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2日，“中国投诉网记者敲诈案”有了一审结果，法院认定被告人李凌向完美（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敲诈勒索案380万的罪行成立，因此判处其有期徒刑4年，法院在审案中了解到，这个被判刑的李凌曾在中国投诉网做记者半年，他手中的记者证不是国家新闻出版署发的，而是网站自制的证件，因此上李凌还不算真正意义上的记者，只能以“假”记者惩处。
假记者严重败坏了真记者的声誉，真记者当然愤怒，但可怕的是，有些真记者也正在向假记者看齐，搞些虚假报道、有偿新闻，其行为同骗子差不多。在社会上，在新闻界，一方面是假记者横行“假作真时真亦假”，另一方面是真记者作假“真作假时假亦真”，人们对李逵和李鬼、美猴王和妖怪猴，真假难辨了。
11月30日，《中华工商时报》浙江记者站原站长孟怀虎利用自己的职业和身份敲诈勒索案，一审宣判，孟怀虎被判有期徒刑7年，法院在审理孟怀虎敲诈一案时认为，被告虽然身为记者站站长，但对自己的报道能否发表却没有决定权，而是以其普通记者的投稿权，以及被害单位怕被不实报道损害形象的心理，而非职务上的便利，只因为其职业的特殊性，使其容易敲诈成功而已。法院认定，因强迫交易罪中通常被害人有交易意愿在先，但对被告人利用各种不法手段剥夺，限制其对交易对象的选择权，对交易价格的选择权等等，认定孟怀虎的行为完全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特征。这是真记者进行敲诈犯罪的一个典型案例。
最近以来，有关真记者，假记者屡屡敲诈而被逮捕判刑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人们在感叹新闻行当存在“变质”的同时，更对真“假”记者为何能敲诈得逞而提出疑问，是谁给了这些人进行敲诈活动的“空间”？为何利用新闻批评稿件相要挟的办法能“大行其道”呢？
在“百度”搜索里，随便点击“记者 敲诈”四个字，竟有86万多篇文章提到了真假记者进行敲诈犯罪的事件及过程，在这些案例中，笔者总结归纳了几点共性：
一、不论是真记者，还是假记者，他们进行敲诈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抓住了被批评单位的“过错”和“污点”，然后写一篇报道，要么传真给对方，要么就亲自登门让对方看稿件，这是一种惯用的以“批评稿件”相要挟的办法，目的就是让逼迫对方“就范出水”。眼下一些“记者”到基层采访时、拉广告、拉赞助、搞有偿新闻、甚至从中为自己索要一些小费，基层单位一旦伺候不周，顺手就能为你写篇批评报导勒索一下。之所以能出现这些问题，关键在于这些年的新闻已经和利益联姻，吃新闻这碗饭绝对已不是有利可图，甚至是名利双收的好行当了。记者联系到广告，回去后有提成，搞有偿报导当然更有利图。抓住个别单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写成一篇批评报导后，单位的领导也就慌了手脚，甚至直接给他们钱物，把大事划小、小事划了。一些记者从各方面捞取实惠和好处后，就越来越胆大，开始诈骗和勒索，向基层索要好处。
二、在真假记者敲诈得逞的几个典型案件中，有一点值得注意，那就是不少被“批评”者，害怕记者曝光，所以就出钱摆平“记者”。被敲诈成功的大多数单位和个人，必是有什么把柄落入了别人的手中：一定有什么不能公布于天下的丑陋事情，或是有违法政策法规的行为，才会面对真假记者的敲诈而乖乖就范。所谓身正不怕影子斜，如果没什么可被敲诈的把柄，那又何来怕那些真假记者呢？
