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焦点显然不在于中国是否需要“思想”而在于是否需要“市场”——是让思想之花一枝独秀还是百花齐放。

二、其实，“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只不过是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而已，就如同“面包”与“烧饼”、“西服”与“唐装”、“小洋楼”与“四合院”等一样。

三、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无所谓是与非，“爹打儿子”在美国人眼中是侵犯人权但在中国人眼中则是爱之深切（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是祸害），“儿子与爹相互拍肩膀”在美国人眼中是父子情深但在中国人眼中则属大逆不道，其实谁也没错，凡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事实上，“一枝独秀”与“百花齐放”都是人类文明的孵化器，前者为人类孵化出“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之瑰宝，后者为人类孵化出“四大发明，长城运河”之瑰宝；“二战”胜利的旗帜就是由这两者共同点缀的、“二战”中若是只有西方的“百花齐放”而无斯大林旗帜下的“一枝独秀”也许“二战”的历史就要重写了。“百花齐放”与“一枝独秀”乃是人类文明之花中“理一分殊”的俩兄弟，若说这两兄弟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只不过是功能上的差异而已——

“百花齐放”能够解放个性——凡通过个体努力而发明的东西都是（至少是大多数）在“百花齐放”下诞生的；

“一枝独秀”能够形成合力——凡需集举国之力才能办成的事情（长城、运河、金字塔等）都是在“一花独秀”下诞生的。

在“百花齐放”下个人的重大失误不可能导致全局性的灾难，但在“百花齐放”下个人的英明正确也难以形成“歩调一致”的强大合力；

在“一枝独秀”下个人的重大失误可能会导致全局性的灾难（大跃进、文革），但在“一枝独秀”下个人的英明正确则能形成“歩调一致”的强大合力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任何事物总是一物两体的，天底下没有完美无缺的东西。大脑的左、右两半球虽各具功能但在维系生命存在这一点则是完全一致的。

四、不同的花儿只能在不同的土壤上开放——咖啡只能生长在南美而不能生长在北欧，企鹅只能生活在南极而无法生活在赤道，在东方的土壤上华盛顿、邱吉尔无法一展才华、治理天下，在西方的土壤中毛泽东、邓小平亦不能大显身手、定国安邦。“裘皮大衣”固然好，但不能因此就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生活在赤道的人）都得穿它；“比基尼”虽然美，但不能因此就要求世界上所有的人（包括生活在北极的爱斯基摩人）都得穿它——上帝虽创造出了这棵星球但却没有创造出能适应任何花儿生长的土壤，西方的土地可以用“百花齐放”来装点，中国的土地只能靠“一枝独秀”显春色、这并非谁人的主观意愿而是有其必然性——

袁世凯当初也曾拥戴共和，然一经大权在握便立即皇袍加身、改元称帝；

国民党以三民主义起家，然一经当政便“集权力于一人，集思想于一个脑袋”；

共产党打江山时高唱“建立了敌后根据地，实行了民主好处多”，然一经座江山后便断然宣布“我们就是要实行独裁”；

邓老爷子当初也曾力主“思想解放”，然一经成为领导核心后则“坚决反对自由化”；

——这些难道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必然因素在其中呢？

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乃国际市场上的后来者、欲在国际市场上与发达国家的企业展开竞争并取得成功就须充分借助集中（国家）对分散（单个企业）的优势这一法宝。“科技兴企”固然重要，但爱迪生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集约化、集群化、国际化乃现代企业的必由之路，没有集中怎能实现这“三化”？历史上：没有罗斯福的“新政”美国就不可能走出三十年代的经济大危机，没有“斯大林主义”就没有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没有共产党的“一党执政”中国就不可能在人均GDP还不到一百美元的基础上迅速建立起重工业体系；那么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一枝独秀”就没有中国现代化事业的成功。著名学者王绍光先生讲的对：当今中国应对挑战的首要一招就是要加强国家的控制力。是的，只有加强“控制力”才能应对挑战、谋取发展、实现赶超；而思想上的“一枝独秀”则是加强“控制力”的前提和保障，因为思想对行为有着巨大的反作用。若是13亿之众以一个思想统一起来、以一个声音来说话、以一个姿势来动作那将产生多么大的力量啊，这力量足以排山倒海、改天换地、何愁不能尽快实现“起飞”和“赶超”呢！

其实不独中国，事实上凡东方国家无不是借助“一枝独秀”来实现经济起飞的——

毛泽东搞绝对权威、一元化领导能让积贫积弱、屡遭外侮的“东亚病夫”站起来；

邓小平行铁脸治国、不怒而威能使国人富起来并看到“崛起、赶超”的曙光；

新加坡能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李总统光耀老先生乃功不可没。李总统主政期间的新加坡是“百花齐放”还是“一花独秀”？世人皆知；

南韩跃居“亚洲四小龙”乃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节恰好“正熙”兄在一手遮天；

台湾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亦起步于20世纪60年代，那时节适逢“两蒋”在乾坤独断。老李旦开“百花齐放”之风气后便“乱哄哄你方唱罢我蹬场”经济发展势头锐减。“两蒋”独秀之，台湾有发展；老李开“百花”，台湾乱象生；

香港也处“亚洲四小龙”圈内，然香港百年来行的是总督制而不是“民主”制、那总督大人是由英王任命的而不是由港民选出来的；

据说越南的经济发展也不错，然越南恰也是“一花独秀”、一党当道；

美国著名的企业家艾科卡先生在观察了日本的经济起飞后议论道：“在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对于日本工业界的全面影响大到令人难以信置的地步。战后日本开始其重建工作时，政府就把汽车、钢铁、化学制品、造船和机械制造等当作最重要的工业。换句话说，日本的经济命运不是交付给放任经济的自由竞争。而且，日本不是苏联，苏联实行彻底的计划经济，日本完全不是这样。日本实行了一种有目标、有重点的制度，使政府和工业界能够通力合作完成其国家目标。”有资料表明：“二战”前日本的经济增长率乃高于战后，“二战”前日本是个典型的“一枝独秀”国家而战后则被“麦帅”用刺刀塞进了“百花”的佐料，不难想象，若是没有“百花”佐料的话也许日本会创出更为惊世的“经济奇迹”呢。事实上，今天的日本也并没有开出与“天皇之花”相佐的“花儿”；

不错，朝鲜在金氏父子的“一枝独秀”下其经济搞得却是一团糟，这也是事实、但这只是一比七的事实。

故，中国不需要、更不能在思想领域搞“市场化”——起码是现在不能。

读者：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