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研究原点及“经济元”模型的提出

 

“这里所要考察的，是知识逻辑的开端如何出现。”[1]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

 

世界是复杂的，但真理往往是简单的，其表述往往也是简单的，原因就在于，越简单的东西限制条件越少，反而越适于反映复杂的现实世界。牛顿对此曾总结道：“自然偏爱简单，不喜欢多余的浮夸”[2]。因而任何一门可以称之为科学的学科知识体系的构建，通常都是在其研究领域内选择最一般的现实对象，再经高度抽象（撇开次要过程、干扰因素和无关内容，把对象的表象形态提炼为纯粹形态[3]），从而创设出包含事物发展内在矛盾或矛盾胚芽的辩证统一体的最简单原型[4]，并以此来作为建构学科理论基本框架的基石。这种原型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同时还与现实相对应，并在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站在学科发生发展的角度，即是研究原点，亦即一门学科对其研究对象进行合理选择和高度抽象所形成的最基本范畴，同时也是一门学科实现科学化、公理化和结构化的方法论基础。

以研究原点这样一个简单而精炼的范畴作为其他所有概念上升的基础，来建构学科理论的逻辑展开框架，是一切科学认识在其研究领域内深化的必要前提，只注意事物的表面联系而无法深入理解事物的内在逻辑是很难称其为科学的。一门学科在未确定其研究原点之前，所呈现给世人的，仅仅是对其研究领域中各种现象的事实性描述、个别经验的不完整归纳和内在机理的片断性猜测，无法形成一个内在的、统一的、缜密的逻辑体系；一旦研究原点经过科学的归纳和萃取之后被确定下来，该学科就有了构建整个学科知识体系大厦的支撑点和出发点，既可作为内在的逻辑枢纽将已有的各种客观事实、个别经验和知识片段贯穿起来，并给予这些既存的客观事实、个别经验和知识片段以合理的解释和阐述；还可通过其内在的逻辑结构推导出尚没有发现或认识的事物规律和知识片段，而推导出的事物规律和知识片段则可通过科学检验的方法进行验证。

以生命科学为例，在人们还无法观察到生命的微观结构时，其学科知识体系是感性的、模糊的和零散杂乱的，只是一些对动物、植物、古生物、遗传、变异、进化等各种生命现象的直观描述、简单归纳和肤浅推测，当细胞的概念被提出和证实后，动物、植物、古生物和部分微生物就有了共同的阐释语言，但仍有一些生命体（如病毒）无法得到解释；而当基因的概念被提出并被证实后，则所有的生命体以及生命现象都有了合理解析与科学演绎的逻辑基础：在基因以上，动物学、植物学、微生物学、细胞学以及进化科学等宏观生命学科有了共同的研究基点；在基因及以下，分子生物学、量子生物学、基因工程、蛋白质工程等微观生命科学也有了进一步的探索起点；因此，基因就是生命科学在当前发展阶段的研究原点。其他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也大抵如此，而且新原点的提出及其对老原点的替换或者并存往往导致该学科理论体系的变革或者新的学术流派的产生[5]。

到目前为止，经济学在其整个历史演进中，曾经出现过三种逻辑展开起点：价值、商品和“经济人”，这三种研究视角分别是由亚当·斯密、卡尔·马克思和威尔弗雷多·帕累托于经济学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提出的，并进而成为古典经济学[6]、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原点。

 

1.1 古典经济学的研究原点：价值

 

同其他社会科学，例如哲学、法学、伦理学相比，经济学是相当年轻的一门社会科学，这是因为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生产、分配和消费都是一目了然的事情，缺乏深入探究进而建章立说的必要性前提。只有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经济学才成为思想家运用创造性思维进行探索的一门独立学科。

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始于亚当·斯密于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在书中，他继承和发展了英法两国早期的经济思想，并使其系统化和公理化，继而建立起古典经济学体系。“在亚当·斯密那里，政治经济学已经发展为某种整体，它所包括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因此，萨伊能够肤浅而系统地把它概述在一本教科书里”[7]。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出现的标志正是“价值”概念的系统阐述及其被作为古典经济学体系的研究原点。

在亚当·斯密之前，经济学的知识体系是个别的、零乱的和支离破碎的，没有一条明确的逻辑主线：威廉·配第区分了“自然价格”、“政治价格”、“市场价格”[8]，然却语焉不详；托马斯·孟与重商主义者争辩，依据的是对“自然财富”和“人为财富”的见解[9]；皮埃尔·布阿吉尔贝尔的视线停留在“生活必需品”上[10]；约翰·洛克专注于“铸币数量及成色”来讨论价格及利率[11]；弗朗索瓦·魁奈则以“纯产品”这一术语来说明社会阶级划分和社会再生产过程[12]……。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不同的经济学者依据各自的概念体系在不同的研究领域得到一些零零碎碎的知识片段。

亚当·斯密开创性地将价值概念阐述及其递延推论作为经济学研究和分析的支撑点，即抽象的价值概念被亚当·斯密自觉或不自觉地作为建构其整个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研究原点。虽然亚当·斯密在价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上有些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当抽象的价值概念被系统地阐释并作为经济研究的逻辑起点，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就有了分析依据，国民财富和生产总值就有了衡量标准，生产、分配和消费就有了内在关联，工资、利润、地租和赋税就有了共性特征……。一言以蔽之，正是价值概念被作为研究原点和逻辑主线，才使古典经济学最终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经济学家们也才有了观察经济事物的统一视角和探讨经济问题的共同语言。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在讨论经济学问题和写作经济学著作时都不约而同地将其对价值概念的各自不同的理解和诠释作为前置环节与核心命题，大卫·李嘉图、让·萨伊、托马斯·马尔萨斯、约翰·麦克库洛赫、约翰·穆勒等均是如此。

