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曙光
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代，哲人热衷于政治超过20世纪，在纳粹治下更是达到高潮。整个德国思想界面对纳粹不是陷入失语症，就是缺乏免疫力———如果不是推波助澜的话。作为在海德格尔哲学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施特劳斯无法忘怀这位“我们时代唯一的哲学家”，在1933年的政治选择———成了一名纳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施特劳斯一生的基本问题意识。二战虽在行动中结束，思想上清理战争遗留的问题却刚刚开始。1948年发表的本书———《论僭政》就是他困思多年的精心营构之作。在施特劳斯笔下，古典传统复活了其当代意义。
通过细致梳理古代哲人色诺芬关于哲人与僭主的一篇短小对话，施特劳斯让我们看到古代哲人专注于沉思的爱智生活，而无意于在政治中建功立业。因为哲人追求的是不受人事影响的永恒秩序，政治却依赖于机遇和环境，变动不居是其本性。他认识到，即使再好的城邦也不过是个“意见的洞穴”，而搞哲学就是为了走出洞穴见到真理之光。
但哲人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过着孤独自足的生活。他首先是生养自己的母邦的公民，为此他对城邦深表虔敬，而不是充当城邦的牛虻，拿一套自以为是的“真理”来批判城邦的“意见”，显得自己多么有智慧。所以他从伊壁鸠鲁式的花园走向市场并不是为了获得承认，而仅止于寻找那些天性适合获得良序灵魂的年轻人，因为跟这些良序灵魂在一起，就是在追求美好事物。对于良序灵魂的热爱使他有动力来教育这些潜在的哲人，方法就是诉诸言辞的辩证法———对话。
不过，哲人与僭主的冲突也由此尖锐化。因为僭主为维护其统治，必然谋求臣民的认同。为此僭主也必然诉诸教育臣民，争取他们的承认。在哲人争取“友爱的共同体”和僭主争取其臣民之间，就必然面临冲突。哲人为此介入政治，在城邦法庭面前证明搞哲学无害于城邦；劝服僭主，如同色诺芬笔下的智者西蒙尼德那样，自己无意于政治生活，不会腐蚀青年，危及其统治，尽管哲人比僭主更精通统治。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式的哲人只想办个学园，读点历代经书了此一生。如果说他们仍然有现实的政治关怀，那也仅止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因此，在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中，施特劳斯严格秉承古典的分离原则，认为保持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张力，守持各自的本份，才是比较稳妥、不会两败俱伤的解决之道。他的这幅古哲形象不免令胸怀天下、救济苍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感到沮丧。盖世大哲科耶夫就坚决站在现代立场批判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又予以严肃回应。两人的争辩最终谱写了20世纪思想史上真正堪称智慧的一页。
在科耶夫看来，施特劳斯抱持一种古老的、错觉式的概念，即把哲学作为个人为了寻求永恒秩序所作的洁身自好式的思考。一旦现代哲人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永恒理念并不存在，而所有这些理念只不过是产生于人类争取承认的斗争史时，他们就会意识到，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的进程，将那些潜伏在当下的未来真理付诸现实。因此哲人与僭主应彼此需要，以便共同成就历史：僭主需要被告知怎样的潜力正隐匿在当下，哲人需要那些有足够胆魄的人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科耶夫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予以创造性运用，认为在哲人与僭主之间的联系总是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得以“合理化”：哲人的“合理”建议迟早被僭主实现，而哲人和僭主也总是“根据理性”来相互对待。在这一过程中，主奴辩证法成了历史的发动机，而对承认的欲望则是燃料。借此，真理在历史的过程中生成，历史则成了真理的揭示。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的欲望都得到了承认。历史也就终结于此，而一个“普世一体化国家”顺应而生。哲人的意义也就体现为通过向僭主建议，为实现这一战争终结、人类大同的社会而奋斗。
