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中国教育10大掘墓人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十:北大教授贺卫方

贺卫方,1960年7月生,男,山东省牟平县人。西南政法学院法学学士(1982),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硕士(1985)。 1985年起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并主持《比较法研究》季刊编辑工作。995年调至北京大学法律学系任教至今

上榜理由:现行法学研究生入学考试设计存在着相当严重的缺陷,削弱了考试应有的专业偏向。尤其是法律史和法理学专业,这样的考法足以让那些爱好理论和历史、并且对此已经有大量阅读(因而很可能偏科)的考生被卡在门外。因此,贺教授决定:自2006年起,不再招收法律史专业研究生。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九:清华教授陈丹青

陈丹青,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期间自习绘画。1978年以同等学历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留校,1982年赴纽约定居,自由职业画家。2000年受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现定居北京
上榜理由:陈丹青向清华大学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他坦承:“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他警告说—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扩招、创收、增加学科、重视论文等等......实则退步,学生“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八:支教研究生徐本禹

徐本禹是华中农业大学的在读研究生。这位22岁的小伙子一年前保留研究生学籍2年,志愿到贵州贫困山区义务支教,一年多来,在乌蒙山区腹地的农村小学,他忍受着孤独和寂寞,用爱心精心栽培和呵护贫瘠土地上的花朵,用真诚和行动实践着一名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及一名共产党员的神圣使命。他被评为2004年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
上榜理由:突如其来的荣誉让这个22岁的小伙子压力巨大。“成名后,他面对得最多的不再是需要他的孩子们,而是不断奔波于不同的城市间,出现在不同场合的接受采访、汇报、讲座……”徐本禹母校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彭光芒在一次座谈会上呼吁,“千万不要‘捧杀’徐本禹。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七:上海交大讲师晏才宏
晏才宏,上海交通大学的一位普通教师,3月12日死于肺癌。他去世三天内,上海交大校园BBS上,竟发表了学生千余篇悼念文章,学生还自发筹资为他出版纪念文集。他上课已达到了这种境界: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胸,例题信手拈来,讲课条理清晰、自成体系。加上一手俊秀的板书,洪亮的嗓音,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几乎场场爆满,座无虚席。
上榜理由:他终年57岁,教学水平和师风师德广受赞扬,由于没有论文,去世时还仅仅是个讲师。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悲剧人物”,他的言行在浮躁之风盛行的校园里显得如此“不合时宜”。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六:弃清华的状元陈秀野

陈秀野,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学生,以707分(内含20分优秀生加分)摘得本次北京高考理科状元。报考: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专业,经过反复的思量和再三考察,她决定不去清华报到了。她选择香港科技大学,纯粹是出自学术和个人发展的考虑。
上榜理由:我们的内地高校能不能找到最优秀的生源,能不能留住最优秀的生源将是一个问题。香港大学参与招生竞争是件好事,能给内地高校带来紧迫感。如果内地高校以此为契机,加快改革,提高国际竞争力,无论对考生还是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大喜事。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五:清华退学博士王垠

王垠,男,清华大学计算机系在读博士,本科就读于四川大学,大四时被保送清华大学攻读直博学位,目前只剩一年就可博士毕业。在此期间,他因《完全用linux工作》一文和对TeX的推广这些“非研究成果的业余东西”而出名。日前在网上发表公开信,表示要申请从清华退学

上榜理由:对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博士说不,对中国高等教育说不,王垠的退学申请虽然对导师略有微词,但促使其放弃清华博士学位的,是国内所谓的学术规范和学术研究模式。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四:生命的绝唱何国英

广西大学动物 科技学院2002级研究生何国英,一个28岁的女孩,几年间被绝症一再光顾,两次大手术、一次又一次化疗,使这个身高一米六的女孩体重剩下不到70斤,像风中之叶。

上榜理由:何国英文静、瘦弱,却语出惊人:“我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正是癌细胞再次向她袭来之际。她以惊人的毅力,一边定期治疗,一边苦攻学业,和其他同学一道正常完成了学业,硕士论文获得优秀。她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坚强。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三:中科院博士孟懿