亚当·斯密“师承经院学者和自然法哲学家”[13]，是第一个比较系统地运用科学抽象法的经济学家，对经济学的科学化起到了重要的启蒙作用，然而“亚当·斯密的抽象法是缺乏综合思维的，因而也很难达到对各种经济范畴作出统一的认识”[14]，特别是对于关键的价值概念这一研究原点本身。在亚当·斯密那里，价值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前后不一、互相抵触，既用它来表示耗费的劳动，即劳动价值，也用它来表示商品的有用性，即使用价值，还用它来表示商品换取他种货物的能力，即交换价值，因而在价值源泉上，亚当·斯密一方面认为价值取决于生产该商品所耗费的劳动量，另一方面又认为价值决定于该商品所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进而又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资、利润和地租三种收入所决定[15]，看似面面俱到，实则游移不定。亚当·斯密最初的自相矛盾则由后来者放大为学派间的争论：大卫·李嘉图发展劳动耗费说，提出“劳动价值说”[16]，认为价值决定于劳动量；托马斯·马尔萨斯沿袭换得劳动说，提出“有效需求说”[17]，认为价值取决于内在的交换价值；让·萨伊套用销售收入说，提出“三位一体说”[18]，认为价值基于使用价值；卡尔·门格尔干脆提出价值在本质上全然是主观的[19]。这样一来，价值概念本身即由于不同经济学者的不同理解并给出不同的诠释和阐述而被弄得混乱不堪，从而在经济学科内部发生逻辑一致性的断裂而无法再作为经济学者的共同文本，最终丧失了研究原点的本来意义。

价值概念是经济学发展历史进程中出现的第一个研究原点，但若严格地审视其自身，又确实存在着极其严重的缺陷：从自然科学的普遍情况看，作为原点的东西既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既高度概括又具体对应，并在现实中不断得到验证；而价值只是一个分析概念，并不是一个实体对象，难以与具体现实直观对应并直接验证，因而容易使不同学者对其理解产生分歧，甚至使个别学者躲在概念世界中，不再惮于现实社会的无情检验，“任意而谈，无所顾忌”[20]，从而最终导致古典经济学的分野和新流派的产生。实际上，古典经济学之后最主要的经济学流派只有两个——劳动价值论和要素价值论，且都发轫于亚当·斯密对价值的矛盾性界定，价值全部源于劳动还是部分源于劳动？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是划分两大阵营的唯一依据：李嘉图及其思想合理内核的继承者马克思认为劳动是价值形成的唯一源泉；萨伊、马尔萨斯、穆勒以及马歇尔等人则认为价值的形成除劳动外，还有其他要素的作用。

再者，价值概念在经济学科内部也不具备“终极性”。研究原点应当是一个初始范畴，无需用学科知识体系中的其他概念去阐释，但在亚当·斯密选择价值作为研究原点并建立了古典经济学体系之后，后来者并没有停下寻根问底的脚步：价值的本质是什么？其构成要素有哪些？其形成过程又是怎样的？以什么为出发点可以说明价值的本质、构成和形成过程？这些疑问逼使经济学家们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逻辑起点。从这一角度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选择经济活动的客体——“商品”，和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选择经济活动的主体——“经济人”，都是对古典经济学价值这一研究原点的合理回溯与必要前移。

 

1.2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点：商品

 

马克思在研究古典经济学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分析威廉·配第、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价值理论时发现：商品是使用价值与价值的对立统一体[21]，是价值关系的物质承担者；同时，商品是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的细胞，又是资本主义社会中最普遍也是最简单的经济现象，包含着资本主义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因此，应当把商品本身，而不是像大卫·李嘉图那样，把抽象的价值、价值关系当作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结构的出发点，即应当在价值的基础上继续向前追溯并重新选择商品作为研究原点。

马克思之所以选择商品作为研究原点，还有其认识论上的独到思考。虽然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发端于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但批判的目的并不在于对古典经济学理论的简单否定，而是要从中寻求一条新的研究思路，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实现了经济学研究的视角转换，那就是：经济活动中一方面包含着物的因素，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由物所承载和体现的社会关系，而这一点却是自亚当·斯密之后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所完全忽视的，社会因素在经济研究中被排除出去，由此建构起来的经济学知识体系与其社会运用之间必然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发现了这一点，他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力图建立一种以现实商品运动为轴线来解剖其上社会关系的分析框架，一条以社会实践为桥梁来沟通经济理论与经济现实的研究思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应运而生[22]。

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商品二重性：使用价值和价值，使用价值是商品的自然属性，价值是商品的社会属性，而价值才是商品交换的根据；接下来马克思解析了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具体劳动形成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形成价值，劳动二重性是商品二重性的根源，从而导出其劳动价值论；然后马克思再根据劳动二重性及劳动力成为特殊的商品，剖析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二重性：一方面是生产使用价值的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生产剩余价值的价值增殖过程，由此建立起剩余价值理论；随后马克思进一步讨论了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继而转化为利息、股息和生息资本，部分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过程，最终建立起自成一体、气势恢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大厦。

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马克思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商品生产、交换、分配与消费的整个过程，和伴随其间的资本积累过程、循环过程和分化过程，以及剩余价值的转化过程和利润率的社会平均化过程，从而实现了对整个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运行机制的全面揭示。

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马克思还论证了商品和货币之间必然的、内在的联系，并指出：商品使用价值和价值之间的矛盾，在交换过程中必然导致货币的产生，货币使这一矛盾得到外部的解决，同时又加深了以私人交换为基础的商品生产的一切矛盾。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商品”这一具有确定性的物质世界客观实体作为研究原点，显然要比西方经济学以“人性”这一主观概念作为研究原点更接近于自然科学知识体系建构的模式和规范。然而研究视角的择选利弊是同时存在的，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固有的缺陷乃至弊端：

