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子、哑子和皇帝的新装
邓程
诗人肖开愚二十年前就进入了中年，现在还是中年，估计二十年后还是中年。因此他和欧阳江河提出“中年写作”。庆祝伟大的汉语又多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比较好懂，不像欧阳江河和肖开愚的诗那么难懂。
肖开愚的诗真是越来越难懂了。印象中，他中年以前的诗还比较好懂一点。比方现在有一首《嘀咕》，捏着鼻子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
他观察月亮直到双目失明。 /他告诉她他想哭，痛哭。 /她搀扶着他走下图书馆的台阶， /“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
她肩头一震，旦并不懂得话语中的热情。 /她请求他把疲惫的头颅 /垂在她的胸口休息几分钟， /她说：“好吗？”并落下眼泪。
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 /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 /他说：“我是一个旧式天文学家， /但毕竟不是一个诗人。”
她告诉他在遥远的远方，星空中 /而她搀扶着他的影子 /她对他耳语，“我只爱你的尸体！”/ 她真想告诉他她只爱他的影子。
他自言自语讨论声名与利益 /走到大街上，穿过斑马线， /车轮滚滚载着人群飞驰而过， /他对她说：“快一点！快一点！”
后来想，“他”是个天文学家，不是诗人，所以“她”只爱他的影子或尸体。至于为什么是影子或尸体，这里有比喻。比喻什么呢？影子在遥远的远方，这里远方又是一个比喻，比喻过去的时代。这有点像做数学题，你得先把一个引理证明了，才能证明你要证的定理。还有：“‘但是，’她说，‘那违背了初衷。’”看上去纯粹是自作聪明的呓语。“月亮词语诗人虚幻的名声，/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两个病句又是什么意思呢？我连猜带蒙，给翻译成现代汉语：月亮这个词语在古代和诗歌联系在一起，但现在它已经成了天文学家的科学词汇，这个科学词汇使诗人的名声变得可笑、虚幻，而且这个科学词汇代表了这个时代的科学主义性质，这种科学主义使生活变得索然无味，因此说“它蓝色的光剑刺杀了生活”。这里至少用了十个比喻，鉴于肖开愚不喜欢科学主义，我这里也是一个大概的估算，就不一个一个地数了。正因为比喻太多，又是隐喻（更确切地讲叫借喻，因为既没有本体，也没有比喻词），我也不知道我的翻译对不对。我的翻译对不对，该问肖开愚本人（如果他还没有忘记的话）。幸亏有阐释学在，阐释学说了，作者可以胡言，读者也可以再创造，怎么解释都可以。
在《影子》中，肖开愚用了一个影子的象征意象。这是象征主义的惯用伎俩。影子是什么？这是一个谜语，不说，你去猜。我猜是一个非真实的我。表面的、外在的、装模作样的我。是不是呢？鉴于这样太简单无趣，我建议你猜一个复杂的。原诗如下：“我踩着影子。/不是我刚才他们反驳的/是我的影子但不是我。/我的影子把街巷串起来/一排排街树印刷着/我落在后面影子/已在我家里。/我想吃它。/在灯光下它那么小那么灵活。/在厕所门口（他己替我进过）/在厨房门口（他已替我进过）/在书籍门口（他已替我读过）/在日记簿上（他已替我写过）/……它是黑乎乎的全世界。/在床上是个黑宇宙，/（他已替我睡了）。/我想吃我/灯（什么样的灯！）一关/就吃。”顺便说一句，里边好多病句。
《一年中的最后一天》，“我开始退着走路，/并听见一辆卡车驶近屁股。”又在搞比喻。唉，真的很无聊……肖开愚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诗，比方《安静，安静》，写一些个人的隐秘生活，差不多每一个词都是一个比喻，病句连篇，不知所云，烦不胜烦。
肖开愚还有一本书——诗集，不，是一首诗，题目叫《向杜甫致敬》，更是错乱无比。而且，向杜甫致一下敬，也没能摘掉肖开愚在文化上贫穷落后的帽子。
不懂意味着什么？王家新聪明地说：“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比如说杜甫晚期的诗，比如说策兰的一些诗/它们的‘令人费解’正是它们的思想深度所在/艺术难度和精髓所在/它们是诗中的诗，石头中的石头/它们是一扇朝向永恒的窗户/也是火焰中难以融化的冰/这样的诗就需要慢慢读/反复读/最好是在洗衣机的嗡嗡声中读/因为在这样的诗中，甚至在它的某一行中/你会走过你的一生” “人生是令人费解的/世界也经常超出我们的理解之外/诗有点令人费解/请不要生气/作为一个诗人/我会尽量把诗写得像菜谱一样简单/可是菜谱/有时人们看来看去/也看不懂”。（《令人费解的诗总比易读的诗强》）惭愧，看来我也是看不懂菜谱的人。
现代派诗人写诗就是存心让人看不懂，他们强调“个人性”和“间接性”，并提出“个人写作”的口号。为了达到“个人性”和“间接性”的效果，现代派诗人故弄玄虚。至于现代派诗人故弄玄虚的方法则很简单，他们主要用一种叫“借喻”的修辞手法，就是比喻的本体和比喻词都不出现，只出现喻体，由读者去猜。举例来说，我们说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就是一个借喻。这个借喻很好懂，因为这本身已经是一个成语。但是随便换一个试试，便是上帝也不知你在说什么。我曾经叫我的学生做借喻的练习，有一个学生交上来一句：“母亲穿上了绿色的衣服”，我说这不是比喻啊，学生说，母亲比喻大地，绿色的衣服比喻春天到了，大地披上了绿色的衣服。我说你可以去写现代诗了。当然，这是开玩笑，因为这样写的话还是能看懂的。必须绝对不懂，才是真正的现代诗。怎么做呢？把借喻做得更“个人性”，比方艾略特的“荒原”。你知道“荒原”是什么意思吗？反正我不懂。
其实，诗的意义不在间接性，也不在包涵性。读不懂的诗就是不好的诗，没有商量的余地。因为它丧失了诗歌的基本要素，丧失了作为语言艺术它所以存在的根本理由，那就是它丧失了沟通与交流的基本作用。没有了交流与沟通，诗歌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而充满“个人性”的借喻，是不可能达到交流沟通的目的的。因此读不懂的诗甚至不能叫诗。
拿病句诗来蒙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了。蒙人谁不会？这是诗人们抓住了读者的心理。西方人也写病句，这是病句诗的最强的理据。人类诗歌曾有那么辉煌的历史，又成了诗人们胡言乱语的资本。可怜的读者，根本读不懂这些莫名其妙的疯话，可又不敢说。这里，我要讲一个发生在历史上的真实故事：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有一天来了两个骗子。他们说他们是织工。他们说，他们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那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皇帝叫他们马上开始工作。
