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的占地不过百亩，每到下雨的时候，老师同学们便无法行走，因为集水太多，因为水流太大，只能骑自行车像船一样在水上行了，而这又是学校规章制度所不允许的。要么就是大家在下雨的时候都穿雨鞋。而另一方面，学校又经常性地花巨资抽水浇花浇树。其实在当下的中国，不独我们这个学校是这样，全国的单位差不多，全国的城市也差不多，甚至好一点的农村也差不多，因为大家都把非建筑的空地硬化了，而应景的花花草草，简单树木，设计栽种的时候，就没有考虑使用自然水来维护它们的生存。因为它们所出的位置都比地面高十几公分。事实上如果所有的绿化带都比地面底上几公分，就可以充分地利用地面下雨时的集水了。这还不是常识吗？在这个水比油珍贵的时代，城市绿化带早应该这样改造了。而我们固有的模式是既没有利用自然水，有使地面集水给人们生活造成不便，且雨水统统排入下水道有造成了污染甚至洪灾。
建国以来凡是城里的河流，基本上都在治理，而治理的基本方法就是把河流硬化。让河流穿上了水泥盔甲，做成“铜帮铁底”三面光的河，这一硬治理，就把所有的河流治理死了。比如北京。六环以内，一共有52条河道，总长520公里。主要有永定河和京密两大引水渠，有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四大排水河道，另有昆明湖、玉渊潭、什刹三海、北海等8个湖。在上世纪的几年里基本都治理硬了。而且与此同时，地面也开始大面积地硬化。据卫星遥感观测显示，北京108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硬化面积达到50%。以前的农田、绿地，好多都变成了柏油路面、水泥地、楼顶。
于是河流变成抽水马桶了，硬化得三面光，无草无树，水来了，哗——全部排掉，上天给我们的宝贵水资源，白白流掉了。不光如此，在治理的时候，把天然蜿蜒曲折、具有蓄洪能力的河道都取直，为了更好地泻洪。这样处在城里的河流，固有的自我净化能力被扼杀了，排在其中的生活污水无法自净，本来是繁多生物栖息之地的功能也只有老鼠独占了，居民的休闲散步的处所基本不可能发挥出来。
2001年夏天，一夜之间，北京的河变绿了。绿绿的一层，跟绿油漆一样，散发着腥臭味。这就是蓝藻，是富营养化的结果。再加上河道硬化的不透水、不透气，蓝藻快速生长耗氧，水里的生物被憋死，死后沉入水底腐烂，又产生出大量的氮和磷，水华再大量繁殖和腐烂，恶性循环。而这种东西一般是在死水区、不流动的水域生长，北京的蓝藻完全是人为地治理出来的。
根据媒体资料，我们知道在中国范围之内，除了流量巨大的河流蓝藻问题不严重外，流速缓慢的河流基本上都蓝藻化或者红藻化了。太湖、巢湖、滇池都已经蓝藻化了。滇池最厉害，最厚的地方有半米，严重耗氧，生命完全绝迹。这种现象基本都和河道硬化有关，和人为的把活河治死有关。
这其实是我们关于雨水和河流的愚昧行为。是人们不懂其中的科学道理，或者无视这之中的科学事实，在那里拍脑袋，在那里想当然。
我们和河流相处是这样的情形，在人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同样犯了非常可笑的错误。进入现代以来，全世界的学生都过星期，可是进入20世纪以来，更是从一天增到两天。可是在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人无视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进入21世纪了，大多数学校不星期，半个月休息一次的算是文明学校了，很多学校一个月休息一次。学校是这样，家长的行为更是疯狂，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或者两天休息里面，还要额外的布置更超常规的作业。中国的中小学生，在这一天里，不是培训艺术就是搞体能训练，或者参加外语培训。最后终至于学生腻烦到见了培训就呕吐才停止。最后终至于学生腻烦到见了学习就呕吐才停止。而孩子在无休止的培训和学习中也最终培养起了逃避和拖拉的习惯，而这正和家长希望具有的品质相反。
在学校漫长的学习过程中，现在全国的情形基本上是学生只要在教室就不准说话。据说，这经验最初从清华附中孙维刚那里开始，在河北的衡水和江苏的洋思得到发展，最后全国整个铺开。有些学校学生的作息时间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10点，而且还将三餐和活动时间缩短到二三十分钟。本来处在成长期间的中小学生长时间不休息已经非常的不人道了，再加上如此漫长的学习时间，他们还是在学习吗？呵呵，简直是在坐牢了！
学校对被教育的学生是这样，对老师呢？现在就一个字“查”，好象老师是犯人一样，一不小心就越校逃跑了；好象老师是不良民工，一不查就怠工了。于是上班一天查人在不在要几次，查教案，查上课，查自习，查作业，老师的一切行为均在检查之下。试问，这是学校吗？是21世纪应该出现的吗？