首先，“商品”是一个历史范畴，不是从来就有，也非永恒存在。虽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之前就存在着简单的商品生产，但却不是主要的生产方式，即使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也仍然有大量的经济活动并未纳入商品范畴，“例如，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存在着大量的非市场经济活动（农民自给性生产，家庭妇女的劳动等）”[23]，这就使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原点只能局限于一段人类历史、一片社会局部和一种经济个别，也就无法构建一条能贯穿历史上存在过的多数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过程的经济学逻辑主线，由此导致历史唯物主义不能在其政治经济学体系中贯彻到底。对于这一点，恩格斯襟怀坦荡，毫不讳言：“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这样广义的政治经济学尚有待于创造。但到现在为止，我们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24]。

其次，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承认：经济学既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经济学本质上是一门研究“人”的学科。马克思曾经开宗明义地指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出发点是人”[25]，“社会中进行着生产的许多个人──因而许多个人的、具有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自然是出发点”[26]。商品社会中，经济活动的主体也是“人”，商品只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客体，且其本身亦为“人”的活动产物，选择客体作为研究原点，从客体视角来展开逻辑分析，就有可能无法兼顾主体方面的分析，难以全面揭示经济活动的全部内涵，例如基本上不涉及或者忽视了经济活动主体的经济行为分析、决策过程分析等，甚至将“经济过程中本身存在的主观行为，作为考察对象的现象或现象关系而被抽象掉”[27]。

再次，以商品作为研究原点，在实物商品大行其道的年代，研究重点、过程及其结论也就大多逗留在实物经济方面，特别是前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立的、影响整整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体系，不自觉地隐含着这样一个命题：只有那些生产实物产品的劳动才创造价值，其余的则反之。因而直到今天，中国一些经济学者由于在马恩著作中翻箱倒柜也未能找到现成答案，故而依然在经营管理活动、科研教育活动、文化艺术活动是不是劳动，创不创造价值等问题上喋喋不休地争论[28]。

 

1.3 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研究原点：经济人

 

几乎在马克思选择经济活动客体——商品代替价值概念作为其政治经济学体系研究原点的同时，新古典经济学家也渐渐摈弃价值概念这一原点而从经济活动主体方面重新入手，“经济人”被悄悄地引入经济学领域并最终成为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建构起点，尽管在他们那里，也尚且缺乏对“经济人”专门的、直接的系统说明：“几乎所有的教科书都没有直接刻画理性经济人的形象，经济人是悄悄地和支零破碎地被引入的，……他潜伏于暗示着投入和产出、刺激和反应之间存在明显关系的诸多假定之中。”[29]

“经济人”思想的最初火花，亦是闪现于《国富论》中。在书中，亚当·斯密第一次把个人谋求自身利益的动机和行为纳入到经济学研究当中：“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匠和面包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同时，他还对所谓自利行为如何导致整个社会丰裕的机制进行了经典性证明：“他所追求的仅仅是他个人的安乐、仅仅是他个人的收益，但是，……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出于本意时更有效地促进社会利益”[30]。约翰·穆勒由此作了进一步的引申，并从中提取出“经济人”概念：经济学把人仅仅视为只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而将除与此以外的其他感情和动机全部抽取掉[31]。

不过古典经济学本身从未把“经济人”作为研究原点，也从未把“利己主义作为市场经济由以生长的人性底蕴”[32]，依然坚守价值概念为其逻辑起点[33]。因为在古典经济学那里，“经济人”概念只是用于揭示经济生活中人的一种行为动机，并不是对现实的人之全部的、完整的描述。亚当·斯密就指出：人的自利是个经验事实，但只是众多行为动机中的一种，而非人性本身，相反，人除了利己之外，还有同情等本性[34]。

威尔弗雷多·帕累托从古典经济学布满灰尘的旮旯里重新捡起“经济人”这一概念[35]，并镀上一层“边际理性”的神圣光泽：“经济人”不仅追求个人利益，而且精于计算，能在权衡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中获取最大效用[36]。在此基础上，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效法牛顿机械力学范式，试图建立起“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即把复杂经济活动还原为抽象个体行为，再用个体行为去推导和解释一切经济现象，而这必然地需要将个人设定为无差异的质点[37]，并从其所处社会关系中割裂出去。为此，他们通过一连串非现实假定，排除一系列现实反常，对古典“经济人”概念进行数学化、工具化和模型化的全方位改造，于是便得到了一个具备充分有序偏好、完全完美信息和非凡计算能力的超高纯度单晶体——“理性经济人”模型，这就为新古典经济学在虚拟现实中对人类经济行为作出所谓的统一揭示提供了理想平台。

“理性经济人”构设了三大基本命题[38]：（1）“经济人”在动机上是自利的，即追求自身利益是驱策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2）“经济人”在行为上是理性的，具有完备的知识和超凡的计算能力，能根据市场与自身状况来使自身利益最大化；（3）只要有良好法律制度的保证，“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会无意识地促进全社会公共利益，即微观上的“自利”最终将导致宏观上的“利他”。对此笃信不疑的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洋洋得意地宣称：个人的自利行为不一定导致社会进步，但社会进步必然是个人自利行为的结果，“经济人”的自利行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永恒动力[39]。