孟懿,26岁,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阳籍在读博士生,8月20日下午4时多,从研究所教学楼7楼纵身跳下,令人感到震惊的是,孟懿在决定自杀之前并没有表露出任何征兆,而在遗书中,他直陈自己选择跳楼来结束生命的原因是“厌世、精神抑郁”。

上榜理由:留下两封遗书,从容自杀。这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信号:文凭越高,自杀的概率竟然也越高。高端教育的低端缺失,赫然地摆到了人们面前。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二:因择校费自杀的秀秀

当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参加结业典礼时,宁夏银川市13岁的小学毕业生秀秀(化名)却永远地离开了人间…… 在她留给父母的短短100多字的遗书里,“我是个差生”“我死了可以帮您节约10万元”等字眼,深深地刺痛着人们的心。如花的少女,为何选择了不归路?是什么让她稚嫩的心灵承受着如此沉重的负担?

上榜理由:秀秀,没等谁对她板起冰冷面孔,自我“放弃”了,“放弃”得如此彻底!尽管,“差学生”不过是她的成绩单写真,“死”的含义她尚懵懂,“节约”要义她错解了,“10万元”甚至只是她对择校费的道听途说———但,她的悲剧背景上,义务教育被钱异化的图像毫不虚幻。

 

2005中国教育掘墓人之一: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
张保庆,1944年6月生,河南镇平人,中共党员。1964年至1968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法语专业学习;1968年至1970年,在部队农场锻炼;1970年至1979年,在中国国际旅行社天津分社任翻译等。期间,1973年至1976年,在中国驻乍得使馆工作
上榜理由:为教育收费问题冲冠一怒,有个性、敢说。从他制造的新一轮教育问题反思风暴到他本人卸任,时隔两月。之后十余天,他的名字和行为被更广泛关注,并引发了猜测和评论的风潮。

    注:腾讯教育的大标题为“2005中国教育10大掘墓人”,可下面的小标题却变为了“校园最具影响力人物”,比较这下,我更喜欢大标题,故在此对小标题进行了修改。http://edu.qq.com/zt/2006/jyjmr/

附录:

教育,一个让中国人无法痛、又不得不痛的主题。当教育成为2005关系居民安身立命的新的民生问题之首时,我们怎么去形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迷惘、困惑、空虚?相反,这些词只是人们对教育的一些模糊感受而已。 2005,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挥舞着不同形式的铁锹,掀开了中国教育沉重的那一面,从掘墓人到启蒙者,他们还要走多远?

 

每年,都会有一群名字,互不相干的名字,被人们放在一起讨论。这样的讨论,有时候被称为感动中国,有时候被称为岁末盘点,还有的时候,被称为回顾与展望。但是,当我们面对下面这些名字的时候,总是会多多少少地觉得沉重,而不是像感动中国那样被煽情,或是像岁末盘点节目一样轻松搞笑

 

让我们觉得沉重的,不是这些人,也不止是他们所经历的事情,而是把他们的名字维系在一起的这个主题。 教育。一个让中国人无法痛、又不得不痛的主题。也许,当百年前的志士们听到科举考试被废除的时候,是无比地快乐;六、七十年前,一批批从新式学堂毕业的爱国青年踏上救国之旅的时候,是无比地自信。然而,今天的教育,给了我们什么样的感觉?迷惘、困惑、空虚?这些词,还不足以形容目前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相反,这些词只是人们对教育的一些模糊感受而已。

 

为什么享有盛誉的法学专家会愤而宣布,放弃招收本专业的硕士研究生?为什么一位以艺术和教育为信仰的老师,为了坚持自己的理想,向学校提出辞职?他们的目的是一样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不能凭借自己的力量教育出最好的学生,不能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专业教育,那就宁愿放弃这个教育者的资格。

 

他们的放手,不是逃避,也不是意气用事,相反,这是一种满怀责任心的表现,是一种无奈而又无力、但是又充满个人理想情怀的抗争。如果说,教授们的抗争,是因为他们对现今的教育状况深深担忧,不得不做出的选择,那么,学生们的敏感,则是更为令人叹息的。一位考上中国顶级高等学府博士研究生的学生,写下洋洋万言的退学声明,他对学校从梦想和期望,到失望和不认同,这期间只经历了极短的时间。我们的教育,我们的校园,给学生如此的印象,又怎能怪学生的偏激呢?

