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国家哲学是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社会主义以前的国家哲学基本上只具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兼具意识形态性和科学性，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功能不仅在于对敌人进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阶级压迫功能，而且在于社会功能，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是其三大特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具有全面的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甚至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国家哲学的提出以及当前中国国家哲学的构建，具有深刻的现实依据、意义和必要性、紧迫性。

关键词：国家哲学；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理论概述

   国家哲学看似一比较熟悉实则相对陌生的领域，它几近一片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国家哲学这一概念是马克思、恩格斯当时为了批判黑格尔哲学向普鲁士王朝妥协的保守性而提出的，并没有做专门、集中而明确的论述与概括，更多的是被定位在国家占统治地位的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这层含义上。国家哲学的另一种含义实际上就是关于国家的理论。然而，不能将国家哲学等同于意识形态，一方面，哲学是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国家作为一个有机的系统，自然需要一个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但是，并不能只从统治阶级这一单极去理解国家从而将国家哲学等同于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而应该从两个对立阶级辨证统一的矛盾体中理解国家从而把握国家哲学，就是说，国家哲学是关乎整个国民的哲学。所以，我们将国家哲学定义为通过意识形态所表现出来的关于国家运行、涉及社会发展的本体论与认识论，是国家制定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以及规范国家行为、社会生活的方法论。对于国家哲学，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和角度进一步理解与把握：
   1.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的二位一体。国家的诞生与哲学的起源基本上是同步的，它们都是在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出现阶级和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分工之时产生的。奴隶制国家自产生之日起，作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自然需要特定的哲学理论为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作论证，国家哲学作为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必然与必要的；同时，国家哲学的实施也需要国家政权的支持，国家哲学与国家政权/机器是二位一体的关系，它们在国家有机体中分别处于“头脑”和“身体”的地位。
   2.哲学理论与国家学说的有机统一。国家哲学是哲学世界观与国家本质论的有机结合。首先，它是一种哲学理论，但不直接等同于人们（统治阶级）的一般世界观，而是关于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哲学，往往表现为意识形态意义上的哲学；同时，它也是一种国家学说，但不同于关于国家的起源、本质和职能的一般国家学说，而是上升到哲学高度的国家哲学论，具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意义。
   3.一般形式和具体内涵的辨证统一。一般而言，同一种社会性质的国家具有相通/相同的国家哲学。在时间上，国家哲学可以跨越几个朝代和时代，比如，孔孟的儒学思想作为中国国家哲学，横跨奴隶社会后期和整个封建主义时代；在空间上，国家哲学不仅表现为当朝统治阶级的世界观，还可以表现为其他一些政党、阶级的世界观，比如，实用主义作为美国的国家哲学，其基本原则一直被美国资产阶级及其各种代表人物当作思想和行动的准则，以致于美国整个国民都将它作为自己行动的哲学。国家哲学在每一时代和朝代中都具有相应的具体内涵，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在革命和建设初期的具体形态。

二、旧国家哲学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虚假意识”
   1、国家哲学在西方的演变。明晰国家哲学的基本含义之后，让我们首先回溯历史、反思历史，进一步探讨国家哲学的深刻底蕴。虽然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间内，没有明确推出国家哲学的概念，但是，反观历届统治阶级，他们都有其治国之大“道”，从中我们可以窥探出国家哲学对于维护统治阶级的地位和利益以及国家和社会的运行与发展的作用。国家哲学在西方的演变可以说是从柏拉图开始的，他是西方奴隶社会国家哲学的奠基者，亚里士多德则是其系统化的完成者。柏拉图的国家哲学是在客观唯心主义理念论指导下的善的目的论体系，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哲学则是唯物主义之下、基于“第一哲学”要义之上的“中庸之道”，其共同点是以理念或作为“第一因”的纯粹形式作为万物的终极目的与最高原则，建立了一个具有等级、层次的世界目的论体系。在柏拉图那里，人的灵魂具有理性、意志和情欲三个层次依次降低的部分，理性是最大的善，具备理性即具备德性，理性统率灵魂的非理性意志和情欲。国家的三个阶级--统治阶级、武士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相应于人的灵魂的三个部分，具有从高到低的等级性和目的性；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为满足社会需求而从事劳动的奴隶阶级是国家的“身体”、“质料”，而奴隶主统治阶级则是国家的“灵魂”、“形式”，奴隶制是天然合理的。他们师徒的国家哲学，维护奴隶等级制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们也留给了我们一些至今都有参考和启示作用的东西：柏拉图的“哲学王”告戒我们，哲学对于国家的指导具有最高的地位和意义；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之道”则告戒我们占有国家人数最多的阶级对于维护国家稳定与发展的重要性。另外，亚里士多德从“善”、“正义”的道德观念出发来研究国家哲学对后世影响很大，直到16世纪马基弗利雅才开始将“权利”作为研究国家哲学的出发点；对其把人看作是社会和政治动物的观点，也应该充分地批判吸收。
   公元8至10世纪形成的关于基督教的论证的经院哲学是封建社会西欧各国的国家哲学，其核心是将人性和国家的最高原则归终于上帝，用神和上帝的意志、权威来论证宗教、世俗世界的行为，这其实是神学化的形而上学国家哲学。而欧洲资产阶级时代的世界观则是法学世界观，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以“三权分立”说和“社会契约”论为核心，论证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与永恒性，为其国家的现实可操作性打下坚实的基础。孟德斯鸠的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学说，成了资本主义国家政权组织的基本形式。卢梭针对封建制度和等级特权，提出了“人生而自由”，人类具有的趋于完善化的向前发展的能力是不平等起源的最根本的原因，它使人们争取被剥夺了的天赋自由，即通过彼此相互订立契约的方法建立资产阶级的民主国家。在黑格尔那里，国家则是其伦理精神的体现，为全社会所共有，是绝对合理的；国家本身就是目的，个人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是一种“国家主义”、“国家至上”的学说，后来被吸收进了纳粹主义之中。
