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泰勒的《科学管理原理》问世后，随即风靡全球，泰勒本人也被称为"现代管理之父"。但是大家可曾知道，在中国也有一位现代管理之父，他就是中国著名的近代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杨杏佛。

1915年正在美国康耐尔大学攻读机械工程的杨杏佛就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杂志《科学》上发表了一篇《人事之效率》的论文，在这篇最早的中国人介绍科学管理的论文里，他指出：效率"其定义为功与事之比，盖含有算学之意味焉。"他举了个例子，认为俗语所说的"事倍功半"，其效率为0.5/2=25%，而"事半功倍"其效率为400%，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步，"皆此效率思想之使然"。"以国视国，又唯效率为衡其盛衰强弱焉。"接着他分析到，当时中国的的财政收入为0.593。金元，而日本为6.48金元，因此"日人之效率十倍于吾人"。中国对人"用非其长，任非其习，任异其量"，不讲究效率，他认为必须大力宣传泰勒的管理思想。

杨杏佛在文并提出了提高效率的解决之道：

1、效法，指学习和仿效，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拿来主义"；
2、竞争，"有好胜之心，而后进步"，认为"人与天竞"、"国与国竞"，并提出了"业竞"、"人竞"等概念；
3、忠事，指忠诚于事业，也就是现在我们经常讲的敬业精神；
4、专心，指养成一个良好的习惯，有成功的欲望；
5、奖酬，"凡物之足使受者满意者，皆奖励"，他最早提出了绩效考核的管理方式；
6、愉快，要使自己调整到"最佳心境"；
7、舒徐，即松弛，"行事得法，舒徐有节"。 

杨杏佛在1916年获得康耐尔大学的机械工程学士后，继续到哈佛攻读MBA，并在福特汽车厂实习，积累不少心得。1918年回国后，仅接着在《科学》杂志上又发表了《科学的管理法在中国之应用》一文，提出了"人与人群居，不有制度无以收合力互助之效，组织既兴，则管理法随之"的观点。在文章里，他也提出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强调教育训练的重要。对于在中国推行科学管理的前景，杨杏佛充满乐观。这些观点在闭关锁国的当时无疑是一阵新风，令人耳目一新。

杨杏佛不仅仅是宣扬科学管理的第一人而且身体力行。他回国后，曾经任汉阳铁厂成本科长，南京高师（即现在的东南大学）商学科主任，工学 与经济学教授等职。1924年开始他追随孙中山，任孙中山的秘书，并随同孙中山北上谈判，孙中山逝世后，他是治丧总干事。以后又与蔡元培一起组建大学院，1932年他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一起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他也同盟的总干事。1933年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

杨杏佛作为杰出的管理科学的推动者和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无论在哪一个岗位上，他都雷厉风行、锐意改革，表现了他杰出的管理才能，无愧于中国现代科学管理的第一人的称号。然而随着他的离去，他的"实业救国"、"科学救国"之梦最终成为中国管理史上的一大遗憾！（2003-1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