与之齐头并进、配合默契的，还有新古典经济学借机推行的“全面数学化”：（1）“理性经济人”将所有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本质都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2）这种单一行为本质使得数学细分或加总成为可能，从而为边际分析提供了条件；（3）最大化又使求解数学极值成为必须，从而为边际分析提供了前提。反映到经济学说史上，即以边际效用学派的兴起为开端[40]，新古典经济学用冷冰冰的数字取代了活生生的人，一切为模型而模型、一切为函数而函数、一切为计算而计算，人不再是人[41]、市场不再是市场[42]、经济学不再是“本来就应该是的那种经济学”[43]，新古典经济学由以形成表面上的、形式化的公理—定理体系。

因此，“理性经济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是先验人性论和机械还原论的必然结果。用卡尔·布鲁内的话来说：“‘会计算、有创造性并能获得最大利益的人’是进行一切经济分析的基础”[44]，相应地，“理性经济人”假设也就自然成为“第一公理”，支撑着整个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框架。不仅如此，“理性经济人”的分析范式还被肆意延展到非经济活动中去，大规模入侵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等其他社会科学领域，例如詹姆斯·布坎南将其扩展到所谓的政治市场，加里·贝克尔将权力荣誉、亲情爱情、宗教信仰等行为活动强行划入经济学研究领地。多数西方经济学者自负地认为：“经济人”抽象是迄今为止可供经济学家选择的分析工具中最有效的一种思路，“为理解全部人类行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45]。

客观地说，“理性经济人”假设具有部分合理性，对部分经济现象也具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个术语的产生既绝非偶然，也绝非纯属误解；它恰当而具体地表达了人在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中的直接必然行为”[46]，但这个社会化了的生产世界正是由商品化生产所造就的社会关系体系，因而这种合理性“是嵌于具体的、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体系中的”[47]，亦即限于一定历史阶段以私有财产为前提的商品经济范畴内，而且某种程度上这种合理性恰恰是由“经济人”假设自身生成的，“经济人”思想灌输→人的自利意识强化→假设显得更合理。马克思虽然批判那种冒充“永恒自然规律”的“经济人”假设，却从未否定过“经济人”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客观性与合理性，尤其在私有法则盛行的环境中，因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8]，“经济人”不过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49]，是“资本的人格化——资本家的化身”[50]。但如超出这一应有界限，将此假设泛化到一切历史阶段或其他社会领域，其合理性就值得怀疑了，因为“先验人性”至今无从证实，这种泛化所导致的“现代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与其说是经济学的繁荣昌盛，不如说是经济学的强弩之末！”[51]

“理性经济人”假设既是新古典经济学体系赖以建立、发展和走向辉煌的起点，同时也孕育着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分歧、混乱和走向衰落的胚芽。自其发轫之初，批评乃至批判之声便不绝于耳，依其视角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一是伦理道德视角；二是非现实性视角。在本能的自我辩护之外，面对攻讦下的千疮百孔，这一假设也被迫进行一些修修补补，例如将“完全信息”更正为“不完全信息”，将“完全理性”放松为“有限理性”，将“利益最大化”调整为“目标函数最大化”。这样，一度雄心勃勃、疯狂扩张的新古典“理性经济人”假设似乎又退回到亚当·斯密最初的认识和设定上。

 

（一）伦理道德的合理性——对“完全自利”假定的批判及其辩解

德国历史学派（以及新历史学派）从伦理角度对“经济人”假设展开了系统批判，他们指责“经济人”观念仅仅把人看作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无视人性中善良、公正、正义等倾向，张扬了人性中最低级的本能，“使最冷酷的自私自利成为一种法则”[52]，“所研究的对象实际上不是人，而是受最盲目的情绪驱动的想象的动物”[53]。多数经济学者的论点亦可归结为：无论是个人还是社会，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其他的多种追求，因而社会经济情况远比“经济人”的描述更为复杂和丰富，以“完全自利”为基点的演绎方法，不足以刻画和理解复杂的人类社会。

主流经济学的护法长老们则辩称：“经济人”假设并不意味着把所有人都刻板地视为极端的自私自利，也并未把利已主义这一邪恶视为美德，所以从来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抹杀天性中的道德因素、利他主义和其他非经济倾向。“经济学的界限在于：它只是在给定的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下进行分析，它把人们的‘偏好’、‘口味’、‘价值观’、‘生活目标’、‘社会公德’、‘平等观’等等当作外生的、在经济学体系之外决定的东西来看待，当作自己分析的前提条件接受下来然后在某种给定的准则、社会规范等范围内，进行经济学分析，告诉人们如何行为、如何选择、如何决策、如何配置资源，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增进自己的幸福；告诉人们目标，在目标和利益相互冲突、相互约束的个人之间，如何相处、如何妥协才能实现某种均衡，达到冲突双方或冲突各方的利益最大化，等等。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学事实上也就把不同的社会标准、道德价值观等作为不同的外生变量带入经济学分析，指出它们的差异如何带来经济行为的差异和经济后果的不同。”[54]

但对这一问题的尖锐批评，还是迫使主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人”假设进行庸俗的扩展，即把利他动机和行为也归结为利己动机。按照加里·贝克尔的解释，荣誉、诚实、守信、利他等价值观也是在追求效用最大化，原因是行为人将这些品德的效用评价较其他方面为高；道格拉斯·诺斯则将利他主义、意识形态和自愿负担约束等非财富行为引入个人预期效用函数，以期建立更加复杂的人性假设[55]。然而这些试图扩大效用定义来弥补漏洞的做法正如弗朗西斯·福山所批判的那样：不论如何改变效用的定义，人们都不见得永远在追求效用[56]。因此，这种变形的“经济人”假设不仅不会对研究带来任何帮助，反而因取消了利他与利己的客观标准，混淆了真善美与假恶丑的天然界限，使理论更加混乱。