施特劳斯从根本上拒绝这一调和方案。在他看来，在“普世一体化国家”下生活的人不过是尼采描述的“末人”，他们满足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沉浸于物欲的享受，而完全丧失了人性中的高贵、卓越和优雅。他质疑科耶夫，这样的生活是可欲的吗？
于此，不难发现两人的对立源于各自前提的根本不同。施特劳斯站在古典的立场，认为存在着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对它的探寻无须借助现实的情境，在任何社会中从事哲学都是可能的。而且，古代哲人认识到，由于人性的软弱，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完成，也不欲求改造“国民性”，拯救天下苍生。而科耶夫则站在启蒙以来的现代哲人立场，认为真理乃是历史主义的存在，它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自我生成。哲人通过将其思想作用于现实的政治，既证明了真理的存在，获得了自身的认同，客观上更实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现代哲人以对人性的乐观态度确保着最佳社会的实现。
作为真正的思想家，两人都践行着自己的思想。施特劳斯在美国带着一批弟子细读圣贤书，用他的得意门生布鲁姆的话说：“他在任何组织中都不活跃，不在任何权威机构中任职，除了理解和帮助那些也有可能像他那样的人之外，再没有野心。”而科耶夫则放着法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不当，却倾心于戴高乐总统的“高参”，立志于将其“普世一体化国家”的理念转化为政治现实。如今，一方面，欧元已流通，全球化浪潮也来势汹汹，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与反恐怖主义”逐渐升级，获得承认的世人内心却日益焦虑不安。两人要是还活着，又该好好聊聊。而对于汉语思想界来说，品读这场争辩，不仅是理解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要求，更是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下把握西学，明了自身处境的路标。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施特劳斯、科耶夫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2月版)
历史上很少有哪个时代，哲人热衷于政治超过20世纪，在纳粹治下更是达到高潮。整个德国思想界面对纳粹不是陷入失语症，就是缺乏免疫力———如果不是推波助澜的话。作为在海德格尔哲学革命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施特劳斯无法忘怀这位“我们时代唯一的哲学家”，在1933年的政治选择———成了一名纳粹。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构成施特劳斯一生的基本问题意识。二战虽在行动中结束，思想上清理战争遗留的问题却刚刚开始。1948年发表的本书———《论僭政》就是他困思多年的精心营构之作。在施特劳斯笔下，古典传统复活了其当代意义。
通过细致梳理古代哲人色诺芬关于哲人与僭主的一篇短小对话，施特劳斯让我们看到古代哲人专注于沉思的爱智生活，而无意于在政治中建功立业。因为哲人追求的是不受人事影响的永恒秩序，政治却依赖于机遇和环境，变动不居是其本性。他认识到，即使再好的城邦也不过是个“意见的洞穴”，而搞哲学就是为了走出洞穴见到真理之光。
但哲人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过着孤独自足的生活。他首先是生养自己的母邦的公民，为此他对城邦深表虔敬，而不是充当城邦的牛虻，拿一套自以为是的“真理”来批判城邦的“意见”，显得自己多么有智慧。所以他从伊壁鸠鲁式的花园走向市场并不是为了获得承认，而仅止于寻找那些天性适合获得良序灵魂的年轻人，因为跟这些良序灵魂在一起，就是在追求美好事物。对于良序灵魂的热爱使他有动力来教育这些潜在的哲人，方法就是诉诸言辞的辩证法———对话。
