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中国：田教授，很高兴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并就中国社会改革的一些相关问题和我们进行深入的讨论。
田毅鹏 ：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和大家交流。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深入理解目前社会的特点对于未来社会改革的实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价值中国：正如您所说，目前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发生了很多结构性的变化。您作为一位长期观察社会转型的学者，是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的呢？
田毅鹏：目前大家对中国社会的转型形式、转型方向等问题进行了很多的讨论。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社会的治理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简单说来，就是由传统的政府一元治理的社会结构逐步转变为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组织、企业甚至个人共同治理的多元结构。我们可以把这样的过程概括为“国退民进”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社会各部门都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空间，政府部门的职能更多的转向了公共服务方面，社会团体承担起了更多的自我治理的责任，因此可以把当前的社会治理模式概括为“小政府、大社会”的初级阶段。
虽然从整体看来这样的转型是中国社会迈向现代化的重要步骤，但是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文化、制度的影响，在当前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因此，我们在思考目前社会现象的时候，既应当关注到积极的变化，又应该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其原因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
价值中国：您所讲到的传统社会对现代社会转型影响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田毅鹏：中国社会是一个伦理本位的社会，社会关系的模式是一种以“自我”为圆心的差序格局。特别是儒家文化，宣扬的是基于人伦之上的差异之爱，这对中国社会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样的社会格局中，人们很难将关注点过多的放到与自身不很密切的社会公共领域。因此，在目前的社会转型中，我们最缺少的是发展社会团体和自治能力的“公共性”。
价值中国：“公共性”？您所指的社会公共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
田毅鹏：作为一种分析问题的视角，公共性主要有几个特征：共有性、公开性和社会有用性，它强调以社会群体的公共福利为目，为公共事业和社会资本建设的提供合理性依据。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公共性主要是由“官”、“公”来加以承载的。特别是在儒家文化中，王朝和宗族是公共性承担的主体。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社会进入到了单位社会形态，公共性的主要承载者变成了单位，形成了“国家—单位”一体化的格局。
价值中国：目前，随着市场经济改革的推进，原有的单位社会也面临着转型的挑战。您本人也曾经对单位社会的历史和演进状况进行了系统的研究。那么，随着单位社会逐步走向终结，公共性的主体又发生了哪些新的变化呢？
田毅鹏：的确，单位社会走向终结对中国社会新公共性建设提出了很大的挑战。政府部门开始逐步退出一些公共领域，而本应由社会其他部门承担起来的公共性责任却由于非政府组织发育的不健全而出现了一些真空地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普遍的慈善捐助的风气，这影响了基金会、NGO等社会组织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公共性的发育。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中国社会来说NGO组织是一种西方的舶来品，全世界NGO最发达的国家是美国。如今，NGO来到了中国，不能直接套用美国的成功模式，而是必须完成一个本土化的过程。美国是一个市民社会很发达的国家，国家的建立和发展都是在市民社会的基础上，这和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不同。
目前，在中国发展NGO等社会组织最重要的挑战是NGO发展不应该将赢利作为目的，赢利只应该是其维持自身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手段。所以，我倡导 NGO应该进入一个微利时代。否则就会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前段时间大家都在谈论全国牙防组对于牙膏的认证资格问题，同时欧典地板事件也暴露出相关的行业协会在自身发展中过分看中经济利益，而忽视了社会利益和自身的社会责任。
价值中国：看来，您的一个基本观点是认为在目前非政府组织还没有发育成熟的今天，政府仍然应该成为担负社会公共性最重要的主体？
田毅鹏：是这样。实际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府始终带有一种权威主义色彩。在工业化过程还没有完成之前，很多社会组织还没有能力完全担负社会公共性的责任，政府的作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例如，当非典在2003 年爆发之际, 我们发现:在危机面前, 正是政府从操作层面强有力地回应SARS危机。而政府回应危机的最重要手段仍然是其传统的“国家—单位—国民”的社会动员模式。一方面, 从中央到地方的垂直的行政系统被最大程度地调动起来; 另一方面, 作为国家与国民之间的最重要的连接点——单位更发挥了关键作用。当时, 所有的单位都动员一切人力、物力和财力, 将防范非典作为第一要务。霎时间, 一个个单位都变成了封闭的堡垒, 如同古代中国战乱时筑垒自保的“坞壁”。当然, 在抗击非典的进程中, 刚刚诞生不久的自治意义上的社区也扮演了特殊的角色。值得注意的是, 在社区尚未具备“自下而上”社会组织动员能力的情况下, 其主要是以政府组织的延伸机构和单位功能的补充力量而发挥作用的。
同时，我们在肯定政府应当“有所作为”的时候防止政府行为出现“越位”的情况。应该努力作到“不越位、不缺位、不扭曲”。这是对未来政府管理改革的巨大挑战。中国社会需要建立一种既不同于以往、也不同于欧美的新公共性。
价值中国：在社会改革领域，中央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重要任务。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建立起迈向和谐社会的新公共性？
田毅鹏：首先，和谐社会中的新公共性建设是一个十分艰巨的社会工程，需要很漫长的实践过程。这需要我们具有很强的耐心。一方面，政府要努力培育这样一种有利于社会组织发展的宏观环境。另一方面，社会团体也应该加强自我约束。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新公共性建设才能突破传统文化的制约，获得长足的发展。
另外，我们也要善于挖掘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例如，墨家着重强调的“兼爱”思想，佛家强调的“博爱”思想，都可以成为今天新公共性建设的重要的思想资源。只有充分利用这些思想资源，我们的公共性建设才会获得长久的生命力。
建设迈向和谐社会的新公共性，就是要建立“国家—社会团体—个人”的和谐关系，实现一种多元的社会治理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讲，公共性是中国社会改革的核心话题之一，也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