    2、国家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演变。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孔子就是以宗教唯心主义的“天（有人格意志）命论”的神学历史观为出发点为中国奴隶社会建立了一套系统的国家哲学。首先，在孔子看来，人的生死富贵和自然界的四时运行、万物生灭都由上天决定，地上的奴隶主统治阶级受命于天，代天行事；周公留传的典章制度和训令告示不可违背。由此，他建立了维护奴隶制国家秩序的伦理观和等级理论。其次，在孔子那里，“仁”是人最完善的德性，来自于天；但要具有“仁”的品质，必须“克己复礼”。所谓的周礼，主要就是指奴隶主贵族等级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奴隶主贵族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包括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礼，即“五伦”。孔子由家的概念扩大到国的概念，然后，将礼作为个人立身之本，也作为立国之本，即所谓的“修身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国家哲学。
    孔子建立了一整套奴隶制礼乐典章制度的系统理论，并设私塾招收弟子传授其思想，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开创者和中国漫长封建社会的“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以至于儒家思想继续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国家哲学的主体，其间经历了程朱陆王等各种具体形态。秦汉的大统一带来了思想的大统一，西汉大儒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建立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国家哲学体系，成为封建专制国家哲学的肇始者。大一统的“奉天法古”思想是其国家哲学的主体；“天人感应”说是完整的君权神授理论，它使尘世王国与天国合为一体，是其国家哲学的底蕴；而“阳尊阴卑”的神学理论，使“三纲五常”绝对化，成为之后两千多年封建统治阶级套在人民身上的精神枷锁。董仲舒之后，国家哲学的具体形式从西汉末年到隋唐经历过从经学到玄学又重新回到经学的过程。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则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建构的“太极之理”唯心主义宇宙观认为，太极是天地万物最根本的理，也是完美至善的道德的最高标准；理气之理，即万事万物之理，是太极之理的“分殊”，就如“月印万川”。也就是说，封建道德、伦理纲常是唯一的最高的根本原则，其它的封建等级制都是其具体化。另外，朱熹因袭了二程“性即是理”、“存天理，去人欲”的人性论，总之，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明代，陆（九渊）王（阳明）将宋明时期的唯心主义极端化，建立了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来论证国家哲学的合理性与必然性。
    在中国封建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出现了一个短暂的过渡阶段，即所谓的旧中国，这是相对于新中国而言的。旧中国的国家哲学起初是以“生元论”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后来是国民党哲学。孙中山赞同进化论思想，认为生物的始基是“生元”（细胞），人就是由生物演化而来。生元是物质的，但是，它具有知觉、思想和创造生物的意志，等同于孟子的良知良能，此即承认超乎于人的身体之上的精神力量的存在，从而陷入了二元论和唯心论，导致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而依靠人的精神和心理作用，必然导致辛亥革命的最终失败，所以不久就被袁世凯复辟，继续推行封建的纲常名教。孙中山哲学思想的缺陷还被蒋介石国民党统治政权歪曲利用，成了国民党时期的国家哲学。本来，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具有批判中国传统思想“知之非艰，行之惟艰”、从而激励人们进行革命实践的积极作用，但它割裂了知与行的关系，犯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蒋介石将中国古代儒学思想孔孟学派的主观唯心论（王阳明的“心”学）、人性论和西方近代柏格森的生命哲学糅合在一起，将“知难行易”说发展到极端，推出“力行哲学”，将精神、心意、良知、意志存在当作物质宇宙演化的根本动力，并认为关键在于致良知，即“行”，这是具有先验主义、唯心主义、神秘主义和盲从主义，从而让国民愚昧盲从的哲学。
   3、旧国家哲学是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虚假意识”。以上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哲学，是剥削性质的国家哲学，我们称之为旧国家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观，在西方和中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历史观，是一种神学历史观，即以超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力量和意志去解释人类社会和历史的发展，国家的运行和兴亡，社会的发展和变迁，其本源都在“理念”、“形式”、上帝和天命，受制于它们并以它们为目的。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资本主义社会摆脱了神学世界观的束缚，认识到国家运行、人事操作必须立足于世俗世界和人类自身，将人类的尊严和利益重新恢复至应有的地位。然而，资本主义社会却陷入了另一种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泥沼，即抽象地将人类的自由、平等作为天赋的权利，把人类的欲望、理性和爱作为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资产阶级首先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来批判封建主义的专制，从而争取自身的自由、平等权利；其次用这种抽象的人性论来论证自己政权的合理性和永恒性，并通过“三权分立”以分享并建立自己的政权，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旧国家哲学的基本性质是形而上学的，即证明国家、政权和统治阶级的合理性和永恒性。虽然，有些哲学理论本身比如黑格尔哲学具有丰富的辨证法，但是，它之所以成为国家哲学，恰恰是因为其具有顽强的保守性这一面，将国家绝对地形而上学化，作为个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本质、来源和目的。旧国家哲学的基本性质也是唯心主义的，即统治阶级由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歪曲社会现实，从自己的头脑中引申出一些原则，或者将神和上帝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和国家及其被统治阶级，创造出与现实不符合的理论，所以是一种“虚假意识”，这种唯心主义性质注定是僵化的、形而上学的，必定是保守的、没有活力的。以旧国家哲学来指导革命和建设，必然不能够取得最终的伟大胜利。