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易中天先生访问宁夏的时候，我有幸和易先生有一次对话。在那次对话中我曾凭小说家的经验说过这样的话：“世界上没有凭空产生出的想象，所有想象的东西都是记忆高度爆发的结晶；记忆力是想象力的基础。一个记忆残缺的民族是不会有丰富想象力的，而想象力又是创新的发动机，不能设想，一个想象力有缺陷的民族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记忆－想象－创新，这是三者的内在逻辑关系。可见，历史对我们今天建设‘创新型社会’的重要性。”
10月上旬，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作协和中国文联代表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更阐明了继承和创新的关系，他明确地说，“推进文化发展，基础在继承，关键在创新。继承和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生生不息的两个重要轮子。……不善于继承，没有创新的基础；不善于创新，缺乏继承的活力。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往往是最好的继承。”这里，胡锦涛同志当然不仅仅指文学艺术方面的创新，而是整个社会文化观念、体系、制度、机制的全面创新。
要继承，就必须熟悉历史，历史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而中国有近五千年的成文史，是我们在全世界唯一可引以为豪的精神财富。上次与易中天先生对话时，我还谈到这样一个观点：我说，历史从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中国人口最多的主体民族－汉族的宗教。我们知道，汉族几千年来没有专一地崇奉过某种独特的、历久不变的宗教。中国历史上的“儒、释、道”三家并存，以及民间从玉皇大帝、关老爷一直顶礼膜拜到狐狸、黄鼠狼的信仰格局，表现了汉族在宗教信仰上的开放态度和自由状态；汉族既可说是无神的、又可说是泛神的、多神的民族，始终没有统一于一种特定的宗教。这应该说是我们这个多民族国家之大幸，中国人口最多的民族没有统一的、专一的崇奉某种独特的宗教，就使我们这个主体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之間没有难以沟通的精神隔阂，没有先入为主的宗教偏见和宗教排他性，就能和崇奉任何一种宗教的少数民族真誠沟通，建立亲密关系，一同结成一个中华民族。生活在当今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没有宗教信仰干预政治的情况对我们构建一个多民族的和谐国家是多么重要。然而，人都是有宗教情结的，人口如此众多的民族不可能没有共同信仰和崇拜的对象，我认为，长期以来，汉族人真正崇奉的宗教其实是历史，历史是汉族人的隐形宗教。以汉族为代表的中国人一直是从历史中寻求指导的，碰到任何问题都“以史为鉴”，像西方人向上帝祈祷一样到祖先那里去祈求解答。中国人对祖先的敬畏不下于西方人对上帝的敬畏，而敬奉“祖先”其实就是重视历史的传承。诸子百家包括四书五经、《二十四史》在内的各种经典文献，对中国人来说都和《圣经》一样具有世界观、价值观的指导意义。历史上正面和负面的经验都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参照，都有警示及规范人们行为的影响力；包罗万象的成语、典故、“至理名言”、“子曰诗云”等等成了中国人的“教条”。同时，正因为历史可说是汉族人的隐形宗教，历史也就起着民族凝聚力的作用。我们知道，犹太人在近两千年中流散于世界各地却能“流散”而不“流失”，一旦有了时机便很快建立起自己的国家，就是以宗教为其联系及团结的纽带的。厚重的历史，共同认定的传说中的祖先，在悠久历史中形成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习俗，使我们中华民族内部也有一种精神上的超稳定性，我们民族虽然也多灾多难，颠沛流离，但仍能和犹太人一样紧紧地维系在一起。
因而，我认为历史不仅仅对我们当前继承与创新的课题非常重要，不仅是我们文化创新的智慧库和思想资源，还是我们人文精神中最主要的部分，是我们民族的精神根系与支柱。中华民族中的每一个成员只有在同一个“集体记忆”中才能凝聚起来。但是，多年来我们不但轻视历史教育，还有意无意地篡改、歪曲、涂抹和编造历史。一段时期的宣传，让人们以为过去的一切都充满了糟粕，是一部“吃人”史，只是在几十年前我们才“鬼变成人”了。这样，我们民族仿佛是一个历史很短的“崭新”的民族。整个民族患了“失忆症”，历史也就失去隐形宗教的作用。我们知道，西方社会在转型为市场经济的大变革中，宗教起了强大的匡正人心的作用，美国就是一群“清教徒”建立的国家，建国后资本主义的快速发展更和加尔文教派密不可分。但我们的社会转型恰恰在“信仰危机”中开始，一直没有道德支撑，没有有形或隐形的宗教信仰来指导人心，规范风气，于是，在人人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不可避免会出现千奇百怪、前所未闻、匪夷所思的种种不良现象。一些有识之士叹息我们的“人文精神失落”，我看，我们首先是失落了我们的历史，才由此失落了人文精神。