事实上，某些主流经济学家的自作聪明恰恰使得这种变身的努力功亏一篑，诸如“盗窃何害之有”（张五常的主张），“抢劫是否理智”（博兰的问题），“卖淫符合理性”（波斯纳的分析）等[57]，这些弄巧成拙的妙论恰恰让“经济人”那条诲淫诲盗的丑陋尾巴露了出来。

 

（二）非现实抽象的合理性——对“完全理性”假定的批判及其辩解

赫伯特·西蒙是从非现实角度批评“经济人”观念的主要代表。他认为“理性经济人”既具有所处环境的丰富知识，又具有充分有序的偏好体系，还具有无穷无尽的复杂计算能力，以达到自我偏好尺度上的最佳点，这是不现实的。实际上人们在决策时，既不可能获得决策所需的完美信息，还要受他人和社会的制约，根本无从获得最优解，只能以满意解为目标，由此他提出“有限理性”假说，试图修复和完善“经济人”假设[58]。

对于“完全理性”假定，现实的批判更为严厉、也更为彻底。新古典经济学为保证个人选择符合所谓的行为理性，提出了完备性、传递性和反身性等规则，但事实证明，现实中人的选择并不遵循这些规则，而是经常地违背这些规则，即偏好颠倒[59]。心理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也表明：绝大多数情形下人的行为理性都是不完全的，出现非理性、偏好颠倒等情况十分正常[60]，人的表象思维、心理定势、环境影响往往导致非理性行为的产生[61]。有鉴于此，阿玛蒂亚·森毫不理会所谓的学者风度，对“完全理性”假定直呼其名：“理性白痴”[62]！

主流经济学的护法长老们则辩称：对“非现实性”的批评，确实导致一批诸如交易费用、不完全理性、信息不对称等非常有价值的发现，但经济学研究的是“共性”，它寻求的是一种人类行为的共同趋势和统计规律，与单个经验事实没有逻辑对应关系，个别“反常”并不足以证伪理论，正如“完全竞争市场模型”，虽然不存在对应的现实对象，但其逻辑结论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衡量现实市场的尺度。弗里茨·马克卢普更是强横地宣称：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基本假定是假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加以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63]。

由于现实验证受挫，主流经济学家们便将“经济人”假设视为一种信念乃至信仰，转而采用约定主义的方法论：理论真伪无须考虑，只要逻辑上有效即可。米尔顿·弗里德曼还为他们进行理论征伐鼓劲打气：经济学家不必费尽心机使自己的假定成为现实，理论最重要的方面是它的有用性，“经济人”抽象即使不符合事实，对经济学的科学性也是无关紧要的[64]。

问题是：这种非现实假设真的具备逻辑有效性或有用性吗？

回答是：Nuts！

 

（1）不存在确定的、一致的“经济人”行为序列，无法为逻辑演绎提供连贯性基础

新古典经济学使出浑身解数，费尽九牛之力，作了如此严苛的“经济人”假设，不外乎是要仿效牛顿机械力学范式，以获得一个确定的、一致的、可重复的、可作为其逻辑演绎和数学推导基础的原子式个体及其机械行为序列。如果这一目标确已实现，那么应当能够验证：相同条件下，同一个人在不同时间的经济行为是可重复的，不同的人在同一时间的经济行为是一致的。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必然的推论迄今为止并未得到任何现实的证明[65]。

退一万步说，即使这一命题在现实中无法检验，而姑且承认经济哲学家的判断：“经验自然科学可以运用科学实验营造纯粹现象获得普遍必然的知识，而经济学显然不能，经济学家不能分割具体的经济活动，也不能营造纯粹的经济环境，更不能分割经济活动者的头脑。要想获得‘审美的和普遍的品格’的知识，唯一的途径就是把现实的实验活动搬到自己的头脑中来，……在科学研究中被称为‘思想实验’或‘理想实验’的方法”[66]。然而当我们对主流经济学理论体系严格审视却不难发现，其间处处显现着对“经济人”行为一致性的背离：效用理论中，消费者满足程度难以确定，不同消费者偏好也不一致，因而商品边际替代率对于不同消费者或不同时空下的同一消费者不具有可重复性；厂商理论中，因生产用途多样性而难以确定的机会成本显然将导致厂商的生产选择具有不确定性，而且新剑桥学派业已证明无法由资本总量得到资本边际产品因而边际生产率也不具有一致性，……。

因此，如果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无从获得一个确定的、一致的“经济人”行为序列，只能说明主流经济学家们倾尽全力打造“经济人”假设构建“经济学的机械力学范式”这一妄想的彻底破产，原因就在于他们忽视了根本性的一点：现实经济活动中的人具有目的和意志，秉承历史和文化传统，追求自身理想和价值，不可能像物理世界中的质点那样地循规蹈矩，绝对服从他们的指挥棒。因而主流经济学自然也就无从获得逻辑演绎和推导的连贯性基础，理论体系既不具有内部自洽性，也不具有外部一致性，多与现实世界相悖。

 

（2）无法由个体行为得到整体机制，难以更多地解释现实社会中的经济现象

“经济人”是“对个体现象或过程的研究”[67]，在本质上属于个体主义方法论，即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系统及其变迁产生于个人行为；所有大规模的社会学现象最终都应该……只考虑个人”[68]。奥地利学派更是将这一论调发挥到极致，把“经济人”抽象成与世隔绝的孤立“原子”，认为分析生活在“孤岛上的鲁宾逊”，就可以寻求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甚至武断地扬言：社会科学的“事实”充其量不过是我们所做的关于个体行为的假设[69]，所以，“只能通过对那些作用于其他人并且由其预期行为所引导的个人活动来理解社会现象”[70]。