在追求效率的名义下，很多学校别出心裁地统一教案，统一作业。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统一思想和统一行为了。这样学校也就真正成了工厂车间，学生成了同一规格的产品。人而为产品，试问，这是教育吗？这是21世纪应该出现的吗？
和人交流学校的种种，人家说，领导说啥就是啥，上头让怎样做就怎样做。凡事总是在揣摩领导的意图。去年市里面搞了一个大中学生辩论会。我参与其中，还处在选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某生该上，可是领导硬让另一生上，大家都知道另一生不如某生，可是领导三番五次督促让换人，先是让办公室主任讲，我们不同意，后来领导说，我们还推脱，最后领导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痛批，甚至上纲上线，反正我一介平民，有老主意，拖吧。最后也没有让领导如意，好在比赛我们赢了，领导也很高兴。本次活动是市团委组织的，我们和讲起这事，人家说，领导让谁上，就让谁上，这是常识，你们这是没有觉悟。也许这就是现实。领导就是真理。领导觉得河流抹水泥好，就抹水泥；领导觉得学生应该多学习，就延长时间；领导觉得高楼一个月封顶，那就不考虑安全；领导觉得民居全拆了建新式建筑，那就不谈建筑文化遗产；领导要引进巨额外资扬政绩，那哪能考虑污染、经济安全呢？，
一个老者曾经讲过，中国的质量决定于县长的质量，因为事情全要在县长的手里解决，县长是有常识的县长，基层就不会发生违背常识的事情，县长是有正义的县长，基层的事情就不会民怨沸腾。县长稍微懂得点植物与环境的的知识，有一点科学的自然的观念，就不会河流全部抹上水泥；县长稍微有点教育规律的事情，就不会让学校像集中营一样管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县长、我们的县处级公务员似乎并不比民众懂常识，还有些偏底呢。
2006年，中国科协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的县处级公务员进行了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
在对“分子”、“DNA”、“Internet”和“纳米”4个科学术语进行测试中，表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中有68.8%的人了解基本科学术语。63.4%的县处级公务员掌握基本科学知识。46.9%县处级公务员中不相信迷信现象，认为“要想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即基本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数比例没有超过半数。另有5.6%的县处级公务员相当迷信。
中国科协对此次调查的综合分析表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数比例仅为12.2%，而此前进行的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为8.2%。而且这些地方官员的科学素养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主要是靠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基本没有专门的学习，更谈不上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成长。当然和公众科学素养的1.98%比，县处级公务员的确可以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了。
而在２０００年，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比重已达到了１７％。目前中国内地最好的科普场馆，规模还不及台湾省规模前三甲的科普场馆。每４０个中国内地公民中，仅有一个受过科普教育，而在日本，每两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参观过科普场馆。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基本科学素养称为对正在从事的事业的科学把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本科学素养的内容与要求不尽相同。