 

同样,高考状元,年仅十七、八岁的一位女生,也经过一番比较之后,对我国大陆教育说不。对此,我们已经无需太多说明,由应试教育遴选出来的高考状元,自然对应试教育存在的问题心中有数,她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立场,一种无需做任何注释的立场。可能百年之前,那些怀着报国理想、漂洋过海求学的留学生们想不到,今天的学子,采用和他们当年同样的方式,但是却怀着和他们完全不同的心情,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今天的教育制度,恰恰是当年的那些爱国志士们从海外带回的,可是,不知为什么,它变成了生长在异国他乡的橘子,不但味道变了,样子变了,性质也变了。前几天,我在国展的图书交易会上,看到了大幅的海报,关于爱滋女生的。也许,生命就是这样脆弱,但不同的是,有的生命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变成为世人所瞩目、窥视的商品,而有的人,则只能成为划破夜空的流星,除了凌厉的一道亮光,别无痕迹。

 

一位身患绝症的研究生,一面用自己最后的时间撰写自己的学位论文,一面尽可能地与癌细胞赛跑,让自己能够留给这个世界有意义的东西更多。然而,另一边,一位同样是高学历的博士,则在留下遗书之后,主动为自己的人生划上了句号。海伦凯勒说过,如果每个人在最初的时候都经历三天的目盲和耳聋,他就会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同样,如果一个人真的体会到和病魔赛跑的艰难,也许他就不会再觉得生命有那么多所谓的不能承受之轻。当然,也可能在那些从容赴死的人看来,人生本来就没有意义,不应该做什么赛跑。也许,他们学的哲学太多,而对人性的关爱太少。相比之下,那位与病魔赛跑的女生,虽然她的行为近似于愚公移山,但,谁又能说这只是无谓的努力呢? 2005年,有两个名字排列在一起,给我一种喜剧的感觉。一位,是至死都只是大学一名普通讲师的晏才宏,另一位,是致力于支教工作的徐本禹。这两位,一个是去世后被学生怀念而被媒体关注,另一个,则是被提名为感动中国候选人而进入记者们的视野。他们都被关注了,然而往者已矣,即使是事后的反思,也已经无法挽回什么;正在被关注的,则因为曝光率太高,日常的工作也受到了影响。也许中国的媒体就是这样,不是对这些默默奉献的人毫不关心,就是关心得过分。而且,他们的关心,很多时候都不到位,说不到点子上。去世的老师,并不是因为什么职称问题而让学生们遗憾的,而支教的青年受到关注,也并不能归因于他自己当年就是一位贫困生。

 

真正的问题,就是教师的待遇和教育的困境。试想,如果普通的教师都能够有安逸的生活条件、轻松的工作环境,那么,即使晏老师依然是一名普通的讲师,又有什么好遗憾的?他的理想就是教学生,而不是困守书斋写论文。同样,如果教育环境得到改善,那么支教的徐老师的故事,也就不那么煽情了。我不想给这样的故事泼冷水,但是,我们的新闻界,制造的煽情泡沫实在太多了。

 

说到教育环境、教师待遇,就不得不说教育政策和教育经费问题。每年都有一些新闻,贫困农村的父母,因为拿不出钱来供子女上学而愤懑自杀,而很多学生,因为凑不齐学费而把入学通知书付之一炬……这些看似80年代电影和小说的故事,就真实地发生在我们面前,而因为入学的户口、学籍问题而给学生造成的障碍,则是比学费问题更难解决的难题。要面对的问题这么多,要经历的事情这么多,中国的学生,中国的家长,所面对的,不是一场教育人生,相反,是一场教育苦旅。但是,高等教育大众化了,平民化了,尽管有着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还是要读书。问题在于如何读书,在哪里读书。我本人对国外高校没有任何好感,相反,恶感多于好感。但是,越来越多的学生走向海外,到那里寻找适合自己个人发展的教育之路,对此,我理解,虽然我不赞成。中国的教育,在2005年的这些人的身影之中,变成了模糊的残破的风景。也许,每个经历过中国高等教育的人,在回想起自己的读书经历时,虽然不一定会有这些人一样的经历和感受,但是会有一样的心情,就如某导演写的一本书的标题:我把青春献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