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副局长潘岳近日向媒体通报，国家环保总局和国家统计局已于近期在10个省市启动了以环境核算和污染经济损失调查为内容的绿色GDP试点工作。与绿色GDP相对应，我国也有望在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据《新京报》3月1日报道）
传统的GDP考核模式因为忽视了经济增长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付出的代价，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说，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在讲究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把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通过绿色GDP指挥棒的作用来逼迫官员放弃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是可喜的进步。但是，现有的种种迹象表明，对于这种新的经济考核方式，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的GDP统计数据并不能让人放心。去年7月，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我国去年上半年GDP增长9.3%，但之后根据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后，统计人员发现增长率竟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而同时，GDP总额中央和地方的数据也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再次出现，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上收了各省的GDP数据发布权。
上面那个例子是从宏观角度观察，前不久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自杀身亡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案例。有关部门称刘敏死于精神焦虑症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统计局局长患上精神焦虑症？知情人透露：当地“辉煌”的ＧＤＰ数字遭到各方的质疑，是刘敏心理负担沉重，最终走上不归路的原因。当GDP数据成为统计局局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时，这样的统计数据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传统GDP数据尚存在“掺水”作假的可能，即将推行的绿色GDP要挤干“水分”就更加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我国绿色核算的制度建设也基本还是空白。因为技术上的难点，你甚至很难把明显的统计“误差”称之为作假。去年底，山西省就传出全国第一个省级“绿色GDP”遭到质疑的声音。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公布了该省“绿色GDP核算”研究成果——“该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时隔不久，山西省统计局也核算出一个“绿色GDP”数据。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统计局方面称这个数字和山西省社科院此前公布的结果“出入很大”。在山西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看来，“统计局作为政府部门、社科院作为科研部门，两者的出发点不一样，计算方法不一样，结果肯定也就不一样。”笔者不敢妄断哪个数据更可靠，只是质疑，如果因为出发点不一样就能得出“出入很大”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对绿色GDP抱有多大的期望呢？
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体现出发展思路上出现的变化，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与政绩相关的统计数据都有可能受到领导干部的影响，绿色GDP中也难保不会掺入“水分”。笔者赞同潘岳的看法，鉴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的研究与试验工作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但是更想指出，如果体制上的弊端不能得到有效改良，绿色GDP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其科学性和可信度，并不能让人乐观。
传统的GDP考核模式因为忽视了经济增长在环境、资源等方面付出的代价，一直为人所诟病。中国科学院牛文元教授说，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在讲究可持续发展的今天，把环保指标纳入政府官员考核体系，通过绿色GDP指挥棒的作用来逼迫官员放弃高消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无疑是可喜的进步。但是，现有的种种迹象表明，对于这种新的经济考核方式，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
一个明显的事实是，目前的GDP统计数据并不能让人放心。去年7月，国家统计局计算得出我国去年上半年GDP增长9.3%，但之后根据各省统计局上报的数据进行加权计算后，统计人员发现增长率竟达到13.5%，相差4.2个百分点。而同时，GDP总额中央和地方的数据也相差十几个百分点。为了避免这种尴尬局面再次出现，国家统计局从2005年开始上收了各省的GDP数据发布权。
上面那个例子是从宏观角度观察，前不久安徽蚌埠市统计局局长刘敏自杀身亡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微观的案例。有关部门称刘敏死于精神焦虑症导致的非正常死亡，是什么原因使这位统计局局长患上精神焦虑症？知情人透露：当地“辉煌”的ＧＤＰ数字遭到各方的质疑，是刘敏心理负担沉重，最终走上不归路的原因。当GDP数据成为统计局局长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时，这样的统计数据能有多大的可信度呢？
传统GDP数据尚存在“掺水”作假的可能，即将推行的绿色GDP要挤干“水分”就更加困难。目前，国际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也还没有一个国家就全部资源耗减成本和全部环境损失代价计算出完整的绿色GDP，我国绿色核算的制度建设也基本还是空白。因为技术上的难点，你甚至很难把明显的统计“误差”称之为作假。去年底，山西省就传出全国第一个省级“绿色GDP”遭到质疑的声音。
山西省社科院副院长董继斌公布了该省“绿色GDP核算”研究成果——“该省2002年度的绿色GDP为全部GDP的66.6％”。时隔不久，山西省统计局也核算出一个“绿色GDP”数据。虽然没有透露具体数字，但统计局方面称这个数字和山西省社科院此前公布的结果“出入很大”。在山西省社科院的研究人员看来，“统计局作为政府部门、社科院作为科研部门，两者的出发点不一样，计算方法不一样，结果肯定也就不一样。”笔者不敢妄断哪个数据更可靠，只是质疑，如果因为出发点不一样就能得出“出入很大”的统计数据，我们还能对绿色GDP抱有多大的期望呢？
领导干部的政绩考核中加入环保因素,体现出发展思路上出现的变化，当然值得肯定。但是在目前的行政体制下，与政绩相关的统计数据都有可能受到领导干部的影响，绿色GDP中也难保不会掺入“水分”。笔者赞同潘岳的看法，鉴于中国当前环境与资源的严峻形势，无论有多大困难，绿色GDP的研究与试验工作都必须毫不犹豫地向前推进。但是更想指出，如果体制上的弊端不能得到有效改良，绿色GDP能在多大程度上保证其科学性和可信度，并不能让人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