼梦》，并在他们过组织生活时议论我“看不健康书籍”。我是有苦说不出，因为我只是受一个初中同学之托，帮他还书。他们是暗中动作，背后议论，我连解释、澄清的机会都没有。第二件事倒是明着来的，一天，团支部一个委员正式找我谈心，提醒我看小说要注意，因为我那时正在看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其实，这本书应该没有问题，革命导师列宁称它为“革命的教科书”，但在沙俄专制制度下，为了逃避书报检查，鼓吹革命的车尔尼雪夫斯故意把此书的章节标题取得略带色情意味，团支部的人可能是草草翻过我借的书，望文生义地作了错误判断。
打击的高潮是语文老师掀起的，一次作文，题目是批判个人主义，在阐发个人主义者没有好下场时，我引证了《名利场》、《包发利夫人》、《静静的顿河》等，其实拿这些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作为例证来批个人主义是胡扯——我是在模仿姚文元，他说过，《约翰·克利斯多夫》是大力鼓吹个人主义，语文老师没有把作文发还给我，而是让其在全班传阅，说我“中了资产阶级文艺作品的毒”。
非常庆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老师挨学生批判时，我没有借机报复他。文革中老师挨批时，语文老师是重点，因为他们讲课时说的话最容易被歪曲，而学生的大批判有一部分是出于以前受到老师的批评或压制。我还知道，这个语文老师在给工作组的报告中说我是思想很有问题的学生，我也没有报复他。其实他应该明白，这也许可以归结到我的人性阅读。当老师们把狼奶灌给学生时，我的人性阅读是一种解毒剂。
个人阅读史之二：抗争阅读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迎来了第二个阅读的黄金期。这不仅是我的阅读黄金期，也是我那一代人的黄金期。
文革前，有一个由团支部、班主任、政治老师和语文老师等等构成的监管系统，像我这样广泛阅读、“越界 ”阅读的人是被严密监视、记录在案的，文革一来，这个系统不复存在了，读“邪门歪道”的书不再是需要提心吊胆、可能受到批评或惩罚的事。文革一开始，学校的图书馆、社会上的公立图书馆遭到破坏，许多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抄家，这一切使得图书，尤其是难得的、内部的图书广泛流传。文革使学生们荒废了学业，但另一方面，没有功课、作业、考试的压力，也让人有大量时间读那些非常有趣的书。
文革发动者的目的之一是破除“封、资、修”（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的影响，把青年学生锻炼成思想上纯之又纯的、红彤彤的革命者，但是，与这个初衷相反，文革由于松弛了监管，使学生得以享受空前的阅读自由，他们的思想朝文革发动者期望相反的方向发展。
我是群众组织的头目，我经常看到同学们在传递、交换各种书籍，有时也听到他们交流读书的心得，当我参与到谈话和讨论中时，他们会大吃一惊，他们想不到那些书是我早就看过了的。实际上，我游离于当时的读书潮流之外，因为说到读《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雷锋日记》、《王杰日记》之外的书，我比一般人要早几年。
文革中也广泛流传一些内部发行的苏联小说，比如柯切托夫的《州委书记》、《你究竟要什么》等等，我也把能找到的这类书全读了。这些书对年轻的学生有极大的吸引力，因为苏联作家的作品比中国的“八个样板戏”之类的东西更有艺术性，显得更有人情味，苏联小说往往会描写爱情，这对于生活在禁欲主义环境中的中国青少年无异于久旱逢甘泉。直到今天，许多人在忆及当年阅读苏联小说的快感时，还禁不住手舞足蹈。但是，我基本上没有分享这种情感，因为像柯切托夫这样的作家，实际上还是坚持斯大林路线的“保守派的总司令”，他的小说还是“防修反修”的宣传品。其他苏联作家，就算比柯切托夫强，但比起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作家，充其量也只属二、三流。我明显感到，我的同龄人在阅读的情趣和思想的开放方面比我差了一大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