然而，系统科学的严厉判决彻底粉碎了个体主义的这种幻想：“通俗地讲，整体多于部分之和，这是全部系统科学的理论基石”[71]，“在过去，科学试图解释一种可观察的现象，就要把它归结为可以逐个独立考察的个体的相互关系。但……现象不能分解为局部的事件，动态相互作用使处于较高级构形中的部分表现出不同于它们在各自孤立时的行为。简言之，考察各自孤立的部分，是不能理解各级系统的。”[72]这一坚定结论对主流经济学的打击是致命的，既然个体的线性叠加不可能得到整体的性质，社会经济活动自然也就不能简单还原为个人的经济行为，那么“经济人”假设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科学解释又何从谈起呢？

事实上，系统科学的这一幽灵早就游荡在主流经济学大厦的上空，“经济人”假设基于个体主义的信仰和方法，面对那些具有复杂联系、不可分割的经济系统时已经明显地表现出力不从心，只见局部、无视整体，尤其当它将个体特征分析殆尽后，如何过渡到整体便成为一道几乎不可逾越的鸿沟。“总体经济行为绝非个体经济行为的简单加总”[73]，对局部来说成立的东西，对总体未必成立[74]，曼瑟尔·奥尔森就明确指出：在严格坚持“经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下，“理性经济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75]，当个体利润最大化时，并不能得出集体利润最大化的结论；阿罗不可能性定理也说明：个人福利的简单加和不一定与社会福利一致[76]。因而直到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宏微观之间依然严重割裂、望壑兴叹，一个具体而活跃的国民经济整体在理论上却不能从微观到宏观给出逻辑一致的解释，这已然成为主流经济学庞大身躯的“阿喀琉斯之踵”[77]。

 

（3）由此导致的“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科学的一个公然诈骗

在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逻辑体系中，人之自然个体形式与人之社会组织形式没有任何区别，都被自然而然地视为“经济人”，都是以最大利益为动机并且能使自己行动实现最大利益的行为主体，个体的人是“经济人”，家庭是“经济人”，企业是“经济人”，甚至政府，也是“经济人”[78]。

这一切都看似平静而平常，可是一旦放大曝光，纰漏马上就会显影出来：人之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会具有所谓的“先验人性”？为什么会具有所谓的个体的人之自然属性、生物学属性和心理学属性？主流经济学家们从来都没有对这种属性赋予过程给予任何的逻辑证明，也就是说，没有证明人之社会组织形式为什么和人之个体同样具有“经济人”属性。事实上，他们既不想证明，也无法证明，因为社会组织并不等于成员的简单加和。在这里，“经济人”假设对经济科学耍弄了一套瞒天过海、移花接木的魔术把戏。

 

作为一门学科的研究原点，“经济人”假设存在巨大的缺陷，“只用一个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不变动机来概括一切人的行为动机必然要犯以偏概全的错误，一个理论逻辑上的优美并不等于它完全符合实际”[79]；而且那些极端苛刻的前提条件，亦使之无法于现实社会中直接运用，同时也将众多现实问题排除在经济学研究之外；但不能由此否认“经济人”作为一种研究原点在促使西方经济学真正地成为一门计量科学的伟大贡献，“我们可以尽情嘲笑‘经济人’，因为它同骷髅差不多了，但正是这具骷髅使经济科学树立起来，并得到了进步。它促使经济学从软弱无力的东西发展成为坚强有力的科学。”[80]

 

1.4 经济力学的研究原点：经济元

 

以上讨论表明：三种研究原点各有利弊，价值仅仅是一个抽象范畴，商品只是经济活动客体，“经济人”虽然是经济活动主体，但本身却有诸多缺陷并广受质疑，原因就在于它是建立在虚幻的人性假设和臆造的心理学基础之上。“本质先于存在”的先验论导致“经济人”假设也是非现实的、不可检验的、无法证实的，而包含行为心理学在内的心理分析科学至今尚在黑暗的隧道中不断摸索，距离一门成熟的学科还相距甚远，以此为基点建立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又有何科学基础可言？

当然，我们决不吝惜对新古典经济学先驱们的赞誉之词，那种大胆模仿19世纪70年代占统治地位的物理学理论并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时所表现出来的自信意识和创新精神，无论如何评价都不过分。可问题是，其重徒孙、曾徒孙们依然沉迷于18、19世纪的方法论当中而不能自拔，依然沉溺于18、19世纪的边沁功利主义当中而不能自拔，依然把经济学视为“快乐与痛苦的微积分学”，依然把“自利心与效用的力学”当作经济学的研究目的[81]，其数学框架至今“与19世纪物理学的框架仍然是一样的”[82]，固步自封、抱残守缺，却对现代物理学中的量子论、相对论、场论以及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所蕴含的哲学观几乎一无所知，Georgescu-Roegen N.对此揶揄道：“正当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开始为现代经济学奠基时，物理学一场惊人的革命扫荡了自然科学和哲学中的机械论教条。奇怪的是，‘效用和自私自利的力学’的建筑师，甚至是晚近的模型设计师，看来都没有及时地觉察到这种没落。”[83]

因此，与自然科学哲学的飞速发展相比，建基于“经济人”假设的新古典及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老套范式更加散发出陈腐的气息，以至于罗纳德·科斯认为“这个假设既无必要，也会引人误入歧途”[84]。然而经济学知识逻辑体系终究不能没有研究原点，否则将成为无源死水、无根腐木，这就需要我们从经济活动主体角度出发，遵循研究原点的一般规定，借鉴量子力学、统计力学、场论、系统科学、复杂科学等学科所蕴涵的哲学思想及其最新发展，于研究领域内重新归纳、提炼、萃取出一个新的原点来代替“经济人”假设，摒弃“经济人”假设中那些虚幻的、先验的、唯心的人性成分，使之更加符合客观现实。换言之，就是要以人之社会经济组织替代人之个体，要以经济组织一般取代人之个体一般、商品一般，来重建经济学的研究原点，并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宏微观理论的桥接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生产力范畴与生产关系范畴的契合点、甚至某种意义上也是西方经济学“经济人”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人”思想[85]的交汇点，这便是“经济元”模型提出的目的所在[86]。

