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做记者该具备什么样的素质？曾经和朋友们有过探讨。我以为读人文书太多的人很难做一个好记者，因为面临太多道德冲突，比如一个熟人可以给你提供很内幕的信息，但是这样的信息一出去，被报道的人就知道消息的源头，这个提供信息的人就会倒霉，在中国这样一个媒体环境，新闻的作用本来不大的情况下，牺牲一个人的生计和前途值得不值得？如果更多地从人文的角度考虑问题，那就会以个人生计为重，这条新闻就会放弃，但如果不从人文角度，只从自己新闻或出名的角度，那就不会照顾别人的死活，新闻报道出来，朋友丢掉饭碗。一名记者朋友在报道时就碰到过这样的事情，一个政府部门的朋友告诉他内幕消息，这消息只有四个人知道，最后这四个人全部降职，这位记者也不敢再找这个朋友了。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采访对象处于痛苦之中，而你的提问可能会向他伤口上再撒一把盐，从新闻角度没有什么错，因为要获得真实的事实，但从人文角度来看，真实的事实对这个人可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那还要不要提这样的问题？有一些新闻图片曾经引发无数道德口水，深陷其中的人身心煎熬，如一张鹰啄垂死的小孩的照片、越共杀死逃犯的照片，这里面都蕴涵大量的冲突，这种冲突其实是李泽厚先生一直在讲的历史与伦理的二律背反。

现在市场化的新闻媒体竞争非常激烈，报社在这种激烈的环境中，只是一味向记者编辑施加压力，加重工作负担，记者之间也是竞争激烈，人与人之间关系冷漠，毫无人情味，整个机构里总是你来我往，流动很快。在残酷的竞争中，没有安全感，没有人情的温暖。由于市场组织本身的粗放、不成熟，缺乏相应的保护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机制，使得不少人又重新返回体制内的媒体，体制内虽然没有什么工作激情，也做不出什么成绩，但体制内的文化是一种稳定的文化、人情味的文化，安全有保障，福利有保障，生活的底线能够保障，市场化的媒体可能生活的底线都不能保障，这就使得本来困难重重的市场发育更为艰难。

由此推而广之，其实在今天中国的市场环境里，许多市场组织发育不完善，市场本身还没有形成一种完善成熟的机制和文化，只有市场初期的激烈竞争、对人力资本的疯狂挤压，在一个市场本来就不完善的社会环境里，这种市场文化把许多本来想要进市场的人赶回体制内。任何一个人都需要有基本的生存保障，基本的安全感和基本的福利保障，如果只有激烈的竞争，没有任何合作和彼此的友好，还没有基本的保障，那么大家只有离开它，退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的那种有底线保障的生活。

中国媒体的现状是生活、财经媒体繁荣，我从来没有参与过生活类媒体，没有说话的权利，我对财经媒体却是熟悉的。在财经媒体呆过的人，肯定知道财经媒体和企业的关系是非同寻常的。很长时间陷在职业的道义激情中，认为对于企业就应该更多负面报道。经经过一番思考，我现在慢慢开始同情企业了，尤其是中国的民营企业真是非常不易。

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企业没有力量改变大环境，它只能随波逐流，适应整个行政体系各种合理或者不合理的要求。今日中国的财经媒体畸形繁荣，内容同质化程度非常高，政经是很难把握的一块的内容，很容易触雷，所以大量的财经媒体把报道的对象定位为企业，我们看到大量的财经媒体都用很大的篇幅报道企业，其内容不外乎报黑幕，或者吹捧。更多坚持新闻客观性原则的媒体，为了满足老百姓对公正的需求，大量报道企业的黑幕，很多企业就在媒体的揭露中陷入资金链困境，最后倒闭从公众视野中消亡。这些消亡的企业中确有该死的，但也有不少企业是因为媒体的广泛置疑，在现有政治框架下被口水淹没而死亡的。

媒体对企业的报道，表面上似乎都是按照新闻原则来报道一切的，但实际上对企业并不公平，是在企业本来就很艰难的处境上雪上加霜，加重企业运营环境的恶劣。在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下，国企的力量很强大，可以与民争利，跨国公司凭借自己强大的实力与政府谈判。民营企业要生存就必须采取一些不阳光的手法获得资源（如贷款、批文等），不这样做，就根本不能做企业。企业贿赂官员获得资源，这本来是在现有政治体制下的无奈之举，如果有别的选择，他们很可能不这样选择。官员通过各种方式索贿、设置障碍，作为企业一方没有办法维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现实的选择就是行贿。媒体可以大量报道企业的违规举措，但却不敢报道各种官员的恶行。

企业遭遇双重夹击，一边是官员的索贿、设置障碍；一边是媒体挖地三尺的报道，为了缓和媒体关系，最后以投放广告来了结。媒体尤其是市场化的媒体，由于有太多的报道禁区，但投资方又有强烈的盈利要求，资本要求盈利本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这样，媒体就处于一种不让牛吃草又要牛出奶的困境之中。媒体的困境加剧了民营企业的困境。基本原则上的问题让所有环节无法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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