可是，谈到要从历史中继承什么，第一道门槛就是批判。好像我们必须先分清历史文化中的糟粕和精华才能继承。这已经成了我们的思维习惯。长期以来，这种思维习惯实际上致命地妨碍了历史传承。其实，历史就是历史，历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历史本无所谓“精华”“糟粕”之分。我们常说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却不理会几千年来无数人的活动就具有无限的丰富性与无限的可能性，历史记录了人类曾实现和曾想象的一切，任何人都不能在这种无限性中随心所欲地将“精华”和“糟粕”剔开。事实证明，在我们“最最革命”时期，在拿着放大镜来审查历史“糟粕”的时候，确认为历史糟粕的东西却以“革命”的形式复活，让全体中国人经历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浩劫”；与此同时，又掀了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等等强制性的那一套“造神运动”。即使在今天，我们认为纯属历史文化“糟粕”的“裹小脚”，和现在很正常、很时髦的“隆胸”在实质上又有多大区别呢？不过是从“緾”进步到“填”而已；一千多年前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喜欢服“五石散”，现在的“白领”迷信各种保健品，被称为“胶囊一族”。如果我们都能用追求美而去做隆胸吸脂手术的女性的眼光，都能用希望身体健康永葆青春的男性的眼光去评价历史上曾发生过的一切,我们就会理解它们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必然性及合理性，它们都是在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并由此关系生发出的文化形态中的自然产物。而正是过去林林总总的无数曾实现的、曾想象过的一切，构成我们今天的“集体记忆”。民族记忆的无限丰富正是我们今天能以展开无限想象、具有无限创新空間的精神资源。
历史虽然无所谓“精华”“糟粕”之分，却有人们愿意回忆的部分和不愿意回忆的部分、辉煌的部分和阴暗的部分的区别。可是，往往就是那些不愿意回忆的阴暗历史更具有警醒当代人的价值。我们有近五千年历史，这两部分的历史比任何一个国家的两部分历史都错综复杂、循环交替地陆续绵延，可以说，中华民族这部电视连续剧比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演出的连续剧都会长出十几倍、几十倍，从而更曲折精彩，为人类积累了更多的经验教训。诚然，中国的乱世确实多于盛世，真可说是一部“吃人”史，不但是精神意义上的“吃人”，真把人叫做“两脚羊”一群群宰了吃的事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但艰苦卓绝、顽强拼搏、筚路蓝缕、生生不息地繁衍壮大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族，毕竟是历史的主流；我们还创造了与西方近代科学完全不同的认识自然、认识世界及认识人自身的知识系统、思想系统和文化系统，这是真正属于我们民族的“知识产权”，是人类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正因为我们有这么雄厚的资本，才敢于大量引进“外资”，也就是吸收西方文化，但前提是先要把祖产全收回来。几天前刚过圣诞节，这里顺便举个例子。听说有北大清华等高校十位博士联名抵制这个洋节，并得到很多人支持，我理解这种心情。如果我们把端午送给韩国人，把中秋送给越南人，差点连清明、春节都送给海外华人，自己不纪念自己的祖先，却跟在大白胡子洋老头屁股后头玩闹，当然人心不忿。可是，如果我们十分重视自己全部的民族节日，在过好自己节日的同时，再引进几个洋节来普天同庆一番又有何妨？其实，现在所有对西方文化的所谓“抵制”，都是为民族历史文化感到不平。
既然我们理解了创新与继承的关系，认识到历史传承对建立“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性，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应该从“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科学发展”的理念出发，敞开胸怀，用无所不包的宽广心态，以自然继承人与合法继承人的身份，主动自觉地继承中国全部历史文化遗产。不以世界观划限、不以时代、朝代划限、不以思想政见划限、不以阶级党派划限，不分辉煌阴暗，将我们祖先近五千年来创造的文化继承下来、传承下去。要建设“创新型国家”，就必须有这样的道德勇气和文化气魄；要增加历史的“透明度”，尊重人民群众对历史的“知情权”。因为你只有全部继承到手你才能挑选哪些是当代适用的，哪些是当代不适用的。历史文化虽无“精华糟粕”之分，但还是有适用于当代和不适用于当代的区别。而历史文化的适用价值及其延续性，只能通过社会实践去检验，因为历史文化的适用价值及能否传承，是一个自然的流程。“先进文化”，包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规范，只有在兼容并蓄、广收博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经过反复选择、不断吸纳的实践过程才能形成。
为了建设“创新型”国家，以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自然继承人和合法继承人身份全面继承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遗产，我们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应该像纪念长征一样纪念中国近五千年历史中所有值得纪念的伟大创举，像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领袖、开国元勋、革命烈士一样，纪念历史上所有对民族社会发展有贡献的人物；在学校教育课程和入学考试上，我们至少要把中国历史放在与政治课同等重要的位置。我们不止有“红色记忆”，我们民族更有光辉灿烂的“金色记忆”。今天，“打打杀杀”已经成为历史，社会早已趋正常化，并正在为建设“和谐社会”而努力，也就到了我们应该“认祖归宗”的时候了！
我们媒体的宣传不仅要让共产党人为自己的党有那么多丰功伟绩而自豪，从而加强党员的凝聚力，更应该让全中国人为自己祖先曾有那么多丰功伟绩、创造出那么深厚的文化而自豪，从而加强整个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而民族的凝聚力才是“和谐社会”最牢固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