人民武装革命取得胜利，靠的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科学把握；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行，也与不同时期科学把握的能力大小强弱呈正相关。但是现实却不容我们乐观。毛泽东指出，夺取政权之后的关键问题就是干部的素质，半个世纪过去了，主席的话还是时代问题。重走类似于启蒙的道路看来还是必须的。在这个启蒙中，科学素养无疑是重头戏，当然人文主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因为无视“人”，无视人的特性，才导致许许多多荒谬的事情。
可以复习一下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素养的追求。１９１６年任鸿隽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他认为，而科学精神有二个要素：一为“崇实”崇尚事实，凡确立一学说，必须根据事实，归纳各种现象，不可凭空臆造、危言耸听；二为“贵确”讲求精确，凡事必须寻根究底，不可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要得到真确的知识，不能没有真确的观察。由此，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理”，为了求得真理，可以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１９２２年，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可以分三层意思来说明：第一层是“求真知识”；第二层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是“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他认为：“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１９４１年，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他在文中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认为，据此可以得出科学精神的内涵：“１．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闻是非，不计利害。２．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３．专心一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毛泽东曾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半个世纪过去了，这还是时代的主要问题。由科学的常识普及程度可以想像我们所有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普及程度,同样可以想像一般大众的普及程度.科学的常识是这样,民主的常识何其不然?自由的常识何其不然?正义的常识何其不然?公正的尝试何其不然?美的常识何其不然?个性的常识何其不然?等等等等。
我们希望科学知识积累的一定的程度能够发酵成为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积淀到一定程度，又可以发展为科学精神。但是当下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普及常识，尤其是管理的常识，治理的常识，一般知识的常识。因为在基层，在我所接触的世界里，因为缺少常识，我们在做非常可笑的事情。
建国以来凡是城里的河流，基本上都在治理，而治理的基本方法就是把河流硬化。让河流穿上了水泥盔甲，做成“铜帮铁底”三面光的河，这一硬治理，就把所有的河流治理死了。比如北京。六环以内，一共有52条河道，总长520公里。主要有永定河和京密两大引水渠，有清河、坝河、通惠河、凉水河四大排水河道，另有昆明湖、玉渊潭、什刹三海、北海等8个湖。在上世纪的几年里基本都治理硬了。而且与此同时，地面也开始大面积地硬化。据卫星遥感观测显示，北京1085平方公里的地面上，硬化面积达到50%。以前的农田、绿地，好多都变成了柏油路面、水泥地、楼顶。