远的不说，就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其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以“生元论”为哲学基础的三民主义最终陷入了二元论和唯心论，导致他在革命的关键时刻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而依靠人的精神和心理作用，从而导致辛亥革命最终失败。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产生了科学的哲学世界观与国家学说。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人类是在社会劳动实践基础之上由猿猴演化而来的,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一“自然历史过程”，与自然界一样具有客观规律，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规律。国家的本质是统治阶级用暴力对被统治阶级的专政，这是社会主义国家与其他一切国家作为阶级压迫工具的共同本质。但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实质不仅在于暴力，而且主要不在于暴力，而在于最终消灭阶级和国家，领导人民群众建立新的社会，这是社会主义国家的特殊本质，从而就有社会主义特殊的国家哲学：其目的是扬弃国家生存哲学成为社会发展哲学。
   1、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基本特征。由以上对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在中共三代领导时期的演变中，我们可以概括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和群众性三大特性。
　　其一，科学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基本特性。以往的国家哲学主要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阶级性被掩盖了，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则明确指明自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因为无产阶级是一个彻底革命的阶级，它的宗旨就是从根本上改造社会，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种历史使命就必然要求与自然、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相一致，才能更高更快地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阶级性与其科学性是相一致的。
    其二，实践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根本特性。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当然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兼具科学性和意识形态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一大特征，这源于其实践性。以往的国家哲学基本上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一种“虚假意识”，即统治阶级由于维护自身利益而歪曲社会现实，从自己的头脑中引申出一些原则，或者将神和上帝的意志强加给社会和国家及其被统治阶级，创造出与现实不符合的理论。在社会主义时期，偶尔也会出现类似于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虚假意识”。但是，这些只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暂时扭曲。马克思说：以往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尊重并走进人民群众的生产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物质实践，从中汲取养料，并为广大群众掌握，转化为改造世界的物质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批判性，使它在本质上和总体上不会成为“虚假意识”，而是指导人们革命与建设的与时俱进理论。
其三，群众性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表现特性。它从群众中来，也回到群众中去。首先，历史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只有人民群众才有最大的创造力和生命力，国家哲学必须从人民群众中（经过领导、专家的研究、总结）深化、丰富其内涵；其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宗旨是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一经产生，就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同生死，共呼吸，息息相关；再次，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实施不仅是党和国家的要求和宪法的规定，而且是人民群众的自觉行为。
   2、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地位与作用。人的言行需要思维来指导，同样，国家行为也需要国家哲学的指导；马克思曾把哲学比喻为人类解放的“头脑”，我们也可以说，国家哲学在国家有机体中拥有“头脑”的地位与功用，这主要体现在论证实现社会主义制度的必然性、指导正确认识本国国情以探索社会主义社会在本国的发展道路，以及深化认识社会主义的本质这几方面，对此不再赘述。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作为国家的“头脑”，其功能表现在如下几方面：
    (1)方法论功能。国家哲学是世界观，也是指导国家运行、社会发展的方法论，具体体现在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思想方法、工作方法、领导方法中，其中，实事求是是方法论的基础，矛盾分析是方法论的核心，群众路线是方法论之本。
    (2)国家政权的论证功能。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与以往国家哲学一样具有论证社会制度和国家政权的合理性，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同时具有合法性，即能够得到社会上大多数人的普遍承认、普遍支持、普遍尊重，而且只有一种合法权威性。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国体、人民代表大会政体、中国共产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以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都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合法性的论证。并且我们要在实践中，用社会主义在共产党领导下已经取得的辉煌成就来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合法性，并在群众中普及社会主义的国家哲学，使其具有合法性。
   (3)思想文化的导向功能。这主要体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作为意识形态对政治思想变革的先导作用以及对人们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素质教育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和苏联、东欧以及中国革命与建设的铁的现实都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一点，尤其需要注意。

