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缺德学
我还对缺德的社会现实源流进行了考察。例如楚国大臣费无极向争权的郄宛建议安排阅兵仪式招待宰相，然后它又对宰相说：“危险！这里布置了大量的军队”。宰相大为恐慌，于是调来部队，把郄宛杀个片甲不留；鲁穆公欲用吴起为将，抗击齐军，但因为吴起的妻子是齐人而犹豫不决，吴起知道后，竟回家取了妻子的人头，献给穆公；魏国将军庞涓因为嫉妒同学孙膑的才华，而将孙膑诱骗来魏，处以膑刑，挖去膝盖骨。
鲁国宰相叔孙穆子凌驾
我还研究了缺德的表现、手法及技巧：忘恩负义，阴谋诡计，残忍狠毒，荒淫无耻，中饱私囊，见死不救，破坏公物，及36计等。
缺德有何定律和理论？
有上行下效定律––––––––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当官的缺德则下面的人学着缺德。
加速扩散定律–––––––当世风日下，缺德的人数以算术级数增加时，缺德的现象和事件会以几何级数迅速蔓延开来。
互动定律––––––––缺德现象会相互“传染”，相互影响，并且人与人之间会变得以坏对坏，以缺德对缺德。
减弱定律––––––––当缺德的现象在人们身边越来越多时，它对人们心理的震撼力会减弱。
加强定律––––––––当缺德会带来好处和利益时，缺德的手段和风气会加强。
理论还有道德法律理论––––––––缺德只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未触及法律，所以无所谓。缺德者以此来为自己开脱。
肉体灵魂理论，也可叫小偷大盗理论–––––––小的缺德犹如小偷，虽然不好，但总比当官的贪污受贿、生活糜烂、做窃国大盗好。妓女说：“我出卖肉体总比当官的出卖灵魂好。”
目的手段理论––––––––只要目的正确，运用缺德的手段达到目的也可以。
另外，还有缺德政治学–––––––搞政治是不能讲道德的。谁能在政治斗争中获胜，谁就能控制舆论、书写历史，从而把自己描绘成正确的化身。政治家不是道德家、慈善家，可以不择手段。
缺德社会学––––––––社会竞争的激烈促使人们以缺德来谋求生存。社会竞争越激烈，缺德的人越多；社会制度、法制越不完善，缺德的现象就越不受人们的谴责；缺德反映的是社会价值规范的松弛、解体，因此，缺德社会学也是缺德文化学。
缺德心理学––––––––缺德者总是在心里为自己开脱、辩护：只怪别人缺德，自己不得不还手；我不是缺德整人，而是他不好；当今能有几个不缺德的人？我缺小德，有能耐的人缺大德；什么缺德？我是看破红尘！缺德怎样？总没犯法吧！道德往往都是陈腐的、约束人的，缺一点也无所谓；我的文化素质不高，做不了那么好。……缺德者心理可谓五花八门。
中国缺德学，又一新的交叉学科，科学园中的又一奇葩！
“中国病”
从前，西方人称中国为“东亚病夫”，是指国民之羸弱、国力之衰微、国家之纷乱，此病已基本治愈，中国人可以昂首挺胸于世界。可是，殊不知中国还存在另一痼疾沉疴，虽积重难返，病入膏肓，但自己犹未警觉，不加治疗，所以，它更加危险，此即“中国病”。
中国病之症状有五，一为“官本位”。中国社会从来以“官”为中心，行政权力（而不是法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当然，
二为“窝里斗”。中国政治型传统文化（中国文化围绕着平治天下的政治目的来展开）推崇谋略权术（孔孟推崇仁政、礼治的谋略，老庄推崇权变、无为的谋略，商鞅韩非子推崇计策、法术，孙子鬼谷子推崇诡道、阴谋），加上人口过多、大家都挤往当官的狭窄道路，使得社会充满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激烈较量，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内耗巨大（如今许多海外留学生不愿回国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勾心斗角太厉害”，“人际关系太难处”），人们难以合作（一般称中国人是集体主义者，其实，人们只是表面上追求一致，以避免“枪打出头鸟”，而骨子里则各行其是。中国人或单枪匹马闯天下，或自立门户闹分裂，称为“宁为鸡头，不为凤尾”，所以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小公司多如牛毛；而大陆公司间商品出口则竞相降价，损失惨重，不像日本人擅于协调合作；人们常说：“一个中国人是条龙，几个中国人是条虫”）。
