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山竹林有话要问温铁军先生(关于土地民有制问题)

章星球 

２００３年９月发帖于新华网发展论坛

我家后山有片荆棘密布的荒山，1994年，我父亲把这块山承包下来，承包期二十年，在他的看护下，后山仅仅三年就冒出了大片毛竹林。我那年回家很惊异，父亲告诉我，其实这片山解放前就是一片毛竹林，在集体的时候被砍光了，只剩下稀稀拉拉小拇指大的几根。这些个丑陋的小山竹，我们平时经常劈了来捆柴，根本没敢想像原来他们会是美丽的楠竹。

后山竹林从集体所有到承包，这只是朝着私有化的方向挪一挪，竹林的奇迹就立即发生，竹林曾经在封建社会有过几百年的繁荣，它的受难期却与我们集体经济的寿命一样长，而它的根则一如我们悠久的传统文化，一直潜伏在地底艰难地爬行。正是竹林的崛起给了我信心，让我看中国传统文化复兴的希望，激励我从９５年开始研究和写作《中华同人道》，演绎了“文化本位社会社会”和仿生社会学，尝试以一种统一的逻辑来重构中国文化，探索新的社会理论。所以我称我的文化本位社会理论为“竹林主义”，并模仿竹林“社会”制度，提出社会转移支出从养老向养幼倾斜的“少有所养、老有所济”式社保观－－竹笋在幼年时无偿获得竹林社会提供的公共福利，得以迅速窜升到空中参与森林竞争，充足的社会保障拔高了它们的竞争平台，使竹林相对其它植物拥有了更大的竞争优势，成熟以后则向竹鞭系统（竹林的公共福利系统）反输营养。

我向父亲提出，何不投资一笔，把没有毛竹的地方全栽上杉树或者毛竹。父亲却坚决反对，说我太幼稚了，不懂得农村的“现实”，农村政策变化无常，各种林木关卡层层封锁，承包期又短，比不得自家的土地，投那么多钱干什么，你没看那些种樟树（见下文）的，他们是让谁享福了？当然，我父亲是冒险意识不够，因为我们那里有种树发了财的先例。只是，如果我们国家能消除这种本来就不需要的冒险，不是会有更多的农民走上致富路吗？ 温铁军先生说到土地的保障功能，我也非常想让这块荒山成为我的一份保障，我想投资几万元进去，把它变成一片森林。可它只有二十年承包期，父亲反对，所以我们也只好顺其自然，仅仅给了它一点禁伐禁耕牛的保护。所以虽然这片荒地最终在我的坚持下栽上了树木要，但其所谓“保障”功能还是很小。

二十年的承包期、五十年的承包期、七十年的承包期、一百年的承包期、或者，它归我所有，我完全可以自由买卖。以上几种制度会让我以不同的方式来经营它。温先生说他熟悉农村，很了解农民的想法，非常了解农村的现实，还以脚研究三农问题著称。可是在后山的竹林中，父亲和我切身感受到的现实就是，土地的保障功能就是这样随着我们对它拥有的权限成正比例上升。

再举一个例子。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家四周围有四十多颗参天古樟，风景极其美丽，这是中国古代农村生态文化的结晶，有一颗树足有一间房那么大，壮美绝伦，我此生再也没见过那么大的樟树了。还有一颗一股硕大的枝条从另一棵大树中央的一个巨大的树洞穿过，当地人视为神物，上面竟然建有一个土地庙。从我知事起，短短几年间，这些树就全被村干部卖光了。这些樟树引发我的思考， “集体”的“破坏力”是否远远大过“生产力”。 后山复活的竹林和那业已消逝的奇古香樟，正是一种鲜明的对比，它们都在无声地发问，是什么决定了它们的命运？温铁军先生，你能告诉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