“经济元”思想的最初萌芽同样来源于《国富论》。在此书中，亚当·斯密对社会分工作了深入细致的分析：“扣针制造业是极微小的了，但它的分工往往唤起人们的注意。……扣针的制造分为十八种操作。有些工厂，这十八种操作，分别由十八个专门工人担任。……如果他们各自独立工作，不专习一种特殊业务，那么，他们不论是谁，绝对不可能一日制造二十枚针，说不定一天连一枚针也制造不出来”[87]。

通常人们从这段论述中所看到的，主要是“分工与合作增进财富生产”，但亚当·斯密其实还在不经意间表达了另外一层含义：社会分工的出现和发展必然使得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由人之个体向人之经济组织形式过渡，既然扣针的制造已不可能由单个工人完成，那么对于一件完整的商品——扣针，我们只能称其是由哪个工厂制造，而不能说是由哪个工人制造，扣针的制造者不是个别劳动者，而只能是工厂，是人之个体按照一定的经济目标、分工原则和组织形式而组建起来的某种有机体，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不是个人，而是社会经济单位。对于这一点，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解说再清晰不过了：“让我们再回到亚当·斯密为了说明分工好处而举的制针业那个例子。在制造过程中，十个人联合起来比各人单干时产量不知要大多少倍，如果我们检查一下发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时就会发现，这种在商业动作上的划分，要是没有生产力向着一个共同目的时的联合，在生产上能发生的推动作用就很小。”[88]

我们注意到，亚当·斯密“经济人”假说的原型是资本主义初期参与市场活动的平民，他们没有其他特权，只能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经济动物”，但在此之后，随着经济活动的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中的人的组织化程度越来越高，经济活动的行为主体早已从人之个体形式转变为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早已从单个蚂蚁进化为组织严密的蚁群，早已从单个蜜蜂进化为分工明确的蜂群。“经济元”模型的提出基于一个不可辩驳的历史和现实：“我们生活在一个组织的社会里”[89]，经济生活中的行为主体是以某种形式组织起来的人，或者说是个体的人的某种社会经济组织形式，而不再直接指向人之个体，例如原始社会中的氏族部落、原始公社，奴隶社会中的奴隶主家庭、奴隶主庄园，封建社会中的封建庄园、手工作坊，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手工工场、现代企业、现代家庭。以人之社会经济组织的抽象体，而非以人之单个个体的抽象体，作为经济分析的出发点来解读人类经济历史与社会经济现象，将给予经济学研究一个全新的思路，这也是经济学发展中一种否定之否定的范式扬弃[90]。

事实上，经济学一词恰恰起源于对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考察，即家庭（实为奴隶主庄园）[91]，政治经济学一词的由来本意也是超出家庭这一经济组织形式而上升到更高层面[92]。经济学发展到现代，更多的经济学者直觉地、感性地意识到：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位不是个人，而应是社会经济组织，“正如原子虽是组成分子的微粒，但分子却是化学变化的最小微粒”[93]，“经济系统的组元”[94]等概念也已经频频见诸于文献。

这里先给出“经济元”的定义，随后将逐步对其内涵和外延进行更深入的揭示和说明：

经济元（Economic Unit）是具有一定经济要素和组织形式，能够相对独立地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因而也是经济资源输入、转换或转化、输出的最小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是包含社会经济体系辩证统一发展的内在矛盾或矛盾胚芽的社会经济细胞。

所谓“经济要素”，是指经济元内部的组成或非组成因素，主要包括物质、能量、信息，以及三者最精巧绝伦的天然复合体和能动转化体——劳动者，且分化组合为固形经济要素群和流形经济要素群，经济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形成一定的经济元系统结构与功能。

所谓“组织形式”，是指在一定历史阶段，根据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经济元将各种经济要素组织起来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一般形式，包括生产组织形式、流通组织形式、家庭组织形式、政府组织形式等。虽然一个社会经济体系中可能充斥着多种经济组织形式，例如在资本主义发展各个时期就存在着手工业作坊、个人公司、合伙公司、无限责任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两合公司等各种生产组织形式，但在每一个阶段总有一两种组织形式是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相适应的主导形式，而从这些具体形式中抽象出来的一般组织原则也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

所谓“转换或转化”，是指经济元系统输入端和输出端之间的经济资源变换，其中资源类型相同的输入输出变换称之为“转换”（Transform），资源类型不同的输入输出变换称之为“转化”（Conversion）。为方便计，后文都将不那么严格地混称为“转化”。

所谓“相对独立”，是指在社会经济体系中能够独立地实现经济资源输入、转换或转化、输出的职能。为此，需具备两个前提：一是能够相对独立地拥有经济资源；二是能够相对独立地作出经济决策，对一定经济资源的占有、使用、受益、处分形式，即构成完整意义上的产权，经济资源的产权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分割方式决定了经济元的相对独立性。

所谓“基本单元”，是指最小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比之还小的、分解出的每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都将无法独立存在并执行原有的功能。

从这个定义出发，现代社会中，家庭、厂商、政府、非营利组织等都属于经济元的范畴。一般而言，个人不是经济元，除非其通过独立的方式参与社会经济活动，例如个体手工业者、一人家庭等，但它们不过是厂商、家庭等的特殊形式。