三为不讲道德。尽管纸上写着一流的道德，可现实中的许多中国人虚伪（喜欢虚假的应酬、言不由衷、阳奉阴违）、残暴（中国人信奉“无毒不丈夫”，信奉暴力，几千年历史充满暴力夺权和残忍的杀戮，我们有着几千年的剥皮、砍头、挖心、炮烙、凌迟、诛族的光荣史）、自私自利（尽管上从《尚书》下至“文革”都要斩尽杀绝“私”字，要求人民“兴公灭私”、“狠斗私字一闪念”，但许多中国人却变本加厉地唯利是图、损公肥私。所以，有识之士称中国人“有私无公”；与此相反，西方人容忍一己之“私”，并顺乎私欲，尽量满足人们的物质欲望，为之建立起市场经济，而社会的公德意识、文明水平反而越来越高）。所谓中国为“礼仪之邦”、“道德之国”，实为自欺欺人。可叹一些中国人“斯文”扫地，诚实心、爱心、公共心全无（倘若路有死伤危难，许多中国人是不会费举手之劳去救助的；公家的东西无人爱惜，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四为奴性、惰性巨大。长期的小农经济、闭关锁国使得国人逆来顺受，奴颜卑膝，墨守陈规，惧怕变化，怯于改革，闲散懒惰，无责任心，无敬业意识；还有，思想上的封闭保守，坐井观天，安土重迁，不敢为天下先，以及摧残精英、否定个性、封杀思想（中国古代存在着人才负筛选机制，擅于溜须拍马、奉迎钻营的庸才平步青云，而有个性、有思想的人往往遭遇不幸）、遏制创新（以注解经典、背诵八股为神圣，不许离经叛道），等等，导致社会长时期的停滞或退化。
五为经验主义、世俗主义泛滥。中国人一味地沉迷于感性、体验思维（中国哲学的方法即是感性、直觉、顿悟、体验），一味地迷恋实际（中华民族是最重实际的民族，不善玄想）、经验（浩瀚的历史典籍皆为经验之资），止于混沌的思考、现象的记录（这也是中国古代科技的特征），否定抽象理性和理论体系（逻辑思维等没有发展起来，《论语》《道德经》等著作只是片言只语、名言隽语的汇合），急功近利（不做没有眼前利益的学问），浅尝辄止（中国人的哲学思维也是泛而又泛地讲述“道”、“天”、“理”等，没有确切的定义，没有深入的探索）；我们沉溺于人生享乐、富贵长寿（几乎没有超越人生的思考，没有地道的宗教，中国禅宗、道教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以宗教的名，行世俗之实，而追求自然适意、升天长寿，甚至大行房中之术；我们对宇宙、精神、逻辑玄理等等都不感兴趣；为了长寿，我们则费尽心机地炼丹、练气功、药疗、食疗），沉溺于功名利禄、光宗耀祖，社会永远处在“福文化”、“大团圆文化”、“吃文化”的喜庆之中，无危机意识。
“中国病之病因何在？”
“中国病”的根源在于小农经济、权力和资源的国家垄断（小农经济既是专制主义的最佳土壤，又导致世俗主义的眼光狭隘；古代资源和工商业的官家垄断助长了官本位；专制主义、世俗主义和官本位又共同造成阴谋权术的泛滥和理性道德的沦丧）。由此，造成封建社会无法治、无规则、无道德、无民主、无人权、无创新的现象。
邓小平及其后的改革正在试图改变这一切，但愿能够逐渐治愈或减轻“中国病”，或者至少唤起人民对病症的充分认识和高度重视。
治愈“中国病”，非得继续推进改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进行大胆而全面的变革不可！非得塑造“新中国人”不可！
“文革”与“中国病”
“文革”以封建的形式反封建，背着传统反传统，成为中华民族劣根性的集中暴露、“中国病”的大发作。
“文革”批斗各级官员，看似试图打破官本位，但实际上又强烈地暴露了中国人的官本位、个人崇拜、权能主义（行政权力万能主义）意识，如封建时代行政权力决定老百姓的命运，政治权力干预民间一切生活，“早请示，晚汇报”；一些人喊“万岁”成癖，信奉“一句顶一万句”；反法治，反权力监督，“砸烂公检法”，等等。
“窝里斗”是“文革”的典型特征。中国人发明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越乱越好”等现代“窝里斗”、“内讧”理论，上有所好，下必行焉，于是，红色恐怖蔓延，“炮轰”，“横扫”，“戴高帽”，“喷气式”，“开膛摘心”，“人肉宴席”，“刀剁屁股”，“开水洗澡”，“打靶”，“上吊试验”等暴行风靡一时；揭发父母，夫妻开战，卖友求荣，派性斗争，文攻武卫……，窝里斗悲惨热闹非凡；内斗之言辞也上纲上线，有排山倒海之势，什么“恶毒攻击”，“别有用心”，“疯狂叫嚣”，“罪恶勾当”，“砸烂狗头”，等等，不一而足；内斗的人们忽而飞黄腾达，忽而横遭凌辱，令人目不暇给，唏嘘不已。