于是河流变成抽水马桶了，硬化得三面光，无草无树，水来了，哗——全部排掉，上天给我们的宝贵水资源，白白流掉了。不光如此，在治理的时候，把天然蜿蜒曲折、具有蓄洪能力的河道都取直，为了更好地泻洪。这样处在城里的河流，固有的自我净化能力被扼杀了，排在其中的生活污水无法自净，本来是繁多生物栖息之地的功能也只有老鼠独占了，居民的休闲散步的处所基本不可能发挥出来。
2001年夏天，一夜之间，北京的河变绿了。绿绿的一层，跟绿油漆一样，散发着腥臭味。这就是蓝藻，是富营养化的结果。再加上河道硬化的不透水、不透气，蓝藻快速生长耗氧，水里的生物被憋死，死后沉入水底腐烂，又产生出大量的氮和磷，水华再大量繁殖和腐烂，恶性循环。而这种东西一般是在死水区、不流动的水域生长，北京的蓝藻完全是人为地治理出来的。
根据媒体资料，我们知道在中国范围之内，除了流量巨大的河流蓝藻问题不严重外，流速缓慢的河流基本上都蓝藻化或者红藻化了。太湖、巢湖、滇池都已经蓝藻化了。滇池最厉害，最厚的地方有半米，严重耗氧，生命完全绝迹。这种现象基本都和河道硬化有关，和人为的把活河治死有关。
这其实是我们关于雨水和河流的愚昧行为。是人们不懂其中的科学道理，或者无视这之中的科学事实，在那里拍脑袋，在那里想当然。
我们和河流相处是这样的情形，在人的教育问题上，我们同样犯了非常可笑的错误。进入现代以来，全世界的学生都过星期，可是进入20世纪以来，更是从一天增到两天。可是在中国却完全不是这样，中国人无视全人类的文明成果，进入21世纪了，大多数学校不星期，半个月休息一次的算是文明学校了，很多学校一个月休息一次。学校是这样，家长的行为更是疯狂，就在这短短的一天或者两天休息里面，还要额外的布置更超常规的作业。中国的中小学生，在这一天里，不是培训艺术就是搞体能训练，或者参加外语培训。最后终至于学生腻烦到见了培训就呕吐才停止。最后终至于学生腻烦到见了学习就呕吐才停止。而孩子在无休止的培训和学习中也最终培养起了逃避和拖拉的习惯，而这正和家长希望具有的品质相反。
在学校漫长的学习过程中，现在全国的情形基本上是学生只要在教室就不准说话。据说，这经验最初从清华附中孙维刚那里开始，在河北的衡水和江苏的洋思得到发展，最后全国整个铺开。有些学校学生的作息时间从早晨5点半到晚上10点，而且还将三餐和活动时间缩短到二三十分钟。本来处在成长期间的中小学生长时间不休息已经非常的不人道了，再加上如此漫长的学习时间，他们还是在学习吗？呵呵，简直是在坐牢了！
学校对被教育的学生是这样，对老师呢？现在就一个字“查”，好象老师是犯人一样，一不小心就越校逃跑了；好象老师是不良民工，一不查就怠工了。于是上班一天查人在不在要几次，查教案，查上课，查自习，查作业，老师的一切行为均在检查之下。试问，这是学校吗？是21世纪应该出现的吗？
在追求效率的名义下，很多学校别出心裁地统一教案，统一作业。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统一思想和统一行为了。这样学校也就真正成了工厂车间，学生成了同一规格的产品。人而为产品，试问，这是教育吗？这是21世纪应该出现的吗？
和人交流学校的种种，人家说，领导说啥就是啥，上头让怎样做就怎样做。凡事总是在揣摩领导的意图。去年市里面搞了一个大中学生辩论会。我参与其中，还处在选拔赛的时候，我们大家一致认为某生该上，可是领导硬让另一生上，大家都知道另一生不如某生，可是领导三番五次督促让换人，先是让办公室主任讲，我们不同意，后来领导说，我们还推脱，最后领导把我们叫到办公室痛批，甚至上纲上线，反正我一介平民，有老主意，拖吧。最后也没有让领导如意，好在比赛我们赢了，领导也很高兴。本次活动是市团委组织的，我们和讲起这事，人家说，领导让谁上，就让谁上，这是常识，你们这是没有觉悟。也许这就是现实。领导就是真理。领导觉得河流抹水泥好，就抹水泥；领导觉得学生应该多学习，就延长时间；领导觉得高楼一个月封顶，那就不考虑安全；领导觉得民居全拆了建新式建筑，那就不谈建筑文化遗产；领导要引进巨额外资扬政绩，那哪能考虑污染、经济安全呢？，
一个老者曾经讲过，中国的质量决定于县长的质量，因为事情全要在县长的手里解决，县长是有常识的县长，基层就不会发生违背常识的事情，县长是有正义的县长，基层的事情就不会民怨沸腾。县长稍微懂得点植物与环境的的知识，有一点科学的自然的观念，就不会河流全部抹上水泥；县长稍微有点教育规律的事情，就不会让学校像集中营一样管理。但是不幸的是我们的县长、我们的县处级公务员似乎并不比民众懂常识，还有些偏底呢。
2006年，中国科协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1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副省级市的县处级公务员进行了中国县处级公务员科学素养调查。