不过，哲人与僭主的冲突也由此尖锐化。因为僭主为维护其统治，必然谋求臣民的认同。为此僭主也必然诉诸教育臣民，争取他们的承认。在哲人争取“友爱的共同体”和僭主争取其臣民之间，就必然面临冲突。哲人为此介入政治，在城邦法庭面前证明搞哲学无害于城邦；劝服僭主，如同色诺芬笔下的智者西蒙尼德那样，自己无意于政治生活，不会腐蚀青年，危及其统治，尽管哲人比僭主更精通统治。在施特劳斯看来，古典式的哲人只想办个学园，读点历代经书了此一生。如果说他们仍然有现实的政治关怀，那也仅止于人民的教育事业。
因此，在哲学与政治的冲突中，施特劳斯严格秉承古典的分离原则，认为保持哲学与政治的内在张力，守持各自的本份，才是比较稳妥、不会两败俱伤的解决之道。他的这幅古哲形象不免令胸怀天下、救济苍生的现代知识分子感到沮丧。盖世大哲科耶夫就坚决站在现代立场批判施特劳斯，施特劳斯又予以严肃回应。两人的争辩最终谱写了20世纪思想史上真正堪称智慧的一页。
在科耶夫看来，施特劳斯抱持一种古老的、错觉式的概念，即把哲学作为个人为了寻求永恒秩序所作的洁身自好式的思考。一旦现代哲人认识到这些所谓的永恒理念并不存在，而所有这些理念只不过是产生于人类争取承认的斗争史时，他们就会意识到，必须积极参与历史的进程，将那些潜伏在当下的未来真理付诸现实。因此哲人与僭主应彼此需要，以便共同成就历史：僭主需要被告知怎样的潜力正隐匿在当下，哲人需要那些有足够胆魄的人将这些潜力挖掘出来。科耶夫将黑格尔的历史辩证法予以创造性运用，认为在哲人与僭主之间的联系总是在历史的进化过程中得以“合理化”：哲人的“合理”建议迟早被僭主实现，而哲人和僭主也总是“根据理性”来相互对待。在这一过程中，主奴辩证法成了历史的发动机，而对承认的欲望则是燃料。借此，真理在历史的过程中生成，历史则成了真理的揭示。最终的结果是所有人的欲望都得到了承认。历史也就终结于此，而一个“普世一体化国家”顺应而生。哲人的意义也就体现为通过向僭主建议，为实现这一战争终结、人类大同的社会而奋斗。
施特劳斯从根本上拒绝这一调和方案。在他看来，在“普世一体化国家”下生活的人不过是尼采描述的“末人”，他们满足于自我保存的本能，沉浸于物欲的享受，而完全丧失了人性中的高贵、卓越和优雅。他质疑科耶夫，这样的生活是可欲的吗？
于此，不难发现两人的对立源于各自前提的根本不同。施特劳斯站在古典的立场，认为存在着超历史的永恒不变的真理，对它的探寻无须借助现实的情境，在任何社会中从事哲学都是可能的。而且，古代哲人认识到，由于人性的软弱，普遍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因此他们不曾梦想历史的完成，也不欲求改造“国民性”，拯救天下苍生。而科耶夫则站在启蒙以来的现代哲人立场，认为真理乃是历史主义的存在，它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自我生成。哲人通过将其思想作用于现实的政治，既证明了真理的存在，获得了自身的认同，客观上更实现了“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抱负。现代哲人以对人性的乐观态度确保着最佳社会的实现。
作为真正的思想家，两人都践行着自己的思想。施特劳斯在美国带着一批弟子细读圣贤书，用他的得意门生布鲁姆的话说：“他在任何组织中都不活跃，不在任何权威机构中任职，除了理解和帮助那些也有可能像他那样的人之外，再没有野心。”而科耶夫则放着法国最高学府的教授不当，却倾心于戴高乐总统的“高参”，立志于将其“普世一体化国家”的理念转化为政治现实。如今，一方面，欧元已流通，全球化浪潮也来势汹汹，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内的“恐怖与反恐怖主义”逐渐升级，获得承认的世人内心却日益焦虑不安。两人要是还活着，又该好好聊聊。而对于汉语思想界来说，品读这场争辩，不仅是理解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要求，更是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下把握西学，明了自身处境的路标。
(《论僭政--色诺芬〈希耶罗〉义疏》，施特劳斯、科耶夫著，华夏出版社2006年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