“文革”中，中国人的道德扫地，可谓出尽丑相。有密室策划，有罗织罪名，有断章取义，有突然袭击，有引蛇出洞，有倒打一耙……，玩尽智巧，无所不用其极！或打倒别人，抬高自己；或背叛亲友，向组织告密；或察言观色，见风使舵；或赌徒压宝，投机取巧……。人们自私自利，唯利是图，可是口头上却大喊“斗私批修”，“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
“文革”把中国人的奴性、惰性暴露无遗：什么“三忠于四无限”，跳忠字舞，喊“万寿无疆”，唱“红太阳”，“大救星”；什么“紧跟”，“天天读”，“红海洋”，“最高指示”，“句句是真理”……。全国人民把命运交给领袖一人，由一人代替了亿万人思考。而且，就像鲁迅所说：当惯了猪狗的人只知道人都是猪狗；奴才一旦得势，比主人还凶……；的确，得势的一群中国人把 “死有余辜”的另一群中国人打成“牛鬼蛇神”，“黑五类”，要“批倒批臭”，“永世不得翻身”。奴才们此时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经验主义、世俗主义在“文革”中也有深刻的反映。反知识、反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泛滥，什么“知识分子是最没知识的”，“无知识光荣”，什么“臭老九”，“五七”干校，“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什么“血统论”，“根正苗红”，等等，皆大畅其道；还有世俗主义的“人间救星”思想、不择手段的功名利禄追求、“一派大好”“不许抹黑”的观念……，纵然文革时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可依然是歌舞升平，歌功颂德，等等，都是“文革”对“民族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中国病”造就了“文革”，“文革”暴露了“中国病”。欲治“中国病”，不能不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文革”！
中国人的官僚主义病
何为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病的症状有，机构臃肿症–––––––由于行政权力支配社会，安排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由于干部铁交椅，能上不能下，同时又要“培养接班人”，加入新人，因此，导致政府机构庞大，部门林立，企事业单位机构重叠、人浮于事的状况。如县镇有党、政、人大、政协、工会、妇联、文联、共青团等机构，环保局、土地局、粮食局等几十个科局，以及精神文明办、拥军优属办等数不清的办公室；一个单位也往往有党、政、工会、职代会、妇联、共青团、党校、计生委，甚至公检法、各科局等众多机构。
办事扯皮症––––––由于机构重叠，管事的“婆婆”多，因此容易形成滥加干预、政企不分、部门利益主义，以及办事扯皮、踢皮球、不负责任的现象；欲办事，不把上上下下、左邻右舍的关节打通，往往很难办成；企业成天围着政府转，到处“烧香磕头”，要资金，要指标，要外汇，要批示，无暇顾及企业管理。据报道：一家工厂的基建项目在申报过程中一共盖了745个大印；南京中央大厦工程项目所盖图章超过1000个。每个图章都代表舍我莫过的关卡。
懒散作风症–––––––“一杯茶，一盒烟，一张报纸看半天”，这形象地描绘了官僚主义的懒散作风。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无用了。”一百年后，恐怕还可以这么说。在一些办公室里，溜须拍马，吹牛聊天，打牌玩乐，浮夸作假，墨守陈规，蠢材政治盛行；这些父母官们遇事则敷衍塞责，官气十足，难怪老百姓称之“门难进，事难办，脸难看”。