    社会主义国家哲学必须是一元的，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千万不能够实行国家哲学的“多元化”，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就与其实行思想、政治的多元化（实际上也就是取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有关。同时，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构建，必须同时吸取西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与实际相结合，实现国家哲学的多样性，以丰富、充实社会主义的国家哲学。我们要建立“一元论”之下具备“多样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哲学。
   其一，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一元论”的：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马克思主义理论这个强大思想武器不能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必须牢牢抓住，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哲学一元论的要求。国家哲学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探索及其构建，有助于坚持和维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国家哲学地位，强化马克思主义这个思想武器的功能，摆正社会发展方向，明确社会发展目的，搞清社会发展方式。
   其二、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多样性”的：旧的国家哲学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是辨证否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批判的、开放的体系。一方面，社会主义是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而非全盘否定；另一方面，社会主义本身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科学性及其批判性，使它在本质上和总体上不会成为“虚假意识”，而是指导人们革命与建设的与时俱进理论。新世纪新阶段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这样才能更深刻更准确地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首先，要瞄准当今世界的学术前沿，坚持以最广大人民的实践为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增强马克思主义的吸引力和感召力。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首先是马克思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但中国现实中的马克思主义过于教条、死板，弱化了其感召力和吸引力。必须与中国当前“问题突显”、辉煌发展的关键时期的国情与国际形势相结合，即当今党中央正确、果断地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并进一步具体深入、完善，这样才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同时，结合了中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理论也是世界的前沿理论。
   其次，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级学科，国家哲学则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关于国家运行并涉及社会发展的二级哲学学科。国家哲学可以说是一个新事物，具有现实和前瞻意义的前沿性学科，首先，国家哲学这个概念（或说事物）本身就是需要澄清的；其次，当今中国出现了大的新情况新问题，当前中国的国家哲学需要加以深入探索。当前提出并构建这样一个学科，对于党中央提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无疑是很合适宜的一个举措，并可以成为该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最后，要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治国要靠人，那就是领导和专家，而中国的治国领导和专家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但是要注意培养“政治强、业务精、作风正”的马克思主义人才，即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的、理论水平高、作风正派的专家和学者。

五、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世界意义。
   马克思说，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社会主义国家哲学是解开资本主义国家内部（自身不能够解决的）根本矛盾的钥匙。社会主义中国虽然不是四肢发达的有机体，却是头脑先进的有机体，对于“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猴子——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对于四肢和头脑都不健全的更多猴子--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健康成长，必然具有指导性的参考意义。资本主义要容纳更大的生产力发展，必将借鉴、吸收社会主义的因素，比如进行政府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等，以缓和劳资对立关系，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同样，毛泽东新革命民主主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十大关系哲学，邓小平基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国家哲学的高度发展的党建（对其他国家而言的执政党）理论；当前提出的协调、全面、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整体观，这些都是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可以并应该借鉴和利用的国家哲学。
   世界是物质的，也是发展的，人类社会具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铁一般的客观规律。当今世界，在私有制范围内，生产力的发展已近乎到了极点，全球化暗含的社会化大生产是必然趋势，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必将被打破。社会主义是充满活力的新事物，是世界的将来，是资本主义的必然归宿。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普遍真理，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指导思想、核心和精髓，具有全面的科学性和永久的生命力，具有普遍的世界意义。而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构建和探索，更是具有现实性、必要性和紧迫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