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任正非办公桌上的《美国陷阱》，其实讲述的是一个法国版的“孟晚舟事件”。皮耶鲁奇是法国阿尔斯通公司锅炉部的负责人，仅仅是由于其十多年前在印尼的一个核电站项目中，他参与签订的业务合同与贿赂当地官员有关，就被美国检察官要求做卧底揭发阿尔斯通，并被拒绝保释和关押了五年之久。这期间，为了支付美国的巨额罚款，阿尔斯通也被美国通用电气低价收购。

　　所以，由于在5G技术上的领先优势，华为公司成为了美国司法部的眼中钉。一方面，美国人不认为中国在技术上的领先是无数科研人员日夜拼搏的结果，他们总认为是中国人不遵守规则，无视知识产权和采用不正当竞争手段，另一方面，是美国一贯的自大和优越感，不愿意承认中国在很多技术领域已经通过自己的努力而领先。相反，任正非对美国技术成就和苹果公司产品的认同，更显示出中国企业的开放和气度。

　　在《5G时代》一书中，项立刚对5G的应用场景和即将引发的社会变革做了一个详细描述。5G的低功耗、低时延、万物互联，为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人工智能等新产业提供了想象空间。我们所熟知的只是5G网络下载一部高清电影只需要几秒钟，但5G的功能远不止这些，比如智慧城市、无人驾驶等等，都需要所有设备都接入互联网并进行统一运算，才能自动得出最优选择，并确保安全和隐私。

　　再来看看《特斯拉传：实现不可能》。应该说，除了通讯和互联网的某些领域，中国有一定优势之外，在类似于汽车和飞机、精密仪器和医药等诸多科技领域，中国还落后美国很多。特斯拉的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其着手推进的“在火星上建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的梦想，更是令人叹为观止。其space+的卫星发射计划，将会超越目前5G的基站的微波通讯传递模式，而直接从太空实现全球覆盖，这将会是更大意义上的一次技术革命。

　　在《全球商业共同体：中国企业共建“一带一路”的战略与行动》中，与美国增加关税壁垒不同的是，中国跨国企业正在积极推进全球商业共同体，为避免“文明的冲突”，避免现有的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所带来的问题，柯银斌认为在构建一带一路的商业共同体中，中国跨国公司必须关注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通过每一个全球性商业场景来实现，例如投资或承建项目、战略联盟、产业园区和经济走廊等，与所有利益相关者之间建立良性的互动合作关系，完成共同发展、积极和平、改善治理的使命。

　　曹仰锋博士的《第四次管理革命》论述了在数字经济和互联网催生下的新型企业组织形式。他通过阿里巴巴、海尔、苹果、亚马逊、西门子、丰田汽车这六家成功的跨国公司，从战略、组织和人这三个维度，提出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V模式”，也就是以价值共生为中心，通过三个要点——战略生态、平台赋能和价值共创，来成就他人，从而实现自己的繁荣。这其中，“人的价值第一”，也就是说，管理和组织的形式需要基于人性的优点和缺点。

　　最后，《我是怎样设计飞机的》作者凯利•约翰逊则是美国20世纪著名的飞机设计师，是洛克希德公司的灵魂人物，也是“臭鼬工厂”的创始人。著名的U-2侦察机和SR-71“黑鸟”就出自他手。在他的十四条凯利原则中，反复强调了用精神品质打造好每一个部件，对设计的亲身体验，如果不能从中发现出一些大的问题，新的设计思路将会是无比艰巨——某种程度上，这和奢侈品行业中限量版产品的“精益求精”是一致的。