官重民轻症、主仆倒挂症：少数人从革命者倒退为封建官僚，不讲为人民服务，只讲权势、利益、享乐；口头上称“人民公仆”，实际上成为称王称霸的社会主人；他们独霸一方，官官相护，仗势欺民，视人民为草芥；或“吃喝嫖赌全报销”，或“公安司法一手遮天”；凡事迎官而解，群众望官兴叹。老百姓说：“一等公民是公仆，人民为他谋幸福！”而且，老百性由于长期受压抑，地位低下，因此自卑心理浓重，自觉低官一等，见官则受宠若惊，热泪盈眶，点头哈腰，曲意奉承。
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一是终身制。干部终身，只要不犯“错误”就不降职；因此，惹得官员们以保官为第一，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即使犯了错误，只要没得罪顶头上司，也可易地做官；再说，有好几类情况不算犯错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是因为各地情况不一样，要“实事求是”地办，所以不算；地方主义、部门主义––––––是为了搞活经济，不算；吃吃喝喝，滥花乱发，只要不把钱往自己兜里放，不算；瞎指挥，造成国家重大损失，其出发点是好的，情有可原，再说银行、计委、企业及其他部门都有责任，所以不算……。官员捱到离休，也有平衡法：封为局级巡视员，处级调研员，等等，待遇不变，所以终身享受富贵。
官僚主义并发症之二是腐败症，也叫腐败定律：在封建社会，皇帝视天下为私有，因此，天下的珍玩美女尽归自己；但皇帝不能仅自己占有，也得收买人心，让大臣们沾点光，所以，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甚至公然地让大臣们贪；再说由于没有监督机制，皇帝想管也管不住啊。因此可以说，封建时代存在着有组织的贪污受贿现象。权臣梁冀、和珅的家财甚至达到中央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几倍。“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钱”，即是官场腐败的写照。到如今，官僚主义的腐败症并未随着末代皇帝而消失，而是仍然十分严重。企业尽可亏损，但一些领导照样大吃大喝，损公肥私；照样拿回扣，拿好处费，收取贿赂；甚至企业破产，他还可在处置企业财产时贱卖国有集体资产，捞取个人好处；还可易地当官，重新开始一轮发财之旅。老百姓称之“穷庙富方丈”，“亏国家不亏自己”，“企业的蛀虫”。在政府机关，腐败大案也屡见不鲜，权钱交易，权力寻租，官倒，批文，指标，充当保护伞，等等，腐败手段各式各样，屡有翻新。待到腐败之风甚炽，民怨沸腾时，政府则开始“严打”，可惜治标未治本，制度、法制的弊端、漏洞依然，因此，腐败虽暂时有所收敛，但“严打”之后依然，甚至更盛。难怪孟德斯鸠说：“绝对的权力意味着绝对的腐败”，此即腐败定律，千古不变。
君不见官僚主义做官法？他们党同伐异，互相倾轧，唯我独尊；大事小事请示汇报，一字不错低头念稿，多多重复报上口号；对上司满脸堆笑，对下属板起面孔，对百姓趾高气扬；“决心在嘴上，行动在会上，落实在纸上”；“官出数字，数字出官”；“发财靠胡来，当官靠后台”；“口头上马列主义，实际上封建主义”。
还有官僚主义相官法：真正的人才往往有棱有角，不太听话，不甘平庸，不愿阿谀奉承、委屈求全，因此当官要庸才，难怪有人说：“干部无才便是德”。再说，人才难驾驭，万一人家高升了，还不得气死自己！中国官员最不服的，就是曾为自己部下的人当官比自己大。所以，人们总结出教训、经验谈：“武大郎开店，不要比自己高的”，“选官不要有德有才，只要听话有后台”。在官僚那里，“听话”，成为评判标准；有没有后台，成为提升的关键。
一些人还发明了小官大做法。即使是乡长、科长，甚至股长之类的小官，也有摆官架子、抖威风的做官法，求见先经秘书，办事且遭冷落，天天大摆宴席，出外前呼后拥，见到更小的官儿先大加训斥，来个下马威，等等。
––––––––––大官小做法：有时官做大了，才知道谨小慎微，不露峥嵘，才能爬得更高；当两派斗争激烈、无法取舍时，当权者往往选拔默默无闻、中立中庸的部下。因此，聪明者得出结论：大官应当小做！不声张，不露馅，不独断，不自以为是，尽量做出团结同事、亲近民众、倾听呼声、为民排忧解难的样子，才算高明。
––––––––––闲官忙做法：有些闲职之官奈不住寂寞、闲静，搞繁文缛节，文山会海，不仅大会小会一概参加，而且再亲自策划、主持一二个“学先进”、“经验交流”之类的会，因此他整天看似忙作一团，其实，几乎没做几件正经事。