他们摆出两架织机来，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两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地工作，一直忙到深夜。
这位皇帝派最诚实的有头脑的老部长到那两个骗子的工作地点去。他们正在空空的织机上忙忙碌碌地工作着。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老部长想，把眼睛睁得有碗口那么大。
“我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但是他不敢把这句话说出来。
“我的老天爷！”他想。“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我从来没有怀疑过我自己。我决不能让人知道这件事。难道我不称职吗？——不成；我决不能让人知道我看不见布料。”
“哎，您一点意见也没有吗？”一个正在织布的织工说。
“啊，美极了！真是美妙极了！”老大臣说。他戴着眼镜仔细地看。“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是的，我将要呈报皇上说我对于这布感到非常满意。”
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谈论这美丽的布料。
当这布还在织的时候，皇帝亲自去看了一次。 “这是怎么一回事儿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真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
“啊，它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十二分地满意！”
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他装作很仔细地看着织机的样子，因为他不愿意说出他什么也没有看见。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
第二天早晨游行大典马上就要举行了。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这是袍子！这是外衣！”等等。这衣服轻柔得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
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都脱光了。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这么着，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么合身！”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这个故事是多么的真实啊！它就发生在现时、现地。
当今新诗的当务之急，再说一遍，是把一个句子写通，合乎语法，用正常的现代汉语来写作，然后才能谈得上语言的锤炼，真正的诗的表达。理解是容易的，而发现是难的。任何伟大的发现，表达出来都是可以理解的，对于这一点，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病句诗相反，没有任何发现，却故意把理解变成不可能，而且公然宣布就是要让人不能理解，难道不可理解本身也有什么奥秘吗？它真的如其所宣称的那样，能通过制造理解障碍从而延长阅读并增加阅读快感吗？世界上有这么无耻而自欺欺人的理论吗？
惟一看上去有点道理的说法是要通过制造间接性来增加陌生感，以恢复读者对语言的质感。先不说这是一种可笑的谜语思维，把诗歌当成谜语。就算是一种严肃的思考吧，关于这一点，我在很多文章里都说过，这其实是一个语言与表达的问题，即“言”与“意”的问题，象征主义试图用象征来解决这个问题，它已经可悲地失败了，这个失败从波德莱尔开始，一直到奥登结束（以后的就算苟延残喘吧）。
病句诗不光是欺骗别人，更重要的是欺骗自己。我们都以为写口语容易，因为我们每天说的话就是口语，所以我们以为看不懂的诗写起来也难写。其实，写别人看不懂的诗最容易写。亲爱的读者，要不你试试？我敢担保，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写的就是病句诗。正因为病句诗太容易写了，所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肖开愚们才觉得写诗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就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所以肖开愚们写诗这么多年，语言一点都没长进，还是那么幼稚、生硬。就是自我欺骗的结果。这一辈子干什么不好，偏要耗在病句上，令人叹息。而口语诗其实是最难写的，这一点我赞成于坚。
那么，批评家呢？他们干什么去了？
新诗批评界的学者都被“诗人”们吓破了苦胆。学者们大都出身贫寒，本来就胆小，再寒窗几十年，好不容易得了点名利，那可是“宝贝中的宝贝”（模仿王家新“石头中的石头”），谁敢轻易说话？都闻风而动，一个比一个义正词严。明明读不懂诗人的梦话，也不懂装懂，把诗人遗留的垃圾细细分类，考证其中的曲折来源，阐释其中的微言大义，发挥其中的深刻哲理，表达自己的多层次的联想和丰富的一连串的愉悦感。其实读病句诗非常辛苦，很累，是个体力活。不过这倒也充分说明了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新诗界对聂鲁达这样的不入流的诗人也奉若至宝。总之一句话，只要是看不懂的，就是好诗。其实，就是王家新们奉若神明的荷尔德林、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之流的大作，又怎么能与中国诗相比？更何况模仿它们的“垃圾中的垃圾”？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我的专著《论新诗的出路》，上面都说得很清楚。简单地说，西方诗在理性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纠缠和摇摆，从来没有解决过语言和表达的问题，以至于到十九、二十世纪铤而走险，玩起了象征主义的把戏，实际上是一种自杀行为。而中国诗的“兴”则架起了语言和表达之间的桥梁，最大限度地解决了语言与表达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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