三、在“假”记者敲诈过程中，这些“假”记者要么是自制的证件，要么还有个别报刊社给其发的工作证件，这从侧面也反映出个别报刊社监管方面的“缺失”。从另一角度去想，出现敲诈现象的事情发生在记者身上，根子还在报刊社，记者是报刊社和自身利益面前的既得利益者和牺牲品。大部分报社的经营体制和牟利方式把记者推到了这个风口浪尖上。非法牟利牟取成功后，他们是“记者”，失败后他们就成了“敲诈犯”。这是一些报社和记者本身的悲哀，也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病痛。据报道称：从今年8月初开始到11月9日，4个月时间，山西省吕梁市新闻出版局一共查获了80余名假记者。打假成功了，竟然查出这一长串。“打假以前只是听说假记者如何猖獗，如何敲诈之后一夜暴富，查了之后，才发现假记者确实多。”那为何会有这么多假记者出现？他们又为什么会敲诈成功？这难道不值得有关部门反思的吗？
四、敲诈记者所打的媒体牌子也越来越高，都打着“中国XX报”的旗号，而且敲诈钱财的数额越来越大，这说明国家级大的新闻媒体在记者站的管理上也出现了问题。
今年5月，新闻出版总署对《中国食品质量报》社等4家报社记者站记者汪启明、孟怀虎、卜军、陈金良以新闻报道为名，向基层单位和群众敲诈或诈骗财物的违法违规活动发出通报。严肃指出，这几起记者涉嫌敲诈或诈骗案件，在群众中造成了恶劣影响，严重影响了新闻出版行业的声誉。要求各地有关管理部门和各报社针对记者站管理中存在的问题，逐一进行检查，对存在的问题逐一纠正，将各项管理措施落到实处。
仔细留神，笔者有两个发现，一是被通报的这几名记者不是一般的记者，而是记者里面的领导。他们分别为：《中国食品质量报》社原四川记者站副站长汪启明、《中华工商时报》社原浙江记者站站长孟怀虎、《经济日报农村版》原浙江记者站副站长卜军和《中国工业报》社原河南记者站常务副站长陈金良。二是他们全是中央机关或部门的驻地记者，而不是地方报刊的记者。这就不由得不引起我们的深思。这些中央机关的驻地记者站长们之所以能在地方和基层胡作非为、敲诈勒索，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中央机关报社的牌子做掩护，才使他们敢于拉大旗做虎皮，利用报社的招牌和赋予他们的权力从事明目张胆的敲诈。恐怕谁都不敢相信，当堂堂堂正正的中央级大报的记者们和敲诈勒索划上等号的时候，人们真不知道他们应该是敲诈勒索犯罪分子，还是新闻媒体的记者呢？
笔者也在新闻单位任职，与同行聊天时发现，不少新闻单位受竞争和发展的影响，这些年的招聘越来越搞笑，只要能拉来赞助就可以当记者。这些良莠不齐的“记者”在外采访确实让人担心，不少“记者”打着新闻单位的招牌，四处招摇撞骗、敲诈勒索，几乎成了大大小小单位的“克星”。一个单位有事没事，常常会接到记者的电话，要求采访，一旦拒绝采访或接待不周，就会遭来暗算。而社会上对“拍马屁”的软文，几乎不屑一顾，但读者对所谓的“曝光”新闻却津津乐道。“人无完人”，真要挑刺，哪个单位找不出一点“把柄”被这些无良记者作为要挟的资本呢？新闻是社会公器，却成了社会“公害”。舆论被少数人利用，成为发家致富、栽赃嫁祸的手段。新闻舆论的公信力因此受到严重打击，这不能不说是新闻工作者的悲哀，是社会的悲哀。现在一些有志青年在初踏记者之路后，常常感到迷茫，为什么人们对待记者的态度，不像他们在书本中感觉到的那样神圣崇高，甚至要遭受冷嘲热讽并被报以老拳。
最近，人民网进行了一个主题为“你眼中的媒体”的调查，有36％的被调查者对中国新闻道德现状“不太满意”或“非常不满意”；有70％的被调查者认为记者最应该提高的是“职业道德水平”。“防火、防盗、防记者”之说，是我们必须正视的社会现实，也是必须正视的新闻界问题。要坚决把触犯刑律的假记者送到监狱里去，同时，新闻媒体也要“清理门户”，教育记者严于律己。
如此看来，我们的新闻行当确实该到了深刻反思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