––––––––––忙官闲做法：有些人本是忙官，身系百姓安危，负责一方一事，可他熟谙官场，游刃有余，知道得过且过，敷衍塞责，只要稳稳当当，不犯大错误，就能步步高升。因此他只顾天天“取经”、“参观”、作报告，在各种会上“泡”，乐得逍遥。有人写了一首《会海铭》，对这类官僚主义者刻画得惟妙惟肖：
“心不在会，到场则诚；话不在妙，开口就行。斯是会海，唯我畅泳。摆摆龙门阵，唠唠山海经。累了伸懒腰，闷了看电影。可以打呼噜，挖鼻孔。无群言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还可喝两盅。心里云：何苦之有？”
还有人借李清照的《声声慢》，作词讽刺懒惰的“命官”：
“慢条斯理，圈圈点点，不慌不忙不急。酒足饭饱时候，最好休息。一摞一摞文件，怎奈我，懒得动笔。不批示，不费心，好在责任不负，画个圈儿何意？天晓得，谁能予以解析！圈阅，圈阅，单表老子已阅！不干事最相宜，人宁事息。这次第，却一个懒字了得！”
––––无风险做官法：画圈法。林彪说：“主席画圈我画圈”。“紧跟”上司最保险。上司没表态的不说，上司没批准的不做；点头法：对上司只管拼命点头，唯唯诺诺，不表现自己，不求政绩；查办术：对于媒体已经曝光的、上司知晓的事情，要雷厉风行，彻底查办。其余的则可敷衍了事，息事宁人，得过且过，保证无人追查。万一底下有人告状，则斥之无理取闹，同时给他“穿上小鞋”；表现术：在上级主持的会议上，要率先发言，及时称赞上级决策的英明正确，同时表一表自己的坚定决心，吹一吹自己的政绩。下面人做过的一切事情都可揽为己有，成绩不妨拔高，数字不妨大改。还要密察上司的私欲和要求，千方百计、不惜代价也要给予满足，可以送手机汽车，可以给买房买地，也可以报销一切费用；会议术：多多主持召开会议，练就能熟背报纸的口若悬河的说话本领。把开会当成政治待遇，笼络人心，谁坐主席台、谁的名字见报、谁作代表发言、谁出席先进分子会议，都当作自己的做官砝码。另外，还要注重运用奖励、封官、许愿等手段，让别人为自己效劳，增加吹捧自己的人数。如此来做，必可保证官位稳当无忧。
官僚主义病因何在？
病因在于权能主义政治，官本位意识，专制主义文化，小农经济与资源的官方垄断，封建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而非改革中的社会主义）的混合毒素。如斯大林的“干部决定一切”的思想在作怪；“党委挥手，政府动手，人大举手，政协拍手”，以及党与政府、人大、政协、武装力量、公检法、基层单位八位一体的传统体制存在弊端；官僚阶层、知识阶层、民众阶层三者分立，知识阶层的向导和舆论批评作用发挥不够，民众阶层的监督不力。
如何治疗官僚主义病？
官僚主义病的处方是民主和法治。列宁说：“民主是医治官僚政治体制的解毒剂。”此为真知灼见。可是，以往我们往往把官僚主义仅仅当作旧社会和剥削阶级的遗毒，不承认社会主义本身存在官僚主义的病毒因素。这是荒谬的鸵鸟式的自欺欺人的态度。有些见识的人早就看清了这一点。陈独秀晚年就希望社会主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吸取民主制的精华，以消除官僚主义等病症，其见解可谓深刻而大胆。几百年前的孟德斯鸠早就指出：“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只有把权力建立在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中，官僚主义的癌症才无生存扩散之地。
要建立民主政治，必须遵循民主三原则：多数原则–––––––少数服从多数，大政决策服从民意；程序原则––––––––执政、决策皆依法依程序而行；少数原则––––––––保护少数人的正当权益，对不同意见的少数不能歧视或镇压。
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社会，将能逐步克服官僚主义，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E-mail：[email protected]。“胡星斗中国问题学”网站：http://www.huxingdou.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