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批判还需忏悔

马真明

所谓传统文化，是指周秦以降直至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以来，一批传统文化的精英，如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牟宗三以及钱穆、徐复观、张君劢、唐君毅等人，他们对于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具有深厚根底和自觉体认，同时，他们也关注着域外文化，吸纳着西学，尤其是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他们在二者间找到了切合点，用李泽厚的话来表述：大体说来，“在辛亥、五四以来的二十世纪的中国现实和学术土壤上，强调继承、发扬孔孟程朱陆王，以之为中国哲学或中国思想的根本精神，并以它为主体来吸收、接受和改造西方近代思想（如‘民主’‘科学’）和西方哲学（如柏格森、罗素、康德、怀特海等人）以寻求当代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现实出路。这就是现代新儒家的基本特征”（ 李泽厚：《略论现代新儒家》，见《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265页，东方出版社。）现在许多儒学研究者秉承现代新儒家的研究思路，高扬道德人文主义精神旗帜，弘扬民族传统文化，以期与西方强势文化分庭抗礼。李泽厚先生预测，百年之后中国文化极有可能成为世界强势文化。同时也有一大批文化人口诛笔伐儒学，认为它是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根本原因。激进者还宣称要继续弘扬“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精神，代之以新兴的强势文化来改变国人的精神性格，谋求中国的未来。

两种观点孰是孰非暂且不论，单就中国文化人的民族责任心而言就让人扼腕。这种民族责任心并非一时之心血来潮，而是几千年民族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所致，从这一方面言，我们骨血的每一个点面都堆叠着传统文化因子，要想彻底清除根本不可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把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落后挨打归罪于本民族传统文化，是推脱责任、丧失忏悔心的表现。对于中国近现代的屈辱史，以及延续到今天中国的贫穷落后的现状，我们应该自问：我做了什么？我怎么做的？我还需做什么？而不要仅仅归罪于本民族传统文化，一推四五六，站在旁边说风凉话。就象十年文革结束后，那些参与整人、革文化人的命的人，一句“那是形势所迫，时代使然”便就心安理得了。试问，面对那些屈死的冤魂、面对道德文化的沦丧、面对国家经济的窘境，我们自己需要承担的责任呢？我们需要承担那些具体责任呢？巴金先生生前多次提议要建立“文革博物馆”，提醒我们这些苟活者勿忘国耻。因为中国人是非常健忘的，经常是好了伤疤忘了痛，实际上是不愿承担责任、不愿直面自己的错误、不愿面对国旗忏悔。只愿自欺欺人、掩耳盗铃。儒家把“诚”视为行事做人的最高准则、最高境界。大凡做事不成，当反躬自问，不问其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对自己的行为做事没有虔诚忏悔，何谈知己，不知己焉能知人，不知人何谈行为做事？中国人不乏智慧，最最缺乏的恰恰是忏悔之“诚”。

当然，中国传统文化确有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某些因素，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确有警示国人的意义，但诚如李大钊先生所说：“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第41页）。历代专制统治者充分利用了儒学中有利于其政治统治的思想学说，将其权力意志贯彻于民众中，久而久之成为思维惯式，这种思维惯式正是阻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居于江湖者和居于庙堂者皆不能免，而且根深蒂固。这种思想虽然受到西方强势文化的猛烈冲击，但渗透于骨血中的东西并不会短时间内清除，是需要一个漫长而痛苦的修炼过程的。需要整体到个体反躬自问、忏悔之“诚”，没有这种最基本的功夫，何以谋求中国的未来？

在中国，“九一八”没有博物馆，“南京大屠杀” 没有博物馆，许多人对“九一八”事件发生在那一年不知道，对“南京大屠杀”残案在那一年也不知道。健忘的国民啊！需要用“实物”的重锤猛击。但首先是我们的政府有忏悔之“诚”，政府或许会以资金紧张推委，但看看那些贪官们，动辄把几亿几亿的纳税人的血汗装进自己的腰包，者能说明政府资金紧张吗？如果从我们的政府到民众都没有这种忏悔之“诚”，“九一八”、“南京大屠杀”距离我们并不遥远，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也不遥远，就会在眼前。

传统文化是精华与糟粕并存，是一体之两面，我们只能在“一体”的前提下梳理解析，而不能轻率地弃糟粕而取精华，也不能全面否定，追随强势文化。面对传统文化，我们首先需要继承，其次需要改良，但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是反躬自问、忏悔之“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