现实社会经济活动中，个体的人多是以某一组织成员的面目出现，所行使的也是该组织授予或指定的某些职能，是“社会组织中的一分子”，“某一特殊行业或产业团体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孤立的分子”[95]；而且，同一个人往往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经济元隶属关系，在不同经济元中充当着不同的成员角色，并可能表现出不同的经济性格特征，例如工作时间作为企业成员可能精打细算、锱铢必较，工余时间作为社团成员可能慷慨解囊、一掷千金，下班之后作为家庭成员可能不奢不俭、正理养命[96]。因此，从这一角度而言，将“经济元”而不是“经济人”作为经济分析的研究原点显然更具有现实合理性。

 

1.5 “经济元”与“经济人”以及“经济元”内部的人

 

“经济元”模型，同“经济人”假设一样，都是从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角度出发，试图为经济学寻求一个知识逻辑的初始化起点，即一个经济学中最一般的研究对象，运动规律和演绎过程建立于其上的“始基”[97]，但二者的观察视角和分析思路却有着本质的差异：

（1）“经济人”假设是以人之个体作为原发研究对象，其基本方法只能是人性假设和心理假定，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也被狡黠地混同为人之个体，获得了所谓生物学和心理学属性。为了给这种人性假设披上一层科学外衣，现代西方主流经济学不得不将哀怨的目光转向行为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然而由于“经济人”的心理设定太过超前、脱离实际，以至于这些学科自身的不成熟性和仅有的一些实验结果无法给予其更多的支持。

而“经济元”模型则是以人之社会经济组织形式作为原发研究对象，这是遵循科学哲学规范对现实经济活动中行为主体的合理归纳与抽象，因而采用的基本思路是现代系统论，包括现代控制理论、耗散结构、突变论、协同论、混沌理论、灰色系统理论等，在具体方法上则佐以模糊数学、离散数学、有限元法、图论、场论等与之相配合。

（2）“经济人”假设中的人之个体是均质的、无差异的低等动物，其行为逻辑是建立在利益最大化基础上的“膝跳反应”，是类似只要“如果”就会“那么”的简单的条件反射，这种框架下的研究重点自然是个体经济行为中所谓的心理反射弧。

而“经济元”模型则是以现代系统论为基础，将经济单元视为一个经济资源输入、转化和再输出的有机组织系统，即使再简化，也是一个“黑箱”（Black Box）或“灰箱”（Grey Box），从而可先重点研究其在现实社会经济体系中的复杂运动，必要时再去剖析“箱”中之物。

（3）“经济人”假设研究的是非现实的人在非现实世界中的经济行为，其行为环境是一个能够使经济人按照其意愿自由行动的“完全竞争市场”，即一个非现实的“理想世界”，即便如此，也依然无法保证经济人行为序列的确定性、一致性和可重复性。

而“经济元”模型本身来自于对现实经济活动行为主体的归纳、总结和抽象，所研究的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单位在现实世界的经济行为，其行为环境就是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

因此，重新构造“经济元”模型并作为新的经济学研究原点，不是“经济人”假设的升级补丁，而是一种质的扬弃和跃迁。如果硬要类比的话，“经济人”假设近似于经典力学中的“质点”假设，“经济元”模型更接近于现代生物学中的“模式细胞”假设，而马歇尔早已明确指出：“经济学家的圣地应当是经济生物学，而不是经济物理学”[98]。事实上，主流经济学家们对“经济人”假设也曾翘首以待、寄予厚望，希冀它能起到类似于“质点”在经典力学中那样的核心作用，但他们恰恰忘了：“质点”、“点电荷”、“理想气体”等都是对现实对象的合理归纳、提炼和抽象，绝非虚幻的、先验的、唯心的假定，“这种归纳不是某种‘先入之见’的信仰，而是对丰富的实践经验的承认”[99]，是可以而且必须还原到现实世界中去，并在现实世界中才能获得验证的。

“经济元”模型作为“经济人”假设的扬弃对立物出现，虽然仍大量包含着“经济人”假设中的合理因素，但已不再像“经济人”假设那样寻求成为经济学的“质点”，以求建立“经济学的机械力学分析范式”。因为“经济元”首先是一个系统，是一个最小可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系统，同时又是构成更大规模或更高层次的社会经济系统的基本单元，本身具有自我组织结构、自我目标取向、自我动力机制和自我运动规则；而且经济元依然是可分的，只是比之还小的、分解出的每个组成部分在社会经济活动中都将无法独立存在并执行原有的功能，正如生命体是由核酸、蛋白质、多糖等生物大分子所组成，生物大分子是由核苷酸、氨基酸、单糖等生物小分子所组成，生物小分子是由碳、氢、氧、氮等原子所组成，原子又是由中子、质子、电子等以更复杂的形式构成，但我们却不能直接以原子甚至质子、中子、电子来解释生命体的运动规律和特征。经济学研究也应当作类似的层次划分，才能揭示不同层次的经济运动规律，特别是每个层次的独特规律，而不是像无所不能的主流经济学说那样，将特定层次的研究结果肆意推广到其他层次，因为“层次之间由于新质突显而有质的区别”，“企图用一种语言、一种理论来表述各个层次的规律是不会成功的”[100]。

在经济元内部，作为其组成成员的人之个体可以是各式各样、变化万千的，无论是“经济人”、“道德人”、“社会人”[101]；或是四种组合：主观利己，客观利己、主观利他，客观利他、主观利己，客观利他、主观利他，客观利己[102]；或如八种分类：绝对利己、绝对利他、绝对害己、绝对害他、利己利他、害己利他、害己利己、害他利己[103]；但不管如何分类，对经济力学都已不重要了，因为那是另一个层次或另一些领域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而不再是经济力学讨论的范围，经济力学以且仅以“经济元”这一现实抽象模型作为研究的出发点。

 

图1-1 经济学研究原点演变及相互关系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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