在对“分子”、“DNA”、“Internet”和“纳米”4个科学术语进行测试中，表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中有68.8%的人了解基本科学术语。63.4%的县处级公务员掌握基本科学知识。46.9%县处级公务员中不相信迷信现象，认为“要想过上美好的生活，我们应该尊重自然规律，合理开发利用自然”，即基本了解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人数比例没有超过半数。另有5.6%的县处级公务员相当迷信。
中国科协对此次调查的综合分析表明，我国县处级公务员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人数比例仅为12.2%，而此前进行的我国地厅级公务员科学素养为8.2%。而且这些地方官员的科学素养除了学校教育之外，主要是靠电视、报纸杂志和广播，基本没有专门的学习，更谈不上行政管理的专业化成长。当然和公众科学素养的1.98%比，县处级公务员的确可以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了。
而在２０００年，美国公众的科学素养比重已达到了１７％。目前中国内地最好的科普场馆，规模还不及台湾省规模前三甲的科普场馆。每４０个中国内地公民中，仅有一个受过科普教育，而在日本，每两个公民中就有一个参观过科普场馆。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把基本科学素养称为对正在从事的事业的科学把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基本科学素养的内容与要求不尽相同。人民武装革命取得胜利，靠的就是对人民解放事业的科学把握；新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在曲折中前行，也与不同时期科学把握的能力大小强弱呈正相关。但是现实却不容我们乐观。毛泽东指出，夺取政权之后的关键问题就是干部的素质，半个世纪过去了，主席的话还是时代问题。重走类似于启蒙的道路看来还是必须的。在这个启蒙中，科学素养无疑是重头戏，当然人文主义也是不容忽视的。正是因为无视“人”，无视人的特性，才导致许许多多荒谬的事情。
可以复习一下中国近代以来对科学素养的追求。１９１６年任鸿隽发表的文章《科学精神论》。他认为，而科学精神有二个要素：一为“崇实”崇尚事实，凡确立一学说，必须根据事实，归纳各种现象，不可凭空臆造、危言耸听；二为“贵确”讲求精确，凡事必须寻根究底，不可模棱两可，不着边际，要得到真确的知识，不能没有真确的观察。由此，科学精神就是“求真理”，为了求得真理，可以赴汤蹈火、至死不渝。
１９２２年，梁启超在中国科学社年会上作了题为《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的讲演。他说：“科学精神是什么？我姑从最广义解释，有系统之真知识，叫做科学，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统之真知识的方法，叫做科学精神。”他认为，科学精神可以分三层意思来说明：第一层是“求真知识”；第二层是“求有系统的真知识”；第三层是“可以教人的真知识”。他认为：“凡学问有一个要件，要能传与其人。人类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于一人的知识能传给多数人，一代的知识能传给次代。”
１９４１年，竺可桢在《思想与时代》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科学之方法与精神》。他在文中说：“近代科学的目标是什么？就是探求真理。科学方法可以随时随地而改换，这科学目标，祈求真理也就是科学的精神是永远不改变的。”他认为，据此可以得出科学精神的内涵：“１．不盲从，不附和，一以理智为依归。如遇横逆之境遇，则不屈不挠，不畏强御，只闻是非，不计利害。２．虚怀若谷，不武断，不蛮横。３．专心一志，实事求是，不作无病之呻吟，严谨整饬，毫不苟且。”
毛泽东曾说，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半个世纪过去了，这还是时代的主要问题。由科学的常识普及程度可以想像我们所有知识的普及程度,有公务员的科学素养普及程度,同样可以想像一般大众的普及程度.科学的常识是这样,民主的常识何其不然?自由的常识何其不然?正义的常识何其不然?公正的尝试何其不然?美的常识何其不然?个性的常识何其不然?等等等等。
我们希望科学知识积累的一定的程度能够发酵成为科学素养，科学素养积淀到一定程度，又可以发展为科学精神。但是当下的问题是我们需要的是普及常识，尤其是管理的常识，治理的常识，一般知识的常识。因为在基层，在我所接触的世界里，因为缺少